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王实味首当其冲,因《野百合花》等文而遭到大批判,被强扣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弥天罪名,而其人其文在国统区一时广为传播则是国民党相关新闻机构和媒体借此来“宣传”延安边区的“黑暗”,以达其政治目的。王实味的冤狱和被处死的可悲结局,中共相关机构及其领导人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国民党的大肆宣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6月2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出《延安文艺界座谈会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消息,短短3个月,王实味由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成为人人唾弃的“托派”罪人,旋即又被罗织“反革命集团首领”等几项罪名,成为“整风运动”中被批判、整肃的对象。此即“王实味事件”或“《野百合花》事件”。同时,这一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引起了相关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本文关注的是王实味及《野百合花》在国统区的传播以及被国民党“利用”的问题。
一
首先提到被“利用”的是当时批判文章:“《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有研究者依据所看到的档案材料,认为“恰恰是范文澜那篇批判文章及周文的批判文章才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对王实味的注意,而其时已是在大规模地批判斗争王实味结束之后的事了,谈不上‘立刻’,至于范文中所说王实味的文章被敌人利用不知所据为何”。该研究者还写有《〈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仍就此而论,其立意在于披露“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表达“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挞伐”的义愤。随即有人对在王实味大批判中“预支证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也许是过于敏感了,其实,“利用”问题在批判王实味中,其利用价值及影响微乎其微,大批判和定“罪”所依恃的无非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欲加之罪,而随着《野百合花》在国统区的传播日广,最终对王实味的悲剧结局却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是因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而再次走到一起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双方本来就脆弱而微妙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军事摩擦与舆论宣传的交锋伴随相生。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有松懈过对延安的关注与“宣传”,各种反共小册子时有发行,笔者所见即有《速写陕北九十九》、《陕北剪影》、《陕北轮廓画》、《陕北鸟瞰》、《中共内幕》等数十种。而伴随“关注”的是对延安相关动态及时收集和评判。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标志“整风运动”开始的《整顿党风文风学风》的演说,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新闻机构即有报道:“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表了他的‘三风’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文风。’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八股主义者’,他平日惯好玩弄名词,制造口号。即如此次所发表的‘三风主义’,根本也就是八股主义。”从引文中可知撰文者对演讲内容是了解的,而毛的演讲4月27日才公开发表于《解放日报》,重庆的《群众》转载是在一个多月之后,至于作者从何渠道获悉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对延安的动态是密切关注并有所反应的。中共党报《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创刊号的醒目位置的《本报发行科启事》说:“创刊伊始,筹备仓促,对发行事宜,尚未齐备,暂委托新华书店办理,若蒙批售,来信请书‘延安新华书店转解放日报发行科’字样,以免与该店业务混淆,订阅者可迳向该店直接办理手续。”这说明在延安以外可邮购到《解放日报》,时虽国民党对正面宣传延安的相关报刊杂志的发行渠道有所干预,一般人难以看到,而其宣传、情报等部门要看到该报,并不困难。在1942年3月5日的《中央周刊》一篇短论中,就引用了《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20日的社论。该刊对延安的整风运动还陆续有相关的报道和评价。此外,国民党获取延安最新动态的另一渠道是在重庆发行、大量转载过《解放日报》相关内容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
