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代诗歌注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涌现了众多诗歌笺注本，除注释杜甫、李白、陶潜等前代诗人的作品外，还出现了“宋人注宋诗”这一值得关注的现象，重要的作品有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后山诗注》、题名王十朋编撰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李壁《王荆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胡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等。宋人注宋诗的注释方法有三大特点：1.以典故的注释为基础；2.运用“以史证诗”方法解释诗意；3.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之中。本文拟重点分析宋人注宋诗在典故注释方面的成就。
用典是汉魏以来诗文作品中的重要创作方法，一般说来，典故包含两类：一类是前代的故事，主要来源于经、史、子这三类文献；另一类是前人的字、词、句，主要来源于集部文献中的诗文。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宋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诗人无不才学渊博，兼之好发议论，再加上黄庭坚等人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因而用典成为宋诗中最重要的创作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就诗歌注释的传统而言，自李善注《文选》以来，注家就把典故作为注释工作的基础部分。因此，典故的注释成为宋人注宋诗的首要目标，在注文中占较大的比重。李善注《文选》，往往局限于征引典故的出处。宋人注宋诗的各注本，在李善的基础上发展了典故的注释，除征引典故的出处以释意之外，还包括了诗歌研究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1.总结用典之法。2.通过注典来验证宋诗的创作理论。
一、总结用典规律。分析用典之法
用典是古代诗歌中与赋、比、兴并列的常用表现方法之一，对用典方法的分析是诗歌研究重要的内容。唐代李善的《文选注》向来有“释事忘义”之讥，只注重典故的出处，较少解释用典的意蕴。宋人注宋诗一般都能克服这个弊端，强调典故的出处必须与诗句意义相关联，而不仅仅是字面相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用典的方法。具体而言，是将典故在原书中的意义与诗中的意义进行比较，根据两处意义关联程度的不同，区别出不同的用典方法。宋代诗人与诗歌理论家，对用典之法的探讨，往往比较零散，未进行系统的总结。相比之下，宋人注宋诗中的多位注家能够总结诗歌中用典的规律，形成了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治学风气，其中又以赵次公、赵夔、任渊为代表。最系统地总结诗人用典规律者，当推赵次公。今人林继中先生所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保留了赵次公的自序，该序归纳了诗人用典的各种方法，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序云：
若论其所谓来处，则句中有字、有语、有势、有事，凡四种。两字而下为字，三字而上为语，拟似依倚为势，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甩、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
在赵次公的苏诗注中，他也用了相同的体系分析苏诗的用典方法。
在赵次公之外，赵夔专门对苏诗的用典之法作了理论总结。《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保存了赵夔序一篇，序云：
仆于此诗分五十门，总括殆尽。凡偶用古人两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碑刻中事、州县图经事，错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类古人诗句。用事有所不尽。引用一时小诗，不用故事，而句法高胜；句法明白，而用意深远。用字或有未稳，无一字无来历。点化古诗拙言，间用本朝名人诗句，用古人词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参差之语言，诗中自有奇对。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谣言，用经史注中隐事，间俗语俚谚，诗意物理，此其大略也。
