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玫瑰门》中塑造的人物生活在文革前、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的内心充满着不快和原始欲望却无从表达，他们宣泄、倾诉、依赖甚至摧残的对象不能是人，只能是自己身边的动物。这里，动物成为他们寻找精神归依的出口。本文通过对《玫瑰门》中人与动物之间纠葛关系的描写予以符号学意义的分析，来探寻作者为读者展现的人物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玫瑰门》；人和动物；符号学意义；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张丽娟（1984―），女，吉林省舒兰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二作者：范成（1959―），男，吉林省梨树县人，吉林省梨树县蔡家镇中心小学，小教高级，教导主任。
铁凝小说《玫瑰门》中的人物生活在文革前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的响勺胡同里，在这个运动异常频繁和激烈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女人，还是邻里之间，亲人之间，亦或朋友之间，到处充满着互相倾轧、互相猜疑、互相窥视和互相提防。在那样的历史情境和生存语境中，在外部羁押和自我意识压抑的夹缝中，人性，变得面目全非。人的感情，人的人格，人的基本欲求仿佛都变得微不足道，人要把内心积压的欲火、积压的不快喷发和宣泄出去，寻找的对象往往不能是人，而是那些不能与人沟通的动物，而对动物的倾诉、依赖，甚至摧残不可思议地成为人们释放原始欲望的有效途径。正如响勺胡同里的猫之于姑爸，母鸡之于叶龙北，老鼠、洋拉子之于宋竹西。
苏珊•朗格在她的《艺术问题》一书中指出，“艺术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自我吐露，又不是一种凝固的‘个性’，而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它表现的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意识本身的逻辑。”[1]我们认为，铁凝在《玫瑰门》中为读者展现的这三对人与动物之间的扭结关系，正是这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隐喻，作者借以表现的恰恰是上文所述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倍受压抑的人性。
姑爸与男猫大黄――人的内心生活的投射
在《玫瑰门》中，人与动物的纠缠首先表现在姑爸与她的男猫大黄之间。姑爸在做了三天新娘被抬回家门之后，面对社会环境对她的不再认可，她彻底放弃了做一个正常女人的权利和希望。从此，她开始了由名字到发型到服饰再到行动的全方位的改装，把自己搞的男不男，女不女。这一改头换面的举动，不单纯是她对自己做女人的权利的放弃，更是她对男性话语权认同的表现，对身为女性的一种拒绝和恐惧的表现。后来，在一次为猫接生和“伺候月子”的过程中，在亲眼目睹了老黄的难产之后，那种生产过程中的痛苦、不清洁、不高雅给她带来了极其强烈地精神刺激，进一步深化了她对身为女性的不幸认识，加深了她的恐惧。为了使自己和猫都不再难堪，她选择了逃离沾女字边的不清洁和不高雅，选择了喂养“男猫”大黄。她给大黄最好的食物，无微不至地照顾大黄的起居，她用诸如“心肝”“心尖”“宝贝儿”等各种爱称呼唤他着大黄，她对大黄爱到了极至。她对大黄的照顾，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只宠物猫的照顾，她已经完全把大黄当作一个与自己亲密无间的异性，当作自己的丈夫了。可以说，她与大黄共同依偎生活的日子是她得以打发孤独、得以释放内心爱欲的美好时光。因而，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对大黄的杀害完全打破了姑爸属于自己的赖以生存的小世界。“她用一身怪样逃避了男人和女人，但潜意识中，又身不由己地视大黄为丈夫、孩子，为生命支柱。对大黄，她用尽了人间所有的爱与它相依为命。大黄就是她的一切，是大黄给了她一个能关怀、能惦念、能爱的机会”[2]可见，《玫瑰门》中的猫已经不仅仅是一只猫，而是一个作用于我们全身并浸透着情感的形象，为我们展现着人的“内心生活”。
叶龙北与母鸡――理想女人的象征物
姑爸死后不久，她原来住过的西屋又搬来了叶龙北。叶龙北的出场是伴随着几只黑色和白色母鸡的身影的。在响勺胡同里，叶龙北几乎不与院子里的任何人进行交流。他的生活除了整日闷在屋子里敲敲打打制作板凳和纳鞋底之外，心思几乎全部系在这几只黑的白的母鸡身上。由于运动需要，叶龙北这个有�的人住进了响勺胡同，成了被遗忘的人。他蜗居在这个几乎闻不到一点人情味的院子里，内心的愤懑、空虚和寂寞可想而知。他整天坐在院子里观察这些母鸡，他像指责人一样指责黑鸡的霸道和贪婪，他像鼓励人一样鼓励那只因不下蛋而忍受屈辱的白母鸡。作为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独立个体，叶龙北的内心应该是十分渴望能够回到话语中心的，然而这种内心的渴望却无处表达，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单身男人，他更希望能把自己的愤懑、愿望和生命欲求诉诸给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女人来听，可是此时，没有女人，有的只是一群母鸡。他整日观察着这群母鸡的下蛋、害羞、激动以及伴随而来的脸红，他把满腹的积郁说给母鸡们听，把满脑子的哲学讲给母鸡们听，这不免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而这些母鸡已然成了“女人”的象征物或是代替者，叶龙北对它们进行观察，向它们倾诉，他的观察，他的话语，何尝不是对着一个人，一个他灵魂深处理想中的女人呢？
