作者的话：我祖籍湖南益阳，周家的祖先在山清水秀的益阳生活了好多代，直到我的祖父周立波。他很年轻时离开家乡到了上海，在上海待了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广西然后去了延安。
延安生活的几年对立波的一生影响很大，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授外国文学，他的审美观艺术观打动了当时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很多年轻学生。以小说家传世的他是在延安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在这里他和他的同行好友们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在这里他打架他恋爱，在这里他体会体力劳动的艰辛和愉悦，也被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所震撼而不知所措……
《延安文学》编辑贾勤夸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还可以写下纯粹的中文，我想这就是思乡病的一种吧？学工科出身，长年在商业社会里工作和生活，和缠绵多情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二十年后可以流畅的用复杂到美丽的中文表述剪不断理还乱的早年故事，内心大概有着连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时间和距离都没有能够冲淡的浓浓乡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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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波为了不做亡国奴，为了抗日，为了个人的事业，为了有声有色的大千世界，也为了逃避芷青可能的责备抱怨，再一次匆忙地离开了家乡。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匆匆一别就是好多年，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他的父亲周相公，他自己的小家和整个中国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离家前他再次在益阳县城停留，和他的世交加好友林家兄弟相聚。林家兄弟说的是两位堂兄弟。林大家产很丰厚，和周相公一样相信教育救国，也和周相公一样决定一辈子无党无派。不同的是他比周相公有实力，拿了大笔的家产出来办学校，不但办新派的洋学堂，而且办的是当时甚稀少更时髦的女校。他办的学校叫蔚南女中，在当时的益阳是间质量不错的贵族女子学校。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间学校和芷青们有莫大的关联，也给林大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麻烦。
相信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的林大也有大少爷的脾气，他极爱打牌，几乎整天都泡在牌桌上，而且打的是赌钱的牌，输赢还不小。立波在外面赚的钱一向是随赚随花，从来不带回家，每次回家来都是两手空空。周相公虽然一力承担全家大小包括立波家小的生活，但也不会再拿出钱来送三儿子出门，何况他根本就不赞成三儿子出门。立波的银行多半是林大的牌桌，在林大输赢的空歇间表述并得到或者不需表述就能得到林大不经意的赞助。在以后的日子里，单亲妈妈芷青也曾守候在林大的牌桌旁为路易的学费求助。
号称无党无派的林大其实在政治上还是有倾向性的，他对立波和其他亲友有意无意的政治献金就是证明。他的蔚南女中后来更成了在益阳的中共地下党最重要的活动基地，这没有林大的默许和支持是跟本不可能的，他当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亲友中的出色人物也多是共产党人，比方说周扬，立波和周扬的相识就是林大介绍的。再比方说林二，林二是林大的堂弟，贾小姐的夫婿。林二虽然没有林大那么多的家产，但也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夫妇二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林大还有一位寡嫂，家财比林大更雄厚，也致力于办学校，学校办到了省城长沙，规模比慰南女中还要大。每当林大需要资金周转时，这位寡嫂处是不错的资源。孀居的寡嫂有个儿子，万贯的家财加上母亲的溺爱教养出来的竟然是另一位理想主义者。林家小少爷很有文才，从少年时代起就醉心于共产主义，他曾把家中的银元一担担地偷出来给地下党的人用，好多年之后这些地位不错的人还记得那位传奇的少年，对他心存感激。林小少爷后来去了延安，他在延安也很有文名，他不长的延安生涯中曾有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成了当时重要的文件，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的头版位置。
阴差阳错间这位林小少爷并没有成为另一位共产党的理论家，他后来的命运很是曲折不幸，竟然还影响到了芷青的后半生，这些让我在以后的章节里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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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波这一次离家去了桂林，并在那里待了有半年之久。桂林虽然不时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还在中国人的手中，由广西桂系军队统治。当时的桂林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左倾的报纸，出版社和书店都可以在这里生存。立波在桂林为《救亡日报》作编辑，《救亡日报》是郭沫若办的左翼报纸。立波再次住在报社楼上的小房间里过着忙碌而清贫的文字工作者的生活，他晚上编报纸，有空翻译书。前面说过了，他在沅陵和桂林翻译的三十多万字的苏联报告文学集《北海运河》在桂林制版后被炸毁，没有留下底稿。
