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事件之因由,学界说法不一。细阅相关历史文献,考察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土司采取的政策,这一事件当系清王朝在巩固了中央集权之后,在贵州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而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水西土司 安坤叛乱 改土归流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事件,上至国史《清史稿》,下至地方志《大定府志》、《黔西县志》等均有记载,学界对此事之因由见仁见智。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因由再做考辨。
一 历代水西土司内附朝廷历史简述
贵州水西安氏土司,自三国开始至清朝康熙三十七年废除,绵延1400多年。清代贵州巡抚田雯《黔书》载:“蜀汉时有济火者,从丞相亮破孟获有功,后封罗甸国王,即安氏远祖也。”虽然中央集权不断更迭,但是水西土司“皆以识机达变,”内附新朝:
唐会昌中(841-847),阿佩率众内附,复袭王爵。
天成二年(927),普露率其九郡入贡,袭封如故。
宋开宝中(968-976),普贵纳土来庭,仍赐王爵。
元至大元年(1308),授阿画为五略将军。
明洪武四年(1371),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
(清)顺治十五年(1658)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找安坤,许以如元阿画、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
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生存,内附朝廷无疑是最佳方式。即史书所载“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识机达变,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故得以长奉西藩,受恩罔替……”
值得一提是明初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奢香对维护水西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杰出贡献。奢香可谓彝族女政治家,其丈夫辞世后,摄贵州宣慰使,在遭到都督马煜裸挞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水西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忍辱负重,破除了马煜欲以此激怒少数民族反明、从而镇压的阴谋,并在朱元璋痛斩马煜之后,承诺“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奢香回到水西之后,组织水西少数民族同胞开通驿道,设立九驿,连接了水东、水西,并通往云南,对于明王朝加强云贵的统治,维护云贵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此可见,水西土司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具备了敏锐的政治觉察力,在中央集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潮流中,为了自身生存,能够及时内附新的中央集权。因此,虽然中央集权多次更迭,但水西土司却绵延1400多年,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避免战乱、平稳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 清初安坤的表现及学界对安坤叛乱因由的不同观点
《清史稿》、《黔记》、《贵州古代史》、《贵州简史》都记录了安坤“叛乱”之前归附清王朝、支持清军进入云贵的史实:
(清)顺治十五年(1658)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找安坤,许以如元阿画、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
“清军……进军贵州之时,水西安坤是归附较早的土司之一。
清军进入云南时,吴三桂在七星关被阻,‘惮其险不敢攻’。安坤……使吴三桂的队伍得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云南。
安坤以引道有功,受封水西宣慰使……准世袭。安坤……不仅定期输纳贡赋,而且积极协助镇压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清活动。
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反清的吕弘汤窜逃水西……安坤察觉后,密报清朝,合力擒拿吕归案。
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反清明将刘鼎失败而逃水西,安坤捆送刘鼎至贵阳,交朝廷处死。
顺治十五年六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受降。三桂乃由水西至西溪河,得捷径至以烈……十六年,三桂入滇。”
从以上资料可看出安坤归附清王朝的坚决态度。对此,范同寿先生在《贵州简史》中认为,安坤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情,“主观上是为了保有土司的世袭特权,客观上对维护政局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清初安坤表现尚且如此“顺”,在清王朝平定了云贵,中央集权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安坤可能“逆”吗?
《贵州简史》认为造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是由于吴三桂方面的原因:
“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后,野心不断膨胀,为了达到分裂割据的目的,一面在云南大规模扩充军队,一面向云贵土司勒索金银财货。紧临云南的水西地区,成了吴三桂进行掠夺的主要对象,为了给经济掠夺制造借口,吴三桂故意“激叛诸土司”。
《清史稿》卷一二四关于此事也有记载:
“顺治十七年,(吴三桂奏报)‘贵州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要求‘欲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
“康熙三年(1664)正月,吴三桂与贵州总督杨茂勋,以安坤、皮熊谋反为名,合疏请剿。三月,吴三桂统领十镇兵……进入水西。”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对于“谋反”,事件主角――安坤并没有什么反叛清王朝的举动。所谓“刑牲祭鬼”,实际是少数民族土司相信鬼神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吴三桂等所谓的“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实为其为征剿少数民族土司所找的借口。从这一层面来看,吴三桂“激叛诸土司”之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清王朝对水西土司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向水西进军不可能是吴三桂单方面就能够实现的。《清史稿》记载的内容实际上暗含了吴三桂看准了清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土司的态度,即“欲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所以吴三桂与清王朝一拍即合。如果如朱元璋一样采取安抚少数民族土司之策略的话,这场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贵州古代史》则认为,水西土司谋反之事完全是安坤个人造成:
