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水，理解河流，就会发现，水比人类，更渴望有鱼自由地生长。一条见不到水的鱼是条死鱼；而一条见不到鱼的河流，离死亡也已经不远。海南的南渡江，那一段短小的“禁渔区”，真的能像“方舟”那样，给濒临灭绝的鱼类带来重新复苏的希望吗？
刘磊笑眯眯地坐在饭桌上，喝了一口蜂蜜酒，嘬了几个田螺。村民符金海边频频劝酒，边和他讲起了“禁渔区”成立后的发展脉络。
天上浓云密布，屋外暴雨已至，没有人在乎时间。这是海南南渡江的最上游，热带雨林中，一个叫道银村的小地方—全村只有11户人家。
南渡江是海南最大的淡水河。习惯唱歌的人知道海南有条河叫万泉河，研究河流地理的人可能还知道海南的另外一条江叫昌化江。对海南省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人来说，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似乎都和他们有些关系。因为，这个保护区即使不是这些江河的源头，也是这些江河源头的一部分。
刘磊现在是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副站长，他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保护区工作，主要职责是与200多名巡护员一起，与当地村庄和社区共同寻找保护鹦哥岭的有效之路。自2007年以来，他经常在这个村里做保护项目的“社区共管”。
吃午饭喝蜂蜜酒之前，符金海带刘磊再一次去了“禁渔区”。禁渔区不远，就在村子边上几十步之处。这是一条在南方农村常见的河流，河流不宽也不窄，不深也不浅，河水不浑也不清。前几天下午都会下场雨，头场雨的水还来不及澄清，第二场雨就又汇聚而来了。这样的水让河流看上去了有雄浑之气，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与庄严，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像：这样的河流，什么样的鱼都能哺育，什么样的污染都能够承受，永远不会干涸，永远不会死亡和残废……
一条小“军鱼”游到了岸边，吸引大家过去细细察看。“军鱼”浑身修长，胸前的两片鳍是红色的，很像过去中国军人军装上那两片红色的领章。以前这种鱼没有名字，或者只有黎族名字。现在，像自然界所有的物种一样，慢慢地都有了“学术名称”，以和俗称对接。军鱼的学术名称，叫“光倒刺”。但有些鱼，还是用黎语形容它们更准确。
“禁渔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保护区，只有两三百米。如果这个保护区也有级别，那么它最多属于“小村子级”。两头的树上，挂着好几块用木板写的“禁渔区”3个大字。这些字与其说是提示那些进来捕鱼的人，不如说用来提醒村民自己。
顺着这个“禁渔区”，你可以找到一个村民保护委员会；找到这个保护委员会，能找到那些贴在土墙上的《乡村保护宪章》。这样由村民自主制订的致力于保护的村规民约，列在前几位的保护对象，并不是水里的鱼，而是山上的红藤和白藤，以及南药和蜂蜜。符金海说，道银村的人，过去要换点钱，主要是靠红藤和白藤，两种藤都是上好的编织材料。后来种上橡胶之后，橡胶成了最换钱的产品，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几亩、几十亩橡胶。
村规民约的第五条，说到鱼：禁止外来和本村人在我村界的溪、河水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和放钓除外。各村小组不得越界捕鱼。本村各小组均设立有供鱼类繁殖的“禁渔区”，在禁渔区内禁止任何捕鱼行为。违者按各小组规定处罚，严重者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道银村属于一个村民小组，在它的上面，才是正式的村级机构，这个行政村叫高峰村。由于处在保护区范围内，高峰村的一切都与保护区息息相关，搞得好，就是“社区共管”，搞得不好，就可能反目成仇。刘磊曾长期担任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保护科科长，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索如何尽快地“化当地村民力量为保护力量”。
在全国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的人，往往把村民力量，当成伤害的力量；村民也把保护区，当成阻碍发展生计的障碍。保护区与当地村民，时常是敌视、对峙的关系。双方身体内积冻下了太多的寒冰，需要极大的温暖力才可能化解消融。
2006年12月份，鹦哥岭保护区成立后，保护区辐射范围内的很多青壮村民，成了保护区“协管员”。他们的工资不低，1个月有1600元左右，而且还上着好几种保险。每人骑的巡山摩托车，用的手机，也是保护区派发的。每个月还有100元的油钱和通讯补贴。有了这层“共同工作”的关系，保护区与当地的村民，关系上多了一层深厚与私密。
