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添进一郎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学者与外交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撰写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是一部记述川陕地区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的山川游记，带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刻上了创作者本身的政治文化思想烙印。《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包含许多精丽的写景小品，对沿途的历史古迹、风土人情、物产民俗都作了生动的叙述和描写，也有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思考，发人深省，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特别是该书对于晚清社会状况的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栈云峡雨日记》从两个方面记载了作者的旅行状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笔记。竹添对一路的饮食、住宿和交通状况、物产、水文都有描述，为我们了解晚清差旅、税制、水利、航运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从《栈云峡雨日记》看晚清差旅状况
竹添在日记的最后一则中写道：“是行为日百十有一日，为程九千余里。大抵车取二，轿取三，舟则略与二者相抵。”可见，他全程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三种——车、轿、舟。从北京至重庆，主要的交通工具为车与轿，从重庆府到上海则一路乘舟。竹添自持“探奇如学道，要在忍辛勤”，但是一路的跋涉也让他苦不堪言。在华北平原上，由于持续的干旱，竹添沿途遇到了大风扬尘的天气，“目眯不能视”，与君亮拥被卧车中，舆夫“则黧面变为斑白，目光炯炯如恶鬼”。离开河南卫辉府途中，“风雨卷沙，自窗隙乱扑，车中之尘可掬”。抵达新乡县时，“风雨愈猛，奇寒袭肌”，甚至还出现了“泥滑马痛”的现象。西安以西，因为山路险峻，“乃舍车而轿”。在秦岭中，“山不甚高峻，而石角嵬我，动欲倾跌。其无石处，则泥滑无以措步，舆夫窘甚”。临近四川，过宁羌州时，“走山岚间数十里，雨又不绝，在轿中衣襦皆湿”。又过七盘关时，“会天雨泥深尺许，足一陷不可复拔。乃取道于山麓，自溪中行。水深没膝，舆夫蹑石以取浅，左深则右，右险则左，余在舆中摇摇不已”。在重庆境内，“夜半出店，过浮图关，山峻轿危，轩则朝天，轾则俯地，残梦屡惊”。
他也不适应中国的饮食习惯，“其适口者，惟有鸡卵耳”。安肃县以西，“绝无杭稻，以面充食”。在铁门只是“杀鸡充食”而已，在陕西兴平则“获藕粉食之。盖捣藕为粉，渍水晒干，略如我邦制葛粉”。竹添因为身体的原因错失了游览西岳华山，他对此深以为憾。
另外，竹添对沿路的旅店也多有记述。虽然一路走来，很多时候都是风餐露宿，但是他还是有不少住旅店的经历。
宿宜沟驿。梦寐中闻风泉喧飓声，谛之则驴马龅刍也。始知“卧闻瘦马龅残刍”句之妙。北地客店，卧房与马间相连，止隔一墙，或有别构者，亦相距不过数武。故马嘶驴鸣常起于枕上。（五月十五日）
客店极矮陋，一室不能容二客。（五月二十九日）
黎明往浴骊山温泉……余自发京已月余日，客店无复设浴，面腻体垢，臭秽欲呕，至此洗沐数次，殊觉爽快。（五月三十一日）
府城（西安）规模宏壮，街市填咽。凡禹域客店，独僦卧房，而无他具。故行旅者必赍枕席衾稠，始得涉远。北地又无团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嘻嘻聚于臀边，驱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园圊之设，虽不净洁，亦胜于无矣。（五月三十一日）
过临江寺，宿资阳县……客店大者可容千人，店中或有设剧场者。（七月十三日）
第一则，介绍河南的旅店状况。卧房与马厩相连，或者相隔几步之遥，因此“马嘶驴鸣常起于枕上”。第二则，描述客店的规格，第三则则对中原旅店内无澡堂之设表示无奈。第四则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安乃至整个北方客店的一个整体状况，旅客远行需自带被褥枕席，没有厕所，大小解只能去猪圈解决。而第五则记录了四川客店规模，当时甚至店内设有剧场，这大概与当地川剧的流行与普及有极大的关系。