在这篇序言中，赵夔自觉地总结了苏诗的用典之法，虽然他概括的条理还有些混乱，有不少分类交叉含混、前后重复之处，然而又是极其细致的。
相比之下，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后山诗注》、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李壁的《王荆公诗注》虽然也分析了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等著名诗人使用典故时的暗用、借用、反用等方法，但却没有系统的归纳，需要后代的读者在卷帙浩繁的注释文字中一一梳理。
总而言之，宋人注宋诗中各位注家归纳的用典之法如下：
（一）用“字”与“语”
“字”与“语”是赵次公提出的概念，是指诗人运用前代诗文中的字、词、句。其中“字”的定义是“两字而下为字”，“语”的定义为“三字而上为语”。赵夔及其余注家则将其统称为“用字”。用字是最常见的用典现象，包括了用前人诗句中的一、二、三、四、五字、六字，甚至是整句或整联。其中较常见的是用前人七言句的上四字、下三字，以及五言句的上二字、下三字。
（二）用句势
诗人用典还常常包括对前人诗文句式的模仿，各位注家的称呼不尽相同。赵次公将其称为“用势”，定义为“拟似依倚为势”，强调的是对前人诗文句式和语感的模仿。赵夔则称为“使古人句法”，任渊称为“效其体”或“用其律”，史容称为“仿其语”。本文综合各家的说法，统称为“用句势”。
所谓得前人句势，首先在于句式相同，即句子结构相同。其次，另一些相同语言习惯也可以导致句势相同。如苏轼《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雨师少弭节，雷师亦停檛”。赵次公注：“叠叠‘師’字，亦退之《谴瘧鬼》诗‘医师加百药，灸师施艾炷’之势。”在这个例子中，苏诗一联与韩诗一联句子结构完全相同，甚至主谓语都相似，带来的语感自然也相似。除了句式相同之外，苏诗与韩诗都在一联的上下两句中都重复使用了相同的主语“师”。这种相同的语言习惯也带来了相似的语感。
从这个例子来看，赵次公所谓的“势”，重点在于语感。语感由语言结构决定，既包括合成词的模拟，又有句式的模拟，也就是赵次公说的“拟似”。句式相同，因此句子的主谓关系、动宾关系等语法关系也相同，从而给读者带来相同的语言感觉。这就是赵次公所谓“势”的要义所在。任渊、赵夔对用前人句律、句法的分析与赵次公相近，不再赘述。 （三）用事
用事是指用前代的故事，与用字一样，是很常见的用典方法。诗人常常以凝炼的语言对典籍文献中的故事进行概括，并承袭其意。所用之“事”的构成比较复杂，狭义的“事”指来自前代经、史、子等典籍中的故事，即叙事性文字。广义的事则还包括来自于经、子等著作中的说理性文字，以及诗文中的意境。赵次公对“事”的归纳并不十分准确，他对“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不在字语中”，凡是在字、语、势之外的，都被称为“事”。实际上，赵次公所说的展用、倒用、抽摘渗合而用（包括摘用、参用、合用），指的是用字的一些变化，而非用事。赵次公所说的“专用”与“直用”，指的就是直接承用原故事之意，而未加变化。这亦属于用典的常规方法，在宋人注宋诗的各注本中俯拾皆是，无须过多讨论。
（四）用意
以上用字语、用句势、用事这三种情况，尚属对典故较直接的承袭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用典技巧称为用意，指的是将前人之意变化而用之。既包括用字的变化，也包括用事的变化。
用字的变化一般包括赵次公指出的借用、合用、展用、摘用、倒用等情况。
1.借其字而用：即借用某字词的字面，却将其用于另一语境之中，所借之词完全被改变了意义与用法。如苏轼《洞庭春色》一题，赵次公注：“凡酒皆以春名，今日‘洞庭春色’，盖以杜甫《赠韦七赞善》诗有‘洞庭春色悲公子’，故借用也。”杜诗的“洞庭春色”乃写实，指景色，被苏轼用来作酒名。
2.合用：主要指将来自不同出处的典故融合在一起使用。赵次公有时称为合用，有时称为参用，任渊统称为参用，史容则称为兼用。如黄庭坚《戏咏猩猩毛笔》云：“逢时犹作黑头公。”任渊注：
《晋书》：诸葛恢名亚，王导、庾亮谓日：“明府当作黑头三公。”又《王殉传》桓温日：王掾当作黑头公。按《北史·古弼传》：弼头尖，帝常名之日“笔头”，时人呼为“笔公”。故山谷于笔诗参用此事。
猩猩毛笔只是一物，而黄庭坚却用了《晋书》中两个“黑头公”的典故，来形容笔头的着墨之状，又用了《北史》中的典故，来形容笔头的尖锐。既是咏物，又在拟人，“戏咏”的主题便因此而被突出了。