一天立波在书店看书，偶然碰到了也留落在桂林的胡乔木，两人聊了起来，互相问对方要不要去延安后就决定结伴同行去延安了，不久之后两人真的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同车还有曾任杨虎城部秘书长的南汉宸，西北驻军多是他的部下，所以一路顺利。胡乔木到延安后不久就成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后更成了对中国理论界、文化界很有影响力的重要人士。
延安地处陕西省的北面，荒凉偏僻，气候干冷，土地贫瘠，和青山绿水的益阳、绚丽繁华的上海大不相同，但它是立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是当时腐败、糜烂、贫穷、无望的在亡国的边沿挣扎的中国土地上的一方净土。何况那里还有那么多的先到的朋友，比方已经到了延安，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
于1939年年底到了延安的立波的心情真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穿着粗布没有样式的衣服，吃着简单粗糙的饭食，住在简陋的窑洞里也不能稍稍减少他的兴奋。他到延安不久后写了一首名叫《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的长诗，我今天读起来还能体会到他当时充满阳光的好心情：
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
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
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
像青春相信他的纯真的梦境，
像那朵飘走的云，相信他的自由轻快的飞奔。
我希望早风把我的歌带走，
带给远方和远方的人们，
让他们相信，让大家相信，
生活里有很多美丽的东西，
像白天有着很好的早晨，
像春天有着很好的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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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波是个单纯、执着的人，当时延安的风气也是单纯，执着的，让他有一种鱼儿游在水里的自在和欢快。他喜欢延安和延安的生活，也容不得别人不喜欢，遇到看不顺眼的人和事，他还是会像在上海时一样大打出手。当时到延安的已经成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很多，有些人像立波们一样如鱼入水，有些人却觉得延安并不是他们想象的样子，很有些失落。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延安段子是这样的，在鲁艺举办的欢迎大作家茅盾的茶话会上，有一位歌唱家用讽刺歌曲《跳蚤歌》的演唱表达了对主持人或当局的不满，立波顿时被激怒了，虽然他既不是主持人也不代表当局。身为文化人的立波发起脾气来向来是动手不动口，和君子没有什么关系的。说时迟那时快盛怒的他抄起一把茶壶就向演唱者甩过去，茶壶在舞台上砸了个粉碎还不够，立波人也跳了起来准备冲过去打架。身为立波上司、鲁艺院长的周扬慌忙拦住了立波，气极败坏地说：“你你你，你怎么能逞匹夫之勇呢？！”
架虽然没有打成，欢迎会是不欢而散，立波还很是不服，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立波当时已经是成名的文化人，和十年前在上海的那个茫然的小青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依然是个冲动、莽撞的性情中人，十多年后的1952年他终于为此事作了正式的检讨。老年的立波和我在五七干校那些不分昼夜的长谈中提到过此事，他说到周扬急起来脸色难看时还一脸的坏笑，心中究竟有多少悔意很值得怀疑。
总的来说立波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很难和人起争执，但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不管不顾，没有章法。和他处久了还能发现他发脾气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该发脾气的时候他不发，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他有时又出人意料地大大发作起来。这个特性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没有人怕他，第二是就事论事而言每次发脾气肯定是他错，过后他一定会道歉的。
这样说来我那大有文名的祖父岂不是很傻？其实不然，我现在才明白他的不着调的脾气还有两大好处，第一是没有什么人为他的脾气真正的记恨他，第二是他时不时就发作一番也是另类的心理保健。当然茶壶满天飞还是太危险了，他自己也明白这点，所以后来就改跟桌椅板凳或门什么的过不去了。
立波的这种脾气和性情也让老资格的他级别一直不高，没有当过什么像样的大领导，这倒是成就了他的写作生涯，对一门心思搞文学的立波来说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曾在两家世界一流的公司工作过，虽然两家都是高科技公司但作风不大相同。第一家是有名的摩托罗拉公司，它有名是因为生产面向消费大众的产品，更新快，利润薄，技术门槛不太高。同事们一年到头忙得焦头烂额，吵起来F字满天飞，有时开着开着会就称称要血流满地了，请我这个唯一的女性回避一下。但人人都把公司当成家，大家是一起打仗的难兄难弟，要分开还舍不得。
后来在半导体行业那个号称是博士最多、利润高、技术门槛也最高的公司工作。同事们多是轻言细语深沉有教养的人，但政治斗争其实厉害得多，打击对手往往是一剑封喉，不留余地，不容易让人有归属感。离开了两家公司后，我倒是更怀念在摩托罗拉摸爬滚打的日子，可见我骨子里和祖父一样是个粗人。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由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鲁艺原来是短训班，后来改成三年制的学校，很有些正规学校的架式了。鲁艺设音乐、戏剧、美术、文学四个系。文学系有三位老师，周扬讲《文艺理论》，有名的诗人何其芳讲《写作实习》，立波讲《名著选读》。
