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天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选自《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傅国涌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