3.摘用：即从原出处较长的语句中抽摘几个词汇，再拼合在一起使用，从而达到“抽摘渗合而用”的效果。如苏轼《独觉》“倏然独觉午窗明”，赵次公注：“陈后主诗：午醉醒柬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故傍小窗明。盖摘字用之。”苏轼分别从陈后主诗第一句摘出“午”，又从第四句择出“小窗明”，以“午”替代“小”，合成了新词“午窗明”。
4.展用：即展其字而用，指的是在前人的语词中加入新的成分，将其铺展而用。如苏轼《送胡掾》“乱叶和淒雨，投空如散丝”。赵次公注：“张载《杂诗》云：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张载原诗的“密雨”被苏轼改为“凄雨”，在凄雨潇潇的背景之下呈现乱叶飘零之状。“如散丝”之前加了“投空”二字，将密布而零乱的雨丝置于广袤而灰暗的天空之中。相对于张载的原诗而言，意境更加凄婉迷离。
5.倒用：即倒其字而用，主要是指将前人的语词前后倒置而用。例如苏轼《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逆旅檐夫相汝尔”，赵次公注：“孔融、祢衡为尔汝交。老杜《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这里苏轼有意将“尔汝”的次序颠倒过来。
用事的变化则包括：
1.借其事而用：其方法是将典故中的事件抽离原来的使用环境，而将其用于另一场合之中。如王安石《送江宁彭给事赴阙》“大邑援琴聊试可，小州怀绶果才堪。”李壁注：“怀绶字，借用朱买臣事。”据《汉书》所载，“怀绶”是指朱买臣被任命为故乡会稽的太守，在赴任时故意将印绶藏于怀中，孤身微服前往，以察看故交如何反应之事。王安石此诗送别的对象是进京候选的彭给事，勉励他不管将来得官大小，皆应尽职尽责。“怀绶”在此仅指赴外任，虽然字面相同，但已无原出处朱买臣故意藏绶的意思，这是典型的借用。
2.用其意不用其字：即用了典故的意思却没有采用其原有字面。这与借用正好相反，借用是指用其字而不用其意。如苏轼《真兴寺阁》“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赵夔注：“此诗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诗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言其高也。”苏诗与杜诗都描述了登高远眺所见之状，包含了万物混然一气、冥漠难辨的壮阔景象，但二诗没有重复的字面。
3.暗用：由用其意不用其字发展而来，指的是古事暗藏其中，却如盐入水，不着痕迹，赵夔称之为“疑不用事而是用事”，非常准确。如陈师道《次韵何子温祈晴二首》其一“胜日登临轻一醉，下乡昏垫肯同忧。”任渊注：“此两句暗用谢安事。上句取老杜诗‘谢安不倦登临费’之意，下旬即简文帝所谓‘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者也。”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除非注释者对前代诗文烂熟于心，否则难以找到典故的出处，并正确解释诗意。
4.反用：或称翻用，就是反典故的意思而用。如陈师道《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只消着帽受西风，不待风流到新句。”任渊注：“反用孟嘉落帽事，言免贻白发之嘲也。此句以属智叔。”陈师道反用孟嘉落帽的原意，道出了“苦遭白发不相放”的无奈之感。
二、从典故注释看与宋代诗人的创作方法：“无一字无来处”与“夺胎换骨”
上文所述，尚属用典的一般规律。用典是宋诗创作的重要方法，江西诗派尤其强调遣词造句的“来处”。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当中，就注释的对象而言，有的是江西诗派的“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有的是与江西诗派有重要渊源关系的人物，如苏轼。就注释者而言，任渊、赵次公、李壁等人都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因此，宋人注宋诗的典故注释，与宋代诗人的创作方法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有些注本的形成，便是受江西诗派创作理论的影响，如任渊的《山谷诗集注》与《后山诗注》就是为了揭示黄庭坚、陈师道诗歌语言的“来处”。有些注本原本并非以此为宗旨，如赵次公所注苏诗、李壁《王荆公诗注》。苏轼、王安石虽然对江西诗派有重要的影响，但并非其成员，对其创作理论也未必完全认同。不过在这些注本中，注家对典故的详细注释，客观上也可验证江西诗派的创作理论。从典故注释的视角来考察宋代诗人的创作方法，可以归纳为在“无一字无来处”式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式的创新。 （一）对前人的继承：“无一字无来处”
