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从音乐的起源到音乐的基本原理，从乐与礼的关系到衡量乐的社会标准，从乐的社会功用到施教手段，从乐的演奏技艺到乐器的变革，有大量见解至今仍堪称高论。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系统性和逻辑性相对比较完善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记》同存于《礼记》和《史记>当中，一直被视为先秦阶段儒家美学思想系统化、汉代儒家美学思想以及封建正统文艺思想的纲领性之作。《乐记》所说的“乐”是指配有歌舞的诗、乐、舞统一体，他的音乐思想与文学思想是完全相通的。周来祥先生在其《东方的和西方的《诗学》一文中，曾就二者在创作特色、和谐思想、文艺功用等方面对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作过客观性的比较。本文妄以周先生妙文为坯，拟就与亚氏的《诗学》文本之间体现出的艺术本源、艺术功用、和谐思想等方面试作以下比较。
一、艺术本源论比较
(乐记)作者认为，乐是抒情的精神活动，并且他一直以“情”(心)作为论述的母体。在《乐本篇》中作者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在这里，作者不仅看到乐缘情，乃是“心动”的产物，同样看到心动是因为物感，音乐最终的本源乃是“物”，这便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尽管。“情”(心)是音乐之花的枝茎，而其根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情乃是”物使之然也。”另外，作者在《宾牟贾篇》中写(武)乐，依据真实详细历史事件形成的繁复轨迹，概括说来也就是“夫乐者，象成者也”，“象”是客观的，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事物和历史事件。这里所体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相当明显的。关于艺术本源问题，古希腊的传统说法是艺术起源于神，亚里士多德首次将艺术的起源锁定在人类的身上，即“摹仿”的天性和“音调感与节奏感”的天性。说艺术起源于摹仿，并且把摹仿和学习联系起来，这也就“朦胧地包含有社会实践的内容。”“音调感与节奏感”是从形式方面说艺术的来源。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二者都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视角是较为全面的，也顿带辩证意味。更为可贵的是，他认为摹仿能引起快感，艺术一方面能给人知识，一方面又给人美感。这就是艺术本源论上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乐记》与《诗学》都将“人”作为艺术本源的载体，而无论是“情”还是“天性”都具有丰富的心理学价值。《诗学》能够从心理学角度，寻找出文艺的两种心理根源，而且作者多次提到“即兴口占”，作者也频频提到”口占”是有其“点滴积累”的基础的。甚为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是脱离生产劳动来观察艺术本源的，它不像《乐记》中明确站在“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物感说”立场。单从这一点来讲《乐记》所阐发的美学思想比亚氏的更为朴实，更具有唯物主义价值。
亚里士多德还认识到产生美感的东西不同．所产生的美感也殊异。这与《乐记・乐本篇》中有怎样的感情，就有怎样的声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在论述赞美诗与讽刺诗的分化时这样写道：“诗的发展依作者性格的不同形成两大类。较稳重者摹仿高尚的行动，即好人的行动：而较浅俗者则摹仿低劣小人的行动。前者起始于制作颂神诗和赞美诗，后者起始于制作谩骂式的讽刺诗。”《乐象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乐记》的目的是“以道制欲”，用“礼”去节制过分淫靡的“乐”。《诗学)作者自然是褒赞美诗而贬讽刺诗的艺术价值，在这里列出“高尚”与“低劣”，意不在于用“好人“节制”“小人”，而是为了论证他的艺术之源在于摹仿的天性，不同天性自然摹仿不同的对象。
二、艺术功能论比较
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把《乐记》中音乐的功用简单地概括为“乐和同，礼辨异”。《乐论篇》中写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台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爱以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其中“乐由中出，礼由外作”是讲“礼乐相济”，乐中有礼，礼中有乐，可以归纳为“寓礼于乐”。这里的“乐”中渗透着礼，就是说“乐“必须体现封建等级制度之“礼”，《魏文侯篇》提出“德音之谓乐。”然而，作者认为“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衡量“乐”是不是“德音”的标准在于“君子”而非“众庶”，这无疑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从某种层面讲，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奴隶贵族立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礼”和“乐”不但本身要“相济”，还要交互用于“治心”、“治躬”，乃至于“治道”。中明确地论述到-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其终极目的也就是通过“善民心”，“移风易俗”，最终“天下皆宁”。民心关乎风俗，风俗又影响政治的治乱，而音乐又是政治治乱的反映，正所谓“审乐以知政”。
关于艺术功能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肯定在阅读或欣赏作品时有“求知”的一面，前面也讲过在艺术起源上肯定艺术认识价值。其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讲道：“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3)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为了更好的善”、“避免更大的恶”也就是艺术的另一个功用，劝恶导善，这与《乐记》“善民心”“移风易俗”是一致的，其目的都在于导人向善，当然终极目标还是服务于“政道”。“净化说”是亚氏悲剧理论及其艺术功能论的一个要点。很显然，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了文艺具有审美教育作用，但是要比(乐记)中礼乐相济、寓礼于乐的成熟辩证思想稍逊一筹。
三、和谐审美观比较
和谐的理论是《乐记》11篇的核心，而它最有价值的美学思想就在于它对“和”的深入论述。篇中的“子爱说”、“物感说”、“乐象说”等观点也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和谐美学思想的特点。《乐记》“和”的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人与天地之和，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第二层，人与他人之和，也就是《乐本篇》中所说的“乐者，通伦理者也”。第三层，人与自身之和，音乐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平和。作者将音乐之和谐作为天地本源的反映，这是对儒家礼乐观点的深入理析。中道：“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意思是说确定一个主调，以此主调来搭配调和之音，作者所讲的整体，是百物化一、宇宙间生命联合成的整体，是建立在中国早期哲学“气”的基础之上的，“气”是贯通万物的统合体，是中国古典文化独特的产物。体现和谐审美观的“整一说”，主要指的是一种艺术规格，也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整部作品应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情节的整一性；第三，人物形象的整体性。最早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和谐说”，是西方人审美观照习惯的直接结果。与之相仿，对外观形式美的侧重也是亚里士多德文艺整体性理论之源。而主张的和谐审美理想，是在儒家“中和”哲学的高度上提出来的。中国古典中和范畴的内在伦理精神，就注定了它不会止于客观审美对象，而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从逻辑完善层面和理论的哲学高度讲，《诗学》中提出的文艺整体性理论相较《乐记》中对“中和”之美的论述是有一定距离的。
在表述音乐表现情感特点时认为，音乐应该“本于心”，没有真实感情就无法形之于音乐。只有。“情深”才能“文明”，“和顺积中”是“英华外发”的基础。同时，作者还不止一次地强调“物”对“心”作用，也就是中提出的关于心物呼应的“物感说”。这种坚持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创作真实论，侧重于作家思想感情与艺术作品中思想感情的和谐，更注意艺术家情感的真实性。《诗学》的作者提出了两对范畴来衡量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其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其二，可信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则过分于强调艺术作品与摹仿对象的和谐，但更多层面上还是偏重于强调艺术作品“可信性”，把论述的重心放“把谎撤圆“的层面上。
综上所述，和谐审美观体现在其艺术整体性和艺术真实性理论中，是偏于外部形式的和谐，而乐记的“中和之美”在于内部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