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大师戴嵩，画牛独步千古，《唐朝名画录》说他画牛能“穷其野性筋骨之妙”，所画《斗牛图》《三牛图》《归牧图》等作品，被视为绝世佳作。其中，《斗牛图》被杜处士所收藏。有一天，杜处士将这幅画拿出来晾晒，有位牧童路过时仔细看了《斗牛图》，忍不住“嗤”笑一声，杜处士惊奇地问小孩笑什么，牧童指着图画说：“牛相斗时，力气集中在角上，尾巴是夹在两股中间，可笑画牛的人不懂斗牛的道理，让牛尾翘起来摇晃”，杜处士听了十分叹服。显然，戴嵩画斗牛时，缺乏细致观察斗牛细节而造成误笔。但是，瑕不掩瑜，这幅画仍是久享盛誉的名作。戴嵩是画牛名家韩晃的门生画牛成就超过韩晃。然而韩晃却以画牛注意细节真实而享誉画坛，他画牧童牵牛饮水，牛眼里照见牧童的影子，十分精妙。
阎立本是唐代绘画大师，笔力圆劲雄浑，工人物，尤擅写真，曾画《步辇图》《太宗图像》《秦府十八学士》《历代帝王国》等名作。但是，他的名画《昭君图》由于一个细节失真，为识者所讥。原来，他的这幅画上出现了一个戴帷帽的妇女，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帷帽始于隋代，与画中汉代人物相差了好几百年。造成误笔的原因，是阎立本没能很好地研究历史，以致“隋帽汉戴”。
阎立本所师法的南朝梁大画家张僧繇也有过误笔。张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徽、吴道子并称为古代四大画家，他善画人物，奇形异貌，变化多端，各得其妙，人称“张家样”。他画了一幅《群公祖二疏图》，图中随从的士兵穿的是草鞋，由此闹出笑话。公祖们是达官贵人，住在京城，京城的士庶都穿布履，而穿草鞋则盛行于江南，这是张僧繇不熟悉地理位置，不了解民俗风情所致。
五代后蜀的著名画家黄荃，他画的花卉禽兽，十分生动，几乎可呼之欲出。尽管如此，也有误笔之时，有一天，黄荃信手画了一只飞鸟，鸟首鸟爪都是伸直的，这幅画当场就引起争议。有人指出，鸟儿飞翔时首伸则爪缩，没有首爪同时伸直的；有人认为，黄荃是画飞鸟的大师，哪会画错?于是，大家走到外面观看空中飞鸟，果然没有首爪皆伸直的。黄荃造成误笔的原因，是没有细致观察鸟儿飞翔的神态，而是凭想象画成，即使画技再高明，也难免一失。
类似黄荃的笔误，还有宋代杰出画家李公麟。李公麟是安徽舒城人，号龙眠居士，善画人物和马，《五马图》是他名垂青史的杰作。李公麟画了一幅六七个汉子围在桌旁赌博的《贤已图》，图中人物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人伏在桌上，眼盯盆内的骰子，张嘴急呼，此时骰子转到“六”的位置上。李公麟将这幅画送给黄庭坚，黄庭坚欣然邀请友人苏东坡前来共赏。苏东坡细细看画后说：“画虽好，可是有一处误笔。画家是安徽人，没去过闽地，画中人物应是安徽人。天下呼‘六’都是合口，只有闽人才是张口，因而这幅画把安徽人错画成闽人了”。
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在位20多年政绩一败涂地的皇帝，但他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独创“瘦金书”，跻身书法大家之列；他精工人物花鸟，尤以花鸟画更为出色，自成雍容华贵的皇家“院体”。历史上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为数不少，但能玩到如此专业水平，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的大概只有他一人。据说，这位皇帝所画的鸟雀，眼睛小豆般的凸出在纸绢上．十分生动。他在他的画册《宣和睿览册》中有一幅有名的《瑞鹤图》，群鹤振翅高飞，似有扑打之声，技法娴熟，令人拍案叫绝。然而有人研究发现，鹤在飞翔时脖子总是笔直前伸，而这幅画中飞行的鹤却是弯着脖子。宋徽宗画鹤时，显然疏忽了细节的真实，以致使这幅画成为误笔名画。
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于20世纪30年代画了一幅《柳荫鸣蝉图》，画中一只蝉落在细弱柳枝上鸣唱，自己感到很满意，尚未题款，便想请齐白石题款，托人持画送到齐白石手里。齐白石收到画后仔细看。发现了张大千画上的笔误，对前来送画的人说：“大千疏漏了，蝉伏在柳条上头应朝天，不能朝下。因为蝉头重尾轻，落在细弱柳枝上就会掉下来”。大千知道齐白石的意见后心里很不服气。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到四川避难，有一天在柳荫下乘凉，仔细察看柳枝上鸣叫的蝉时发现确实是头朝上的，他才信服了齐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