再回到《野百合花》问题。应当说该文并没有立即引起国民党重视,也就是说国民党宣传部门并没有立刻看到其在“宣传”边区方面的利用价值。笔者同意正是由于批判文章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重视的观点,但原因又不仅是范文澜和周文的被转载文章,而是《解放日报》等大量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首先,《群众》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一共有6篇:《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从鲁迅的杂文到王实味》、《延安中央研究院座谈会反对王实味的斗争日记》(即《斗争日记》)、《从人性说到党性―――评王实味的人性论》、《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关于人性问题》。从日期上说,被经常提及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一书确实在范、周两文转载于《群众》之后。但由“邹正之编”的《野百合花》却标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再版。”从出版日期以及序言《介绍〈野百合花〉》的编者落款“卅一、七、十”可以推断该编者(或相关组织)应该在《群众》转载文章之前即已注意到《野百合花》及相关批判情况。其次,对延安动态极为关注的《中央周刊》,同样对“《野百合花》事件”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7月下旬(也在《群众》转载之前),才注意到:“最近延安方面有一共产党员叫王实味者不知共党利害,真的批评起延安的一般情形来,他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暴露了好些弱点。于是共党干部恼羞成怒,斥王实味是‘小资产阶级意识,风头主义,思想意识已与反共顽固份子胶漆同化,一样顽固,一样黑暗。在思想上,他确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篇不长的评论中,同时征引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注明的出自《解放日报》(6月9日)的批判文章《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以及《“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到此时,《中央周刊》开始就《野百合花》和王实味做文章,连续对此事作了相关报道。《野百合花案详情》一文系转载“盟利通讯社”报道(这说明在华的外国记者和媒体亦注意到了此事),“延安的文艺界并为了《野百合花》问题,开了三天座谈会。据座谈会主席丁玲报告:‘这会是对王实味思想作清算,同时对自己作严格的反省。做为将来到实际生活中和大众团结在一起的准备。’延安各报及文艺界,对《野百合花》的批判挞伐,方兴未艾,但是看不见王实味的名字来解说他著书的动机,并且听说他好久不到他服务的机关工作了”。该报道大致反映了实际情况,只是显然对延安方面批判王实味的力度和实际影响估计不足。实际上,仅王所在单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到6月11日即召开十多次座谈会。丁玲在6月11日的总结会发过言,而其中6月8日的座谈会有“来自70个单位”的“一千多个旁听者”,甚至会址也由室内移到操场,这其中王实味本人只出席了6月4日上午的座谈会,确痛遭“挞伐”并无反驳或解释的机会。稍后《中央周刊》又抛出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本刊特辑”:《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观》―――编者按、《野百合花》全文以及范文澜的《在野百合花问题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即《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第四节)。按语全文如下:
轰动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报导。兹有友人转赠《野百合花》全文共五节,同时在最新一期《群众》上看到范文澜先生《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因得窥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貌。为使读者亦能共赏此项传颂一时之文件,用特转载其全文。《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先生原为延安‘中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述甚富,文名甚噪,该文曾载延安《解放日报》,因此而引起之纷扰,迄今尚未平息,共党已判定王为‘托派’而加以惩诫。范先生据闻系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本刊所载一文,系取全文之第四节。两文原载共党机关报,本刊不欲有所评论,请读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
王实味在1937年赴延安之前,即创作、翻译不少文学作品,1938年经院长张闻天亲自挑选调至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曾为党翻译过一二百万字的书”,确实算得上“著述颇丰”,说“文名甚噪”虽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大致说得通;所转载文章,则未作任何篡改或歪曲,与原文一致,而在“编辑小言”栏中还写道:“友人以《野百合花》的原文相赠,我们看了很感兴趣,不敢自秘,俾本刊读者得同赏妙文,所以把全文刊发出来,《中央周刊》转载共党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的文章尚以此为第一次。”无需多言,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此举无非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此来贬损延安形象。种种迹象表明:温济泽的回忆“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应当即指此。首先,“特辑”也符合温济泽所言的“专号”,其用意也符合“恶毒攻击”。再者,延安方面也对《中央周刊》的报道作出了回应,上文提到的《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一文即是专门针对《中央周刊》转载“盟利通讯社”的《野百合花案详情》的反批评,这表明国民党刊物的宣传“利用”也引起了中共有关方面的注意,而温济泽是有可能已读到《中央周刊》对王实味事件的报道,虽题目略有偏差,但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而《中央周刊》真正对事件发表意见的是稍后的《野百合花事件答客问》,该文通过问答形式就王实味个人、《野百合花》以及“整风”背景作了相应的评论和猜度。