“由于西南平定,清朝……于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令……八旗满兵归还北京。八月,黎平县……苗民起义。冬月,土官王国拉起兵反清……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初,又发生了丹平长官莫之廉和金筑土官王应兆起兵反清;冬月,广西夷人阿仲起义……这些事件的出现,安坤看成是中央统治权利衰弱的反应。”
同时引证《明清史料》和《贵州通志・前事志》之内容:
“水西安坤年少,国公车噶喇专政”、“为坤所信任”、“土目车噶喇、慕魁周室、把总高拨复刚和之,踪迹颇露。”
于是得出结论: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安坤反清的阴谋揭开了。”
而据该书描述此时安坤的具体表现则是:“安坤一面制造火药武器,准备器械、盔甲,操演兵丁‘一面与各土司互相联络,准备起兵。同时大造舆论……宣扬‘海上以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坤起兵。’”
以上材料认为安坤将当时各地起义视为中央统治权力衰弱,由此导致反清。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历代水西土司为了保证自己领地和平,都归附中央集权,形成了土司管理区名义上归中央统一管理,实质上是土司的自由王国的局面。由此才出现中央集权不断更迭,水西土司绵延1400多年的历史。包括安坤在内的历代水西土司都明白,自身力量较中央集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在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受侵犯的情况下,不会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由此也可推知,在清王朝没有对水西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仅凭一些地方出现动荡就造成了安坤反清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对于所谓“海上以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坤起兵”的舆论,也不太可能是安坤所为。结合安坤对清王朝及李定国的态度,他不可能听李定国之“谕令”起兵反清。李定国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大西军”的主要领袖之一,最初是为了推翻明末腐朽统治,清军入关后即改变斗争对象,采取“联明抗清”,永历皇帝授其晋王衔。李定国率领军队在贵州、湖南、云南等地抗击清军。洪承畴招抚安坤之际,正是李定国的农民起义军在湖南芷江阻止清军进入贵州之时。之后吴三桂进军云南时,在“三坡石虎关”也正是遭到李定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拦截,吴三桂的军队遭到伏击,但是得到“安坤等具启投诚”,“于水西得奇道,由天生桥抄乌撒军民府,按期在云南曲靖与湘、桂的清军会师。”
可见,安坤与李定国素无瓜葛,甚至配合清军多次破除李定国军事阻碍,因此上,在清王朝得到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安坤不可能听李定国的“谕令”起兵反清。
清代贵州巡抚田雯《黔书》针对治理贵州少数民族土司指出:“国家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削、或慢残、或处置不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
田雯道出了少数民族土司对中央集权的态度。面对争取到的安定生活,少数民族土司倍加珍惜,不会轻易反叛。安坤事件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帮助清军统一云贵之后,他不可能反清,否则当初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清军进入云贵。
再从吴三桂叛清时安坤妻儿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当时水西土司对清王朝的绝对忠诚:
(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坤妻禄氏及子安胜祖,与威宁总兵朱万年共谋联络各土府抗叛……禄氏又派属下探湖广、四川、广西道路,迎清军平叛,并召集旧部作抗叛准备……自三藩之乱以来,安胜祖……先后消灭吴三桂叛军4148人。
所以,《贵州古代史》关于安坤谋反之说,亦难以令人信服。
三 清初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之真相
《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记载:“安坤……蠢蠢思动,踪迹颇露。总督杨葆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乃请剿。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
《清史稿》此记录反映了清王朝对水西土司的态度。如果清王朝如明初一样安抚水西土司,即使少数民族首领真有反叛之心,也是能够避免战争的。但是,清王朝的态度不是安抚少数民族土司,而是赞同了总督杨葆勋“失今不讨,养痈必大”的“清剿”方略,并“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
再从清王朝在安坤事件平定之后,对于水西地区及安坤妻儿的处理,也可以知道当时清王朝对水西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土归流”。谋反向来罪大恶极,必然诛连九族,但是安坤事件之后,除了安坤本人伏诛之外,其妻儿居然没有受到牵连。清王朝仅仅在水西地区设置了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并设置流官而已。水西地区虽然实现了“流官”治理,但是安坤之妻儿却还掌握自己的旧部。因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安坤事件的策略,就是要逐步改变土司对领地的绝对领导权,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一举措不可能一蹴而就,故而其处理方式十分微妙,因而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意安胜祖袭任水西宣慰使职,当地又恢复了土司建制。”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胜祖死后,清王朝彻底废除了水西土司,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终于得以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的水西土司安坤叛乱,并非安坤制造祸端,吴三桂也仅仅是暗合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土司的统治策略。这一历史事件是清王朝在巩固了中央集权之后,对民族地区土司政策的一大转变,实际上成了清王朝在贵州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所导演的一个序幕。此后不到30年,也即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开始全面废除土司制度,大规模改土归流。
参考文献:
[1] 罗书勤等点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 范同寿:《贵州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简介:欧阳大霖,男,1980―,贵州天柱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地方文献,工作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