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后的两年里，母亲还留在乡下，为的是收种那几亩不肯舍弃的庄稼。于是每个周末我便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成为通勤一族。 从学校走向社会是个很大的转折，生性内向的我局促而生涩，工作在陌生的城市，自怜的孤独感常常踩踏着那颗潮湿的心。漫长的一周终于熬过了，我坐上周末的火车踏上返乡的路。
每次。都在那个偏远的四等小站下车，骑上自行车还要走四十分钟的路才能到家。这个四等小站便是我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的连接站。站上有个电务信号工区，五六个人的样子，都在三十以内的年龄，热情帅气且阳光，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班组长是一位和父亲同过事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矮矮胖胖的，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看着他臃肿体态的背影，很容易让人想起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因和父亲相交甚熟，我把他称为费叔。费叔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说话像在喊话，充足的底气验证了他“底盘”低的优势。大笑时的费叔有点“可怕”，嘴大张着，眼成了一条缝，脸也涨得通红，下颚处的赘肉如挂了一张厚厚的面饼，身体随笑的节奏微颤，超分贝的笑声像超声波一样传得很远。但从费叔不大的小眼睛里放射出来的是浸了温暖的慈祥和关爱。
坐在火车上是一种煎熬。火车沉闷的喘息和亢奋的嘶鸣没有掩盖住我的寂寞和迫切。车窗外，小站的影像越来越清晰了，火车像绅士一样缓缓地停下来，我像放出笼的小鸟投入到小站的怀抱。由于陌生和性格上的腼腆，我只是低着头直奔信号工区找费叔，偷偷地躲避着一双双陌生的眼睛，(其实，父亲带我来认识过一次，谈不上很陌生)。但信号工区的大哥哥并没有被我腼腆的举止、目不斜视的表情所吓倒，他们依然很热情地招呼我：“小妹妹来了，快坐一会，喝口水吧。”继而扯着嗓子的喊费工，无所顾忌地像个调皮的孩子喊同伴。费叔哆嗦着浑身的肉从另一个屋里出来，笑容使脸上的肌肉快乐地堆积：“丫头想家了，走，我带你去骑车”。忽又拉下脸来对着几个年轻人大呵一声：“别偷懒，好好干活，好好学习。”转过脸来，笑容又迫不及待地堆上来。费叔的家就在站下的一排平房里，那是站上职工的家属院，几分钟就到了。年轻、丰满、妖娆的费婶操着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麻酥酥地向我嘘寒问暖。我很不适应她的嗲声嗲气，被她说得浑身起了疙瘩，像擦了清凉油，嗖嗖地进风。我只是机械地应和着，总感觉她身上有股坏女人的气息，对她有种莫名的厌恶。费叔从屋里推出那辆也是惟一的一辆自行车，擦了擦灰尘，摸了摸前后轮，又拿气管子补了点气，推到我面前：“好了，路上慢点”。归心似箭的我跨上自行车刷地窜出很远，风里飘来“前边修路不好走，慢点骑”的麻酥酥的软软的东北音。
往来的次数多了，与小站上的人更加熟悉起来。费叔自不必说，费婶我也一改往日对她的偏见――其实，她是个很不错的女人，只是她和费叔年龄与外貌的差距很让人费解。费婶养了一双儿女，从早到晚运转在丈夫儿女家务铺设的轨道上。费婶是院里公认的持家能手，把家和孩子们收拾得一尘不染，就连费叔的工作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小站旁边有她开垦的菜地，一年四季吃着自己种出来的绿色菜。热情好客是费婶又一个特点。与之相熟以后，下了火车便不用费叔陪我去推车了，径自直往家里去。天冷了，她会为我找件大衣；下雨天，为我找出雨披；热天，又翻箱倒柜地为我找遮阳伞。饿了，随时有吃的，渴了，还没等开口，一杯温水便摆在面前。与费婶聊天就是一种享受了，她软软的东北话加上稍稍的卷舌音。叫人听了心里像被熨过了样的舒展。阳光掠过心际的温暖。
受了信号工区热情阳光的感染，我已把腼腆扭捏放到一边，融进他们的快乐里。每次等车我都会在工区里坐上一会，碰上他们闲时与他们聊天。因为我也是学信号的，就有着共同的话题。由于刚参加工作，铁路的好多问题对我来说都是个谜，我大胆地提出来，他们不会因问题的幼稚而取笑我，而是很认真很当回事的讲给我听。不管是科班毕业的还是招工接班的，他们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眼里，他们都是铁路精。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有谁调皮地“故弄玄虚”一下，就会被不明就里的费叔戏骂：“小子，好好学，连这个都不懂?信号工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工作中严厉的费叔，闲暇时也和工友们闹作一团，十足的孩子王，被工友们戏称“肥工”。每次在这种有问必答的谈话里，“眼镜李”是讲得最多的一个。别看他是接班上来的，可他认真、能钻，听说他图纸都翻坏了好几本了。他频频地用手推着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遇到关键的问题会说：“妹子，我们信号工可得把这个学好，随时都用的着。”后来，我工作中遇到的好多问题都来源于小站里获取的知识，真的对他们心存感激。
一直以为他们的工作很是消闲，无非是信号机的维护等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小活，有一次我却亲眼目睹了他们处理故障的惊心动魄。电源屏的报警铃很刺耳地响了起来，仿佛屋子都被震得发颤，叫人有耳鸣的不适感。费叔及工友立时放下手里的活，撂下讲了一半的话闪电般向机械室冲去一改闲时的随意和散漫，像投入战斗的士兵，透着沉着和机警。电铃依然在响。他们分析面板，查看图纸，有步骤地拿万用表测试。“眼镜李”这时没了话，他老成持重地看看图纸。拧拧面板的旋钮，再用表针“摸摸”，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最后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故障点，排除了故障，电源屏恢复正常，红色的闪光灯快乐地一闪一闪，像是在为他们庆功。费叔及工友们又恢复了悠闲的模样，大声地唱起了歌。伴着他们洗手哗哗的流水声，在小站的上空荡漾。
我也长长地舒了口气，为他们很快地排除了故障而高兴。总以为头脑简单的信号工每天做着简单机械的工作。原来他们都有藏而不漏的绝活。信号技术科远在段机关，有故障不可能及时赶到，这就需要小站的信号工在通知段上的同时能果断地分析处理故障。我不禁对小站的信号工敬佩起来。
火车几经提速，四等小站也慢慢走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不知道费叔费婶以及那些可爱的信号工都到了哪里。母亲已来到城里。我也结束了通勤的日子，回老家的次数少了。但每次回去途经那个小站，我都会打开车窗，深情地多看几眼，那一排排无人人住的院落和孤零零守在铁路旁的小站曾带给我多少温馨和快乐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