立波的文学和英语都是自学的，但他学得扎实，有他自己的见解，讲课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我母亲是文学系科班出身，教外国文学多年，读到立波当年的讲课提纲，钦佩得不得了，认为见解精要，角度不同凡响，充满了才气。认识我母亲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完美主义者，能让她满意到夸赞的人和事不多，尤其家中无伟人，要她夸夸自家人，更是难上加难。
几十年后读读教学提纲就被迷到，当时在鲁艺听课的学生就更不在话下，须知立波本人就充满了知性的魅力。每次讲课除了文学系的学生外，别系的学员甚至职员也会来旁听，总把窑洞前的院落挤得满满的。学生们坐在各式各样、高低不等的自制小凳、木墩或半块砖头上，他就站在学生的中间侃侃而谈。
据他的学生回忆说，立波身材高大魁梧，行动谈笑倒像位柔情的诗人，虽然是文化人但脸上总带着红润晶莹的健康肤色。上课前看到自家不大整洁的草鞋和大脚板暴露在人前，他会不好意思地轻笑，还赶紧用一卷写得密密麻麻的讲义遮住嘴巴，学生们受到感应也轻轻松松地笑起来。随后，他的学生写道：“一顿丰富的‘美餐’开始了，我们怀着幸运和感激的心情承受经他亲手制作的‘宴席’。”
三十岁刚出头的立波就在艰苦的战时，物质生活贫乏的黄土地上，用手头极有限的书籍加上上海十年的积累，为从中国各个地方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们讲述蒙田的散文，司汤达充满激情的人生，梅里美精致的小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借由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文字让他的学生们看到了和中国不一样的世界，和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思想和思想家。
立波的文学修养不是从学校得来的，他为学生选的作家和作品是他自己曾经深深被打动过的，他的表述能力经过了长期记者生涯的磨炼，使他的课很有吸引力，很多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比方有些女孩子就爱穿着安娜式的黑衣服，追求浪漫而带有几分悲剧色彩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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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事业来说立波是非常用心的，两年的《名著选读》教学，即教导了学生又提高了自己，是他扎实的文学养成中的重要一环。研究了这许多顶级名家的作品，立波自己也心动手痒起来，他第一次试着开始写小说。他写了五篇有关他在上海监狱经历的短篇小说，又写了一篇陕西农民的短篇小说。
这六篇小说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五十年代又集为《铁门里》发表。这是立波这个多年的文字工作者第一次写小说，厚积薄发，一出手就很不凡，文章作得非常美丽精致，行家和读者都一致叫好。他的同事，有名的诗人何其芳读到这样的美文一时竟感动得流下泪来。
这组文章主要写的是监狱生活，读起来却一点也不灰暗，反而透着幽默的情趣，这正是立波后来一贯坚持的文学观和生活观。他认为：太阴暗的生活，需要装点些欢容。愉快的生活一定有笑，从容优雅，对于生活感到满意，对于缺陷有优势的对付力量。立波的文字是这样，他的人也是这样的，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从容优雅，让他周围的人感受到愉快。我太赞成他的观点了，也太喜欢有这样的祖父了，真希望能承继到他这样的秉性。
那几年延安聚集了不少的艺术家，大家住在一起，交流切磋，结下情谊。比方何其芳，立波就很喜欢他的诗，我们在五七干校时还背诵过他的长诗。比方古元，是个版画家，画的画古朴大气，立波非常喜欢，后来就请他为《暴风骤雨》画封面和插图。有一次他指着旧本《暴风骤雨》书古元画的朴素的封面大赞特赞，说是构图如何大胆，线条如何洗炼，画得如何合他的心意，古元如何是个大艺术家，赞得口沫横飞，啧啧有声。当时只有13岁的我和他二人，周围既没有古元，也没有媒体，看来两人合作得不是一般的愉快。也能看出那年头的艺术家们没有利益的包袱，真的是非常单纯的惺惺相惜。传说中何其芳读立波的小说，欣喜到流泪应该也是确有其事。
立波还很佩服古元观察人物的心机。据说古元住的房子前有一院子，陕北乡下的妇女们常聚在那里做针线，奶孩子，聊天，扯皮。古元就把窗户纸掀开一角偷偷观看，把妇女们不经意的神态画下来，比有准备的模特要自然生动得多。立波佩服之余也学得很到家，比方他写《暴》书时住在农民家，那家两个媳妇常常吵架，他默默地听了去，后来写在书里，生动得很。他住在益阳乡下时听到吵架就围在旁边听，也不劝架，人家吵完了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开，阴险得可以。
谁知报应不爽，他应该想不到竟然有我这样一个后人，仗着和他有点熟，就在背后写他，还讲他的亏空，也够阴险的，希望我们祖孙再次见面时他不要怪我才好。他和古元当年的模特都是朴实的农民，对被写被画不计较还有几分得意。立波几本有名的小说的模特们现在都还常聚在一起活动一番，南来北往串个门什么的，对立波讲了他们的亏空满不在乎。
但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复杂一些，云遮雾罩让人看不清楚，如果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呢，那也更加丰富多彩，意味深长。有些知识分子是有了思想，就有行动，坐言起行有气魄，事情过后检讨起来是有得有失，有对有错，有哭有笑，比方周扬，立波他们。有些知识分子深思熟虑，谨言慎行，留下成熟的精神财富或者忧郁不得志的人生，比方……很多人。啊，我怎么越说越像玩火，还是赶紧打住吧。
顺便提一下，立波两本最有名的小说，《暴风骤雨》写的是东北，《山乡巨变》写的是益阳，两个地方都修了纪念馆，相关人员还常常来往交流。益阳的周立波故居纪念馆建于2008年9月，从建馆的第一天开始就人潮滚滚，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吸引了50万人的参观者，让主办单位都始料未及呢。
*节选自《我的父亲周立波》，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责任编辑：贾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