当叶龙北即将背上行囊离开响勺胡同的时候，他像了却一件心事一样亲手掐死了他的母鸡，他是为了它们的平静，也是为了他能够平静的离开。他用他的理想和浪漫为自己和母鸡开辟了一方净土，可是在他走后不久，他心爱的母鸡便成为了居委会主任罗大妈的盘中佳肴。这里，作者要向我们表达的是，在这样一个不平静的岁月里，鸡尚且得不到平静，更何况是人呢！
竹西与老鼠、洋拉子――生命本能欲望的变相转移
《玫瑰门》中另一个与动物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就是宋竹西。当达先生深夜里的一声惨叫带走了丈夫庄坦与生俱来的“嗝”也带走了他的“能”之后，竹西的灵魂开始流浪了。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老鼠们的奔跑和嬉戏都与竹西和庄坦的不能“奔跑和嬉戏”形成强烈地反差，这深深地刺痛着竹西的神经。每当夜晚来临，竹西撕心裂肺的悲愤就伴着老鼠们肆无忌惮的放纵油然而生，她开始了对老鼠的疯狂捕杀。她怨恨庄坦的“不能”，更怨恨这群老鼠的“能”，这种怨恨愈演愈烈地发展，甚至导致竹西咬牙切齿地亲手解剖了一只即将临盆的母鼠来发泄内心焦灼的欲望和所有的不满，然而这来自生命本能的欲望却是无休无止的。
晚上，竹西就在她与老鼠的搏斗中消磨着漫长而寂寞的夜，白天，她就凶猛地捉起了洋拉子。“每天早请示之后她都要从枣树上去发现它们。开始她用手指捏，如同她自己说过的因为‘手心没有汗毛孔’，后来她竟然让洋拉子任意爬上她那多毛孔的手背爬上她的胳膊。她让那带刺的东西蛰她、刺她，让大家都看见这小东西对她的蛰对她的刺，都咝哈着显出难以自制的惊恐，直至她那多毛孔的皮肤彻底红肿、痛痒起来方才罢休，那红肿和痛痒都是人生的重新获得。”[3]不难理解，竹西把洋拉子蜇身的刺痛感同性爱的快感联系起来，希冀从这份痛痒中获得丈夫不能给她的另外一种满足，而这种方式又是及其变态和自我摧残的。
透过这种人与动物之间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作者在告诉我们，竹西无时无刻不在切盼着重新获得自身生理欲望的满足，在对老鼠和洋拉子的“捕捉”行动中，她精神和肉体的饥渴只能得到了短暂的安息，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这种原始欲望又承受了一种变相的压抑，靠着这种方法，她根本不可能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只能越陷越深。
结语
无论是姑爸，还是叶龙北，还是宋竹西，乃至所有陷入内心欲望与现实矛盾冲突之中的人，他们的欲求，无论是生理的、精神的还是心理的，都无法得到应有的满足，而选择与动物交流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压抑，只能获得一点暂时的慰藉。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引入了“隐喻”的原理，“隐喻的原理，也就是指说的是一件事物而暗指的又是另一件事物的原理。隐喻并不是语言，而是通过语言表达出一种概念，这一概念本身又起到表达某种事物的符号作用。” [4]在《玫瑰门》的世界里，人与动物的生存状态是相通的，又是紧密联系的。铁凝为读者展现的这三对人与动物的纠结关系，正是对隐喻的运用，她用人对动物异性的爱抚表现人对异性的爱和渴望，用动物生命本能的释放来反写人生理本能的无法满足，用人与动物间的施虐与受虐来展现人的变形心理和自虐情状，尽显苍凉。《玫瑰门》中的猫、母鸡、鼠和洋拉子为读者传达的关于动物繁殖、生产、嬉戏等信息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动物的层面，它们的形象完全是人的形象的另外一种表现，在动物的身上，我们感受的是人的生存困境，是人之欲求的饱受摧残。动物，只不过是作者用以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注释：
[1] [4]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藤守尧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第30页,第27页。
[2] 耿春英：《玫瑰门》女性形象探析。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J〕。第14卷第1期,2003（5）。
[3] 铁凝：玫瑰门〔M〕。铁凝文集（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第261页。
[4]《艺术问题》，（美）苏珊•朗格，藤守尧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