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险就在前面的时候，我害怕了。 我知道她也害怕了。 不过，她比我冷静而且坚强。 一天下午。 我和她偷偷去登郊外那座在我们眼里一直是“高不可攀”的山。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顶，可是天却黑了。
可以想像，两个女孩子，年龄小并且在这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父母。在四周无人、风声阵阵的山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清楚地感觉到我在颤抖。我想哭，又怕被她训。听到她在我耳边坚定地说:“我们下山去!既然能来，就能回去。”
上山容易下山难，她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在黑暗中我们一步一步蹭下去，听得见虫鸣，嗅得到草气。我毫无意识地跟着她走，我们的手握得都可以滴出水来。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山口。我冲到前面禁不住大声欢呼起来。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回头看时，她竟是泪流满面。
那一年，我10岁，她也10岁。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
我和她竟然爱上了同一个男孩子。
爱情固然美丽，但是友情，对于我来说，又是多么珍贵。
在一个雨后的下午。
她幽幽地对我说:“每次面对他时，我都莫名其妙地害怕。他从不主动与我说话，我更不可能先一步向他表白。是不是真的放弃后，才知道这段感情是真是假;是不是离开他，才是我惟一决定。我不敢想像以后和他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也无法猜测我们能不能很好的相处。与其以后痛苦，不如现在分开……我想远离这个城市，你支持我吗?”
我想了想，轻轻地点头。
她笑起来，眼睛里含着泪，很快做了个鬼脸，转过身大声说:“今天我很快乐。真的。”然后飞快地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心里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才是真的很快乐。
那一年，我20岁，她也20岁。
当我听到她要出国周游世界的消息的时候，感觉非常生气。
我这是第一次和她争吵，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想以后也不会有了。
晴朗的下午。
我打电话问她:“你是不是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留恋的了?你不找朋友，不结婚。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生我的气?出国有什么好?你说――你说啊!”
电话那边，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不是想多了?我出国和我不找朋友、不结婚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生你的气?我看到你们幸福，高兴都来不及。难道这个我还需要骗你?”
“我不同意你出国!”我只认准这件事。
“你凭什么不同意?”她的声音忽然很冷。
我一时无语。想来想去，泪水就不争气地落下来，“是啊，我有什么资格不让你走?我算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在电话里我对她大喊起来。
“……好妹妹，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国外旅行。难道这过分吗?……好了，你别哭了，我听你的，要死也死在家里，哪儿也不去。”
那一年，我30岁，她也30岁。
当我知道她的病情的时候，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么多年，她一直是一个人。这对于她来说是多么不公平。
我接到她的电话，第一次听到她泣不成声。
还是一个下午。
我和丈夫手握着手，通过电话对她说:“你放心，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有牵挂你的心。今晚我们就坐飞机到你那里，从明天开始我们会一步不离地陪着你。你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的……”
丈夫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他的手握得我好疼。
她确实幸运，有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愿意把一个肾无偿捐赠给她。在她进手术室前，我和丈夫都站在她身边。她握着我的手说:“放心吧，我没事。”
我笑着面对她，丈夫的泪止不住落下来。因为他知道，只要她一进手术室，我就会成为那个“刚刚去世”的人。
那一年，我40岁，她也40岁。
当我看到她在世界各国邮来的录影带的时候，高兴得合不上嘴。
她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法国埃菲尔铁塔下面、英国雾都的街头、意大利历史博物馆前，衣着鲜艳的她风姿绰约，根本不像一个半百老人。
2001年9月11日下午。
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我听到她大声地说:“……我已经到达了纽约，准备明天一早就去世贸大厦……”因为时差相隔12个小时，我想，她那边正是深夜。她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天晚上，仅仅过去了6小时。我就从电视上看到了“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
我的心被抛到天空，又沉入大海。我开始疯狂地拨打她的电话。眼泪像珍珠断线。
想起小时候山顶相依；想起少年时为爱相离；想起青年时针锋相对；想起中年时生死相陪。
她就是我双胞胎的姐姐。我们流着相同的血。
有亲人生死未卜，谁不肝肠俱痛；有手足身处险地，谁不心急如焚!
我耳听得电话不在服务区，悲恸得无法自抑。整个人萎在沙发里，惟有抽泣。
电话响起来。传来她略带沙哑的声音。
“我起来晚了，没赶上……”
那一年，我50岁，她也50岁。
(向明军摘自《新青年》2003年第5期，潘树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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