“无一字无来处”，这是江西诗法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任渊注释黄庭坚诗的宗旨所在。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他又在《论作诗文》中说：“如此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黄庭坚对任渊《山谷诗集注》产生了重要影响，任渊在《黄陈诗集注序》中说：
大凡以诗名世者，一句一字，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必有所考。昔中山刘禹锡尝云：“诗用僻字，须要有来去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唯此注有此“饧”字。而宋景文公亦云：“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为。”故景文《九日食糕》诗云：“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人间一世豪。”前辈用字严密如此，此诗注之所以作也。
也就是说，揭示前辈诗人用字是如何的“严密”，亦即探讨他们所用典故的出处，是诗歌注释的根本目的所在。
纵览《山谷诗集注》的主要内容，情况也的确与任渊所述一致。阐释典故的来历与出处占据了《山谷诗集注》的约三分之二篇幅。
任渊继承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的观点，赵次公认为苏轼作诗也有相似之处，他在《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的注释中说道：“孙莘老谓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处，次公谓无一字无来处，东坡诗亦然。”上文所举赵夔序也认为苏诗“无一字无来历”。清人钱大昕指出：“王本长于征引故实。”王本指题名王十朋编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赵次公、赵夔正是该集注本中最重要的注家，他们连同程绩、李厚、宋援、林子仁等注家，将大部分篇幅放在征引典故之上，正是受了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影响。在李壁《王荆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胡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中，典故注释也占大部分的篇幅。宋人注宋诗中的典故注释，以无数实例验证了“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理论。尤其是上文总结的各种用典之法，更是丰富了“无一字无来处”的内容。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无一字无来处”在黄庭坚那里不过是夸张之词，而任渊对于这个宗旨的过分追求则难免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冗注”就是这个宗旨的副作用之一。例如黄庭坚《谢公择舅分赐茶三首》其二云：“文书满案惟生睡”，意思是说烦琐的案牍公文令人疲倦。任渊注：“梁元帝《金楼子》：有人读书，握卷即睡。梁人谓书为‘黄奶’，言其怡神养性，如乳媪也。”注释的第一句尚可，然而说书能怡神养性，好象乳媪一样令人舒适而瞌睡，则显然与黄诗的原意不合，可以删去。
除此之外，冗注在宋人注宋诗的其余注本中也是普遍现象。苏轼、王安石诗都有清代补注本。清代诗歌注释者擅长冷静地考据，对“无一字无来处”理论，并未陷于近乎狂热的追求。冯应榴整理历代苏诗旧注，辑成《苏文忠公诗合注》一书，就删除了王十朋集注分类本中的不少冗注。沈钦韩在其《王荆公诗补注》中也常常指出李壁注典时的冗余现象。
（二）对前人的发展：“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宋诗好用典故的创作方法常常受到负面的评价。苏轼就被讥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被认为有堆砌典故、卖弄学问的嫌疑。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主张则常被视作“剽窃”。实则宋代诗人对前人的语词典故并非简单地袭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变化，从而自成一体，富有创造性。宋人注宋诗能全面地体现这一点。
