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需带着耳朵，聆听就好 2009年7月11日，先于季羡林先生几个小时，93岁的任继愈先生驾鹤西去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谢冕说，“他的离去使我感到悲凉”，我也感到了这种悲凉。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像被剜去了似地疼痛，仿佛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从这一年年初就有许多媒体发表纪念文章，到了4月，当我们要组这组稿子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知道的能写这样文章的人都巳写过了。总编对我说，向任继愈先生约稿吧，有他的稿子，我们的这组文章就会有分量。
在此之前，我对任先生的了解很有限，只知道毛主席称他是“凤毛麟角”，以及我父亲书架上任先生的关于佛学的和哲学的书。10年前的互联网很不发达，在去向他约稿之前，我去报社的图书馆查阅有关他的书籍，记忆深的是《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一书，在匆忙地阅读这些书后，我打电话给他，向他约稿。他犹豫了片刻，说，好吧，但最好你能来一趟，商量怎么写这篇文章。我心里想着，他说什么我就应着什么，我哪里敢跟他商量文章该怎么写呢?我只要提出文章的主题，让他写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行，至于怎么写，我只需带着耳朵，聆听就好。想到这儿，我便匆匆忙忙地奔向北京图书馆。
这么多年后，我已记不真切那一次谈话的详细内容了，只记得他说，回头审视“五・四”运动，不难发现有很多缺点，即对旧文化打击过多，肯定过少，怀疑过多，相信过少。他问我交稿日期，我看得出来他有些为难，但他还是说，好吧，写好了，你来拿。到我们约定交稿日期的前一天，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取稿子吧。我急忙赶了过去。秘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任先生刚做完手术，医生嘱咐他不能再看书、写稿，但他还是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愧疚地不知说什么好了。
走进任先生的办公室，他正低头看稿子，却比上一次我见到他时明显地虚弱了，见到我进来，他颤巍巍地站起来，伸出他的手，我连忙迎了过去，那一刻，我的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没说出感谢或道歉的话，但我相信，他能从我的神情中看得出来我的不安。他说了他稿子的内容，说了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往事。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全权代表是伊藤博文，伊藤很霸道，强迫李鸿章签字，李鸿章说，难道不允许我申述理由，双方商谈吗?伊藤说，申述尽管申述，签字还是要签字。任先生说，那时候，弱国的处境就是这样，所以，中国要变革，“五・四”就是以破竹之势冲击旧制度的……我不敢再打扰任先生了，我接过他的稿子，仔细看了一遍，没有我看不清楚或者是不理解的字词，我就对任先生说，您多休息，多保重，等杂志印出来后，我给您送过来。
杂志印出来后，我没敢再惊动他，我去了北图，把它们交到了秘书手中。
从此之后，我特别注意关于他的消息，比如，他的新书(包括重印等)或者是他主编的书出版了，我就会及时在我供职的媒体上介绍，因为我知道，从他手里出来的东西都值得向读者推荐。只说自己懂了的话
任先生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他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所以学哲学的人很少，当时进北大哲学系的只有十几个人，最后剩下三人，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南迁，任先生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去西南联大。这个团，学生284人，教授11人，年龄最大的是闻一多先生，他们一路风餐露宿，行程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他的心，也正是这一次的文化苦旅，使得任先生转而研究中国哲学。
任先生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然而，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这一方面是他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是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的，在他的自述中，他写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任“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任先生始终记着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任先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毛泽东都称他“凤毛麟角，人才难得。”
任先生是一个谨慎的人，毛主席夸过他的话，他只字不提。你要问他早年和毛主席的交往，他会说，你问这些干什么?你要他说说干校时的经历，他总说“往前看”。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这样悲哀而惨痛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了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他常说：“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30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这些话是一个学者到了晚年最为珍贵的体悟。怕老婆的用。对老婆不忠的不用
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任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性情品格被世人称道。任先生家乡人带来一部《红楼梦》清代评本，让任继愈辨识一下版本，任老给推荐了冯其庸，“因为他专门研究《红楼梦》”；我国“再造善本”工程由他主抓，但讨论到哪个善本需要影印，他总是逐一让相关领域专家定夺；一部《中国佛教史》，任先生写到魏晋南北朝，别人问他要继续写下去么，他的回答是，下面写不写都无所谓了，不像魏晋南北朝之前比较难，下面史料多，好写。
任先生用人也特别有自己的原则：“士先器识而后文章”，“他总先看一个人品性好不好，再看人能不能干什么事。”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怕老婆的用，对老婆不忠的坚决不用”。他当了18年的图书馆馆长，卸任时，他却说：“我想了半天也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给图书馆玻璃的门上贴了个条，省得大家撞到玻璃上，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
任先生住院前还在编《中华大典》和写《中华大藏经(下编)》的序。《中华大典》有7亿字，已经完成一多半了。那阵子，他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最后半个月身体就很不好了，住院的最后9天已经深度昏迷。
冯其庸先生去看他，看到的是――任先生浑身插满了管子，手不停发抖。医生说，他浑身都是癌细胞，骨子里都是癌细胞，疼得不得了。最后的那些时日，他就一直这么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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