可能也是有了这层关系打底，来自香港嘉道理农场的生态专家陈辈乐，给保护区出主意：几方合作，共同尝试建立村民保护组织，最形象化的行动就是共同建立禁渔区。
保护，本来就是村民所想。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的地盘，那是多么荣幸、多么让人激动的事。2008年7月，高峰村的5个自然村，分别都建立了禁渔区，并将保护当地鱼类的规定写进了村规民约。
符金海说，我们是农民，打鱼并不多，我们是偶尔吃田螺、鱼、青蛙、螃蟹。你如果了解黎族的历史文化，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说我们过去有用弓箭射鱼的技术，有制作“鱼茶”的传统。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住在山里的人，打鱼、打猎、采药、采蜂蜜都只是顺便的事。我们村里的河流，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去抓些鱼吃，并不会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那些来电鱼、毒鱼的人，他们用一点点毒药，就可以把整条河流都毒倒，什么鱼都给他们毒出来了，连那些躲藏得极深的鱼也翻了肚皮。毒鱼的人往往都是夜里悄悄地涉水而来，你根本防不住。而且这个刚刚走，那个又来了。他们都不是我们本地人。
刘磊说，也不是防不住，而是过去大家觉得，没有权力去防。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你的村庄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自然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河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河里的鱼说话？
设立禁渔区，就是想让大家心齐一些，胆气壮一些，遇上了来毒鱼、电鱼的人，敢站出来说，我们这个地方有自己的规定，不允许外边的人电鱼、毒鱼，请你到别处去吧。
符金海说：“村中老人说过，上世纪70年代，河中还经常可以捕到十几斤的大军鱼，而到90年代，一斤以上的军鱼都难见到了。你看你看，我们这个禁渔区才设立几年啊，现在的鱼越来越大了。有些大的军鱼，都快五六斤了，快到了古时候那么大条了。其实要回到古代，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我们一起来做点保护。”
“禁渔区计划”也可以称之为“方舟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施顺利，那么，就有可能往两条路上行走，一是在当地推广，让更多的村庄都成立村民保护小组，成立禁渔区、禁猎区，同时，尝试发展少打农药、少用化肥的橡胶经济；另一方面，是把一些可能灭绝的鱼类，抢救性地打捞到这些禁渔区中来，让它们度过最难熬的“鱼类末日”。 清代《黎族风俗图》中，描述了一副黎族人渔猎的画面：“黎人每于春夏，则就溪而渔，或刳木为舟，或编竹为排，网罟钓竿，随人所用；亦有伺鱼于案，有浮水者辄以箭射之，著则入水取出，矢不虚发，亦一能事也。”
2005年香港嘉道理农场生态专家陈辈乐博士，开始在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一带的河流作鱼类调查，他在南渡江流域共记录到65种淡水鱼，超过海南所有淡水鱼总数的一半。这让人不由得开始幻想：如果保护好鹦哥岭保护区内及附近的南渡江上游河段，海南岛半数以上的淡水鱼类将受益。
陈辈乐说他是研究森林问题的，对鱼类并不熟悉。可他一遇到水，就会穿上潜水观察设备，扑到河道里，像条大鱼一样，观察、研究鱼类的形象。因而很多人一说起他，就说他是海南淡水鱼类的专家。好像整个海南，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懂鱼。
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确实很少有人这样研究天然鱼类。零星称得上“鱼类学者”的人，做研究时，多半是掏些钱到街上向渔民购买“标本”；或者雇佣渔民张网下去，捕捞到什么就记录下什么。而显然，更好的办法是直接到鱼的“居住区”，在它们的领地里悄悄地观察和统计。这样，活生生的鱼类是最好的科学教材，它让你清晰地掌握它们的习性和爱好；而不是一捕了之，用标本来做研究依据。
但要这样做研究，需要付出极大的“身体成本”，热带雨林是蚊虫出没之地，如果没有极大的耐力和对自然的基本尊重，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研究。