该文目的同样是在“利用”其“攻击”延安,并显然做过较充分的准备,其观点也略有深度。比如说王实味“是一位‘文化人’,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常为《世界日报》副刊写小说,笔名有时叫做‘实味’,有时叫做‘橄榄’,文名与沈从文、胡也频不相上下,刘半农很称赞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总在1926年左右。曾为中国共产党翻译过一二百万字的书,现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此外,对王实味的写作动机和个人性格的看法亦值得引述:“《野百合花》的产生,是延安青年不满现实的共鸣,王实味不过作了这种‘共鸣’的纪录而已,决无存心破坏中共的动机。第二、王实味是文人,文人不免有点儿书生习气,书生爱说老实话。他以为‘整顿三风’的口号,也许是真要自我批评一番,就大胆写出《野百合花》,希望引起党中人注意。后来的结果,当然不是王实味所能预料。同时,他以鲁迅自况,也是书生习气的充分表现……‘寂寞’的心,只好向它们的文艺大师―――鲁迅,寻求一点安慰。”这些话似乎有点歪打正着的味道,但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情,更令人惊讶的是,该文结尾还分析事件背后的“隐情”:“《野百合花》事件不是偶然的,简单的,一定别有其政治背景。”至此,《中央周刊》关于“《野百合花》事件”报道告一段落,而该刊下一个与中共延安有直接关系的“特辑”是一年后的“第三国际”解散。
二
实际上,在重庆《中央周刊》刊出《野百合花》以及《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印行之前,另一国统区已经刊出了全文。这家刊物叫《民族文化》,发行地在广东曲江,系由国民党党部广东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月刊,《野百合花》以“延安文献”为标识刊于该刊的第2卷第7期,全文照录,署王实味名。在刊物的“读者•作者•编者”栏有简短介绍:“末了的两篇,除了一篇续稿,便是一篇杂文,这即是延安文献的《野百合花》。延安的作品原是难得在本刊上见到的。只因为这是在延安里发出的正义呼声,我们该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转载过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附加说明。总的说来,这两家刊物对事件的关注说明了国民党当局有关机构对延安动态的密切关注,其转载文章、发表评论别有深意,即把《野百合花》当作“镜子”,照出了“延安的阴气森森,没有自由,更没有‘爱和热’”,青年们在“‘丑恶’‘黑暗’的气氛之下,充满着失望而且‘陷于疯狂’了”,“领导者,在那里尽情‘享受’”且“十分专制,也十分讳疾忌医”的“自欺欺人”。还推断“中共内部,必然发生过裂痕甚至相当严重的斗争”。这当然可以说是“恶毒攻击”,但其内容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并没有肆意地添油加醋。这从《群众》的那篇反批评文章《王实味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后》中可以看出,该文针对的仅仅是《中央周刊》转载“盟利通讯社”的消息,而对已经刊出其他相关报道却不置一词,只在王实味及其作品上来做“批判”文章,这固然有不愿惹恼《中央周刊》这样由蒋介石亲自过问的党刊,而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的考虑,同时,恐怕也是那些报道评论大体上符合实际,无从反驳。
离延安不远的西安(国统区通往延安的最重要通道)也对此事作出了反应。首先是1942年11月18、19日西安的《青年日报》上连载了《野百合花》,继之有发表在《文化导报》上的评论文章《我读完了〈野百合花〉》。作者在读过“两遍”《野百合花》后写道:“在我心头引起了清晰的回忆,在这回忆里更包含着无限的痛楚与无限的同情,更生出无限的忿恨”,“眼前就立刻浮现出几副残忍与痛苦的画面。有许多青年,坦白纯洁,热情好奇,受了欺骗与愚弄”,这“是落在中华民族的青年儿女们头上的一幕万分残酷的悲剧”。并认为延安的青年“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麻木不仁便是疯狂”。最后作者也敏感地觉察到:“从这篇短文里,可以知道中共的内部,已是存在着程度颇深的动荡与不安。这种动荡与不安的爆发,《野百合花》事件只是一点星星之火而已……无怪毛泽东要锐意整顿三风。”该文纯粹是就文而论,没有提到任何批判王实味的相关情况,而其读的也是转载的文章,可能系因作者当时正在“劳动营”里接受“感化”,是不大可能读到接触到延安报刊的。文章中有夸张造作、刻意为文的成见,但大体还是直觉的观感。尽管如此,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宣传”在客观上就更加坐实了王实味的“罪行”,只是不知道延安方面是否看到此文,而就当此文发表的时候,作者并不知王实味此时已经被开除党籍,头上已经扣上了“托派分子”、“反党集团首领”等数顶帽子,其本人已经处于被隔离状态了。次年4月,王在所谓“抢救运动”中被逮捕,关押于枣园后沟的中社部看守所,一关就是4年。
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之际,国民党把枪口对准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了舆论的普遍谴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延安流传出来《野百合花》批判也就成了他们胡乱抓住的拯救舆论导向的稻草。那两本根本没有标明出版地的宣传册子,显然出自国民党专门的“宣传机构”,他们也就此做足了成色,声称“《野百合花》,是写着一位中共党员―――当然就是王实味先生自己―――为了追求光明而踏进延安,在那里所听到的,看到的,身受到的,却意想不到的苦难与挫折。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理想中天堂的幻想,感到了寂寞凄凉,压不住心头沸腾热血,用了委婉曲折的笔调,苦心写了这四篇《野百合花》的杂文来……编者起初以为王实味先生大胆底暴露延安的黑暗面,觉出了一般青年内心的苦闷,要求大家自我批评……应该是一个大大的功臣,可是……正相反,王实味先生却获得了‘托派’的天大的罪名”,“在这件事上,使我深深感到,今日之延安,是否只允许奴性人物的存在,是否定了人性人物底生存权利?我希望全国的青年们,不仅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大家都注意这件事的发展,因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问题,在延安还在展开着,并未告一段落;并且大家却应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研究,因为这并不是王实味个人的问题啊!”并冠之以“新型文字狱”事件。很显然,国民党当局众多机构,对王实味事件倾注如此心力,虽然大多都表示如有的评论所说是出于为王实味“报不平的冲动”,为其不平遭遇而呼吁,但本质上无疑都是为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在造势。