江西诗派旗帜鲜明地提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创作方法，他们的前辈诗人王安石、苏轼等已有类似观点。如《王荆公诗注》中《窥园》一首李壁注引《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言：‘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处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这段话说明了王安石关于用典的观点：应对原典加以点化，而非生搬硬套。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创作中却也常常能体现这种方法，对江西诗派的创作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启示。李壁、赵次公等人的注释正以此为纲领，展示了王、苏诗中的巧妙变化之处。
如王安石《示无外》“邻鸡生午寂，幽草弄秋妍。”李壁注：“韦应物诗：绿阴生昼寂，孤花表春余。”韦诗上句描写的是绿阴笼罩下白昼的寂静，是单纯的以静写静，没有特定的时段。王诗则选取了午睡这一白昼中最安静的时段，以动写静，以偶尔响起的鸡鸣声反衬中午的静谧。韦诗的下旬写春景，以零落的花朵暗示春将归去。王诗改写秋景，着一“弄”字，将秋天成熟而恬淡的意趣尽显无遗。二诗一访春情，一觅秋意，皆为写景句中的翘楚，王诗能在韦诗恬寂的意境之外另立新境，不落言筌，尽得风流。
又如苏轼《秋怀二首》其二之“空阶有余滴，似与幽人语”句，赵次公注：“古诗‘夜雨滴空阶’、‘滴滴空阶里’、‘空阶滴不入，滴入愁人耳’。‘似与幽人语’，则出新意于古诗之外，不自为愁人耳，乃似与幽人对语也。因闻雨声，似与幽人语，故起平生欢之兴。”赵注所引几句古诗，皆来自何逊。何诗谓夜间万籁俱寂，唯有愁人展转不能人眠，故闻夜雨之声。雨滴空阶，声音清脆可辨，更是滴在愁人心头，尤增愁绪。苏轼将滴雨之声增饰一“余”字，则“余滴”与“夜雨滴”、“滴滴”相比，愁绪稍减。苏轼又将“愁人”改为“幽人”，进一步扫除愁肠别绪，转而营造清幽的气氛，并且幽人与余滴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感应，从而在何逊诗之外别造新境。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黄庭坚的重要创作理论。其《答洪驹父书》云：“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包含了江西诗派从古人的文化积淀中变化生新的精神。本着“点铁成金”的创作理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精彩之处，要数对典故变化与生新这方面的解释，从中体现出黄庭坚对前人诗意的发展。
任渊常常总结黄诗借用古人之意，而不用其语的情况。这也就是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所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例如黄庭坚《和答外舅孙莘老》云：“寄声旧僚属，训告及匕箸。”任渊注：“如《古诗》‘上有加餐食’之意。”“上有加餐食”是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的诗句，是友人从远方寄来的书信中殷勤的叮咛嘱咐。黄诗无一字与原文相同，而深挚的思念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色。
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所谓“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在任渊的注释中也能找到例证。如黄庭坚《咏史呈徐仲车》云：“川流恨未平，武功原上路。”任渊注：“老杜《武侯庙诗》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此借用，以不得灭魏为恨。”圆这里借用的是古人之意，但又于古意中有所变化。老杜原诗的意思是遗憾诸葛亮没有机会吞并吴国，黄庭坚借用其意而加以变化，将长江之流转为武功原上之路，这便是惠洪所谓的“形容之”，从而表达了以不得灭魏为恨的新意。
除黄庭坚外，陈师道、陈与义也常常点化前人的语意，在注释中尽显无遗。如陈师道《晚兴》“不干遮极目，自是怯回头”，任渊注：“退之《西山》诗：为遮西望眼，终是懒回头。”韩陈二诗皆抒登高远望之感，韩诗言“懒”，为一时意兴之阑珊。后山诗改为“怯”，直抒老来飘？白之无奈，更富感染力。
又如陈与义《观江涨》“叠浪并翻孤日去”，胡樨注：“老杜《宿江边阁》诗：孤月浪中翻。”杜诗中的“翻”字已是传神写照之笔，准确地表现了月影在波浪中浮沉变幻之势。简斋变月为日，又加上“叠”、“并”等修饰成分，生动地表现了日影散布于丛浪中的破碎之势，在杜诗意境描绘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