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27日,有一个叫李文彦的武汉人,在江西省九江看守所“做噩梦”而死。最近,又有一个叫陈绪金的犯罪嫌疑人,在九江修水县看守所“上厕所时摔倒猝死”。死亡诊断是由修水县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朱朝阳出具的,上面写着,“初步诊断死于心肌梗塞”。
朱朝阳医生现在算是对媒体吐了真言:当时看守所、县公安局、县检察院来了人,他们介绍了死者的情况,“要你写一个诊断出来”,“我们也搞不清楚,只能随他说”,于是就随手写了个死因诊断。朱医生在“心肌梗塞”后面打了个问号以示可疑,但外人看不出其中奥妙,而修水县政法机关已经把它视为专业证据。
事态发展已经表明,这是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的又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闹剧,应当负起责任的首先自然是公权力,医生不过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一个跑龙套的。但轻视医生的作用,也是不应该的。医生开具的死因诊断,是事件定性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可以改变逻辑推演方向的一环。从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窥知现实的某些秘密。
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医生一直发挥着可悲的作用。朱朝阳按政法机关的“主诉”,自己不知情而出具死因诊断,把死因归咎于死者自身。江西省检察院、公安厅及法医对死者尸体进行了解剖,发现了死者的五种慢性病,为死因诊断找到了病理依据。但死者满身伤痕明摆着,医生和法医们却视而不见,“随他说”、“随手写”。
医生和法医都可以说自己是“没办法”,从而把“随手写”的责任推给公权力、体制和制度。他们生活在社会现实中,是“被要求”、“被提示”的职业人,是不自由的。如果他们不顺从,不够圆滑世故,就很难做人,不被上级赏识,个人发展很可能遭遇挫折。把没得心肌梗塞的人说成得了心肌梗塞,不过是医生向现实低头的一种表现。
但医生不是一种普通职业,不适宜于圆滑世故、左右逢源的职场规则。医生处置的是人的生命,其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生命伦理与职业伦理之上。如果把医生这种职业拿来与官员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区别很大,从伦理的角度讲,官员更多地与公平公正有关,而医生直承生命的价值,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医生放弃对生命伦理和职业伦理的坚守,在很多国家被视为犯罪。
问题就在于,医生放弃了该有的坚守,而其日子却过得美滋滋的。朱朝阳不会因为开具一个假的死因诊断书而承担什么责任,官方不会为难他,同行不会鄙视他,有病的人还得找他看病开药。被迫开了假诊断,似乎有点不自由;但从这种不自由中,医生实际上收获了大自由,达到了“自我实现”。白大褂在社会上名声狼藉,但收入优渥,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
现在有很多人,时常陶醉于传统道德和传统美德,陶醉于孔子、孟子,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救世。但医生对生命伦理与职业伦理的放弃,让我们不能不正视我们社会的道德危机。传统道德,是与传统礼教、制度安排密不可分的,一旦礼制不再,“传统道德”实际上变成了“传统缺德”。医生随手写死因诊断说明,我们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安排是严重脱节的,我们一直有很高的自我期许,但我们连前提性的生命价值都没有保障到位。
【选自《半岛社区》】
插图/平衡/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