但“《野百合花》事件”的余波仍未平息。一是1944年3月的西安传出纪念王实味等“活人追悼会”的闹剧。二是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经由南泥湾到达延安,在延安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43天(其中在延安34天)的参观访问,期间曾有记者见到王实味。被当作公正宣传延安状况的是《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该著记录王实味一节,研究者已作全文引录,此不重复。让笔者感兴趣的是同到延安采访的张文伯的文章,盖因张在对延安报道中曾几次提到王实味及《野百合花》。首先是1944年8月5日张文伯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央广播电台做了题为《延安观感》广播演讲,其中说道:“‘延安缺乏社会生活’,这句话是延安文化人萧军在文化座谈会上讲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却否认此点。里面说:‘延安的社会生活顶多彩,顶活跃,集体生产和学习,特别是色彩缤纷的各种各样的晚会,都是大后方所没有所不能有的富有生气的群众性社会生活’。由此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里,也有‘歌啭玉堂春,舞迥金莲步’这一类语句,但也因此而兴起了一场‘文字之狱’,终于被戴上一顶‘托派’的帽子。”进而指出延安生活以服从为准则,“中共的指导原理,是反人性论,反自由主义论”,而文人“正在‘改变’中,无‘用文’之地”。张文伯还有《陕北纪行》、《延安归来答客问》等书印行,多次提到王实味。比如把其作为延安“反民主自由的例子”:“自从王实味《野百合花》一案被批判了清算了以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一串的主义乃至于‘人性’,在延安都成为禁物。文化人自心灵以致面部的神经都麻木了。一句话不对,便会犯了禁条而受批判,不至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不止。”接着又说“《野百合花》里曾论及‘平均主义等级制度’”,并几乎引述了该文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全文,又评论说:“王实味果真被‘批判’了,但他所批判的等级制度,却依然存在。因此一般‘非干部小厨房’阶级,其生活之痛苦与沉闷是不待言的。”在“心头的苦闷”一节再次说,“例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掀起一重文字之狱,其本人批判为‘托派’”,以此来说明延安的文化人和青年“束缚在小天地,没有自由”的苦闷。张文伯其时为《中央日报》主笔和《中央周刊》主编,在国民党舆论宣传方面影响不小,其《延安归来答客问》8个月内就再版两次。“《野百合花》事件”自然也就跟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这在延安方面看来,王实味无形中又罪加一等了,似乎也意味着他必将遭沉埋的噩运。
在1942年延安的“文学之春”中,王实味只是搭上了末班顺风车,正如论者所言,“王实味没有赶上潮头,却意外地被颠上了浪峰”。与丁玲等人相比,王实味也根本“算不得主导潮流的人物”,却因《野百合花》等深具批判性的杂文得咎冤狱,甚至于最终殒命,这似乎印证了当时一位文学理论家令人迷惑的谶语:“假如莫利哀复活”,“那么,剩给他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装糊涂,二是重新死去”。似乎也不必惊异和费解主导潮流的丁玲等人在当时能涉险过关,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
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绕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而令人玩味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王实味事件仍然没有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如有亲历者在其新近的书中说:“当时大家看了以后(按:指《野百合花》),从内容到形式(文字技巧),都非常佩服,对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对自上而下的批评“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而“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
如果同意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的话,就只能感叹作为追求理想和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王实味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国民党的利用中均扮演了让后人哭笑不得的悲剧角色。个性狷狂不羁的他偶然性、戏剧性地成了党团派系之间斗争的玩偶和牺牲品:一方面是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冷酷无情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另一方面的打抱不平、呼唤“正义”、引以为同道,又何尝不是为己所用麻木不仁的妄称兄弟、缪托知己呢?这似乎表明,历史的洪流注定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
(选自《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