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税是一种统称，是指从经济上控制报刊的由政府对报刊征收的各种税，包括保证金、印花税、广告税、纸张税、附刊税等。系统的知识税体系始于英国，后来扩展到英国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自1712年至1861年，知识税作为经济杠杆和一种对报刊的间接行政控制，遏制着着英国报业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自由主义理念的确立和下层激进报刊的大量出现，知识税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马克思对知识税始终持批判态度，认为是一种对人的精神发展的限制。
在英国，反对知识税的斗争是由工业资产阶级主导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自身阶级属性的自觉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对政治权力诉求，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精神交往领域的贯彻。然而，知识税的废除毕竟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完全实现。因此，马克思撰写了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结盟，一道推动了这一精神交往的民主化进程。
1855年3月26日，英国下议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这是知识税的核心税种）的法案。奇怪的是，英国一些大报刊竟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运动。为什么一个原本有利于报业整体自由发展的政策，却遭到部分报刊的反对？马克思就此撰写了《报纸印花税》一文，于3月30日发表在德国的《新奥得报》第151号上。马克思称这场由几个大报刊掀起的运动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他质问道：“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这里提到的“现有报刊”，是指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大报刊。这句话表达了马克思对知识税逆潮流本质的深刻认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知识税构成了对“出版自由”的限制。自1712年《印花税法案》颁布以来，英国政府屡次提高印花税。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希望通过提高知识税额来提升办报成本，从而将办报的资格限制在富人阶层。至1855年，在伦敦出版一家日报至少需要5-6万英镑的资本，知识税成为一道森严的经济壁垒，制造了准人的高门坎，限制了竞争者的产生。这一制度通过经济的手段，取得了与封建王权时期“特许制”类似的效果一一将出版商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从而保障行业的利润。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大报刊会维护这种对自身的课税制度。马克思将矛头直指《泰晤士报》，因为作为英国报业市场上的垄断者，《泰晤士报》是一份“一贯极力为知识税和广告税辩护的报纸”。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维护知识税运动背后的商业动因，他说，《泰晤士报》如此完冕堂皇地维护知识税，标榜新闻道德，不过是在“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是要“使他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然而它并未顾及这种垄断利益是否“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
其二，印花税妨碍了精神的自由交往。马克思说知识税是对“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禁止制度”，是在人类精神交往的层面表达了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精神交往出于人的自然及社会本质，它是精神发展并最终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前提。
工业革命后，交通的发展、受教育面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进入城市生活后孤独的心理状态以及工业社会的生产结构，让工人阶级有了更加强烈的交往需求，而知识税的存在则抑制了这种需求，设置了精神交往的藩篱。马克思在1853年在《纽约论坛报在下院》一文中，曾引用曼彻斯特学派领袖布莱特（John Bright）的话指出，知识税是“唯恐人民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更广泛的获取政治信息的手段。”结果，一方面是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仅能依靠工人的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人阶级由于无力购买报纸而处于信息流通的劣势。1815年，一份7便士的报纸大约要花掉伦敦一个工匠2%的周薪（这相当于今天一个月薪2000元人民币的工人，每天花10元钱买报），在伦敦以外的城市，这个比例更高，约为6-12%（相当于月薪2000元人民币的工人，每天花30—60元钱买报）。知情权是自由表达的前提，信息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让英国工人很难接触到现代知识，参与积极的意见表达，因此马克思认为知识税“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
英国的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分别在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废除。在摆脱了知识税的经济负担后，廉价的商业报刊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廉价报刊的大量出版让报纸从高级的精神享受变成了“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改变了工人精神交往的方式。知识税在英国的取消，廉价报纸的普及，意味着此前的政党报刊时期也随之结束。
然而，知识税取消以后，工人政治报刊反而难以生存，这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他将工人报刊的没落归因于“工人阶级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除了这个原因外，在反知识税环境中非法出版的工人报刊，不能适应知识税废除以后以大资本为支撑，以广告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商业化环境，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