南渡江干流全长不过333.8公里，在海南号称第一大江，要是放到全国，不太容易引人注目。但南渡江的命运，很像中国绝大多数江河的命运。
人类所有能想得出、做得到的虐待江河的招数，都是以开发经济、利用资源来驱动的。水会成为河流，是因为有从高往低处流的本能；水会成为河流，是因为它们在互相汇聚后有结伴前行的胸怀。而从高往低处流，必然就会形成落差。而落差，就意味着“水头”。水头，在水电公司眼中，是全世界所有的水，存在的惟一合理价值。水电公司永远在追逐水头高、水量大的河段。
海南岛的中部是山，黎族人笼统地称之为“黎母山”；而南渡江在过去，被黎族人称之类“黎母水”。这从中部山脉顺势而下的母亲之水，当然能够实现水力发电的美妙理想。在鹦哥岭保护区的一个保护站前面，一个新电站的大坝正傲然挺立。那弧形坝体所撑出来的，是一个巨大而饥饿的“库区”，瘦弱的河流截断后，在库区里慢慢地增涨，以填饱巨大的水胃。当这一个个空空的肚子填饱之后，才可能放流而下。
即使不修电站，水也仍旧会被引诱、抓捕入水库。修水库同样要把江河截断，让河流成为灌溉用水、养殖用水、风景用水的供应商。海南最大的水库松涛水库，就修建在南渡江的中游。
当南渡江的水流过一层一层的大坝之后，它们的体内，已经没有多少天然鱼类可以存活。
拦水建坝，由于水位、水深、流速以至河床底质的改变，直接夺取的是河溪鱼类的栖息地，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一系列的水生昆虫、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这些渐变或者剧变不单影响了鱼类的食物来源，更因水文的改变破坏不少鱼类的产卵场地。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作过实地调查后推测，在南渡江上游鹦哥岭境内，至少有花鳗鲡、大鳞白鲢、倒刺、纹唇鱼等鱼种的灭绝或种群急剧下降与修坝相关。大坝时而放水时而憋水，过了大坝的水，水温急剧下降，很多鱼受不了这样的冰冷，弃绝而去。
中国的河流，远远看去，一片清净，走近一看，可能也仍旧清纯得很，然而它的体内，空空如也，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有鱼长成。
然而鱼再也长不成了。所有依靠着江边、河岸的村庄，似乎都没有“渔民”，但家家户户都有挂网、粘网、鱼罐、鱼笼、鱼钩，顺便到河里走一趟，大鱼小虾都难以逃命。电鱼器也很便宜，不到200元就可买台新的；而几乎所有农户都要使用到的农药，更是毒鱼的理想帮手。鱼不像其他的食物，人类对它们是无论大小，照单全吃，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吃法。
外来入侵种以及水质污染也是打击本地原生鱼种的重要原因，原产美洲的食蚊鱼和原产非洲的福寿鱼（罗非鱼）已在南渡江上游建立自然繁殖种群数十年，其中食蚊鱼早已在鹦哥岭地区完全取代了生态位近似的本土种弓背青。
2009年1月7日，海口市海德路一家餐馆老板蔡先生到南渡江边买鱼，他发现了一条品种怪异的大鱼。这条鱼体长达1米，嘴巴像鸭子嘴，上下颌有骨板，有利齿；身体则呈青灰色、长筒形，体表有暗黑色花纹，皮坚鳞厚，背部没有鱼鳍。卖鱼的老渔民称，该鱼是在南渡江内捕到的。他当了一辈子渔民，也不知道这条鱼叫什么。他开价3000元 最后以2000元卖给了蔡先生。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位老师对这条鱼进行了定种，鱼叫“鳄雀鳝”，是和“食人鲳”齐名的世界十大凶猛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主要生活在美洲，跑到南渡江来，很可能是有人当成观赏鱼养一阵后，不想养了，将它扔到了江里。
南渡江里似乎什么都有。而本来有的在消失，本来没有的在大量繁殖。而南渡江的淡水鱼，可能在全中国是最幸运的淡水鱼。至少，当地人还可能有一小段天然河道让它们安全生活。一切都是威胁，希望似乎只在南渡江上游，或者说，上上上游，在江河刚刚出生的地方。
在一个没有天然荒野的地方，任何鱼都活得不快乐、不安全，没有盼头。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河流，南渡江似乎还给人一种隐约的希望。它的上游，相对正常、丰厚的热带雨林给江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水体，而两岸本地居民逐步认同的“禁渔区”，无形之中提升了自然界保存一点天然种类的希望。当这条江奔向中下游，水量越来越大，河面越来越宽，人类的捕捞能力和“鱼类灭绝水平”越来越强，鱼类的养育能力、庇护能力越来越低。无论如何，南渡江对待它的鱼类同伴，已经算是克制和幸运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河流，要么干涸，要么污染严重，要么年年遭遇灭绝性捕捞，要么体内充塞着少数几种“养殖鱼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