竹添笔下中原驿站粗劣的饮食、简陋的卫生条件（几乎没有浴室跟厕所）、用马粪代替木柴做燃料，渔夫在岩穴中栖息……对于一个生长于斯的晚清人而言都是司空见惯。而在竹添看来，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他仔细地将其作为新闻一一记录在册。这种选择上的差异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当时日本已经完成明治维新，近代化之风已悄然刮起。个人的物质享受，更加舒适的、便捷的交通，清洁的生活环境和多样卫生的饮食，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煤气路灯开始在东京的银座点亮，欧洲的各种生活用具、服饰首饰开始流行于各个商铺之中，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为之焕然一新。同时加上日本特有的洗浴文化的影响，使竹添对于晚清中国内陆的境遇不得不感到惊讶和好奇。这是他对于沿途的饮食和交通住宿如此在意的重要原因。
二、从《栈云峡雨日记》看晚清长江航运状况
《栈云峡雨日记》还详细描写了沿路的交通状况，特别是在长江上行舟的经过，包括各种船的特征，舟子如何与险滩湍流搏斗，以及避险及旅客搭乘等细节，读来生动有趣。
竹添一路可谓历尽千辛万苦。从重庆至上海，一路都是乘船而行。竹添在日记中写道，“余将买舟，嘱听陈锡鬯听采”，“适有一大船装盐趋宜昌者，锡鬯劝余附载”，于是竹添搭乘这艘盐船开始了他的三峡之行。竹添在日记中记述了这艘盐船的特征：“盐船大受十四万斤，入水甚深”，“船上舻一，桨四，皆须七八人之力方得操之”。因为船太重，只能停在下流滩深的地方，搭载的乘客需要乘脚艇划十五里才能到达。同时竹添还对重庆江边的其他船只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凡船上设舱桶、窗棂者曰‘胯子’，供行李寄载。其无之者大曰‘五板’，小曰‘三板’，皆装载货物，客亦得就搭焉”。（七月二十二日）这艘盐船在途中两次遇险，一次是过荒滩时，“盘涡折舵”，幸好没有大碍，在巫山县修理后继续东下。另外一次则比较惊险，经过叱滩、人鲜瓮时，“左舷两桨触浪而折”，险些葬身鱼腹，后在舟子们的努力下才得以脱险。八月三日，至宜昌，“买小舟抵宜昌城”，次日又更换一舟，顺江而下，十八日抵达江州后又改乘火轮船，二十一日，“舟达于上海”，才抵达终点。竹添从重庆嘉陵江到上海，三易其舟，才得以到达，可见当时从水路出蜀是件多么艰险的事情。
此外，竹添在日记中还对沿途行舟的艰难及舟子与险滩湍流搏斗的场景做了详细的记录，让人如临其境。
过武林关，抵双渠子。漩涡叠起，舟所掀舞，一再转才得出。（七月二十五日）
将入巴阳峡，乱石堆叠，长数百丈，蜿蜒如龙，日龙蟠石。水束而逼仄，入峡益窄，若二大舟来遇，各桨相搪不可过也。（七月二十六日）
至大溪口则山稍豁开，舟路之险亦纾矣。大抵峡中有滩处，大涡磅礴，转毂翻轮，江流为之激荡，水面高低不一，所以为大险。（七月二十九日）
大抵上峡之舟，皆候风挂帆，又有数十人纤之，蹈悬崖而行。遇路绝不可行者，辄皆上舟，荡桨摇橹，经数刻仅能进寸。而下滩之舟则一瞬千里，快如奔马。但覆败之患，常不在寸进而在快奔。静观者盖知之矣。（七月三十日）
过叱滩，入人鲜瓮。乱石排水面，大者如冈阜，小者如剑锘，忿迅争耸，与水相搏。涛澜奔跳，随处作盘涡。舟掀舞于其间，不当一槁叶。舟人极力荡桨，适左舷两桨触浪而折，急移右边一桨代之。务随浪旋转，又遇大涡相蹙，舟胶定不动，众皆失色。有宣佛号者，有投糈祷江神者，相与出死力。拮据久之，始得能出险，皆额手称庆。盖峡中滩险以十数，而无过于此滩者。称日人蚱瓮，果不虚也。（七月三十一日）
三峡行舟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凡此种种，为后代读者展现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许多细节性的画面，为研究晚清航运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绝佳史料。
（作者：重庆市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邮编40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