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那就是，他虽是残疾人，但他要向世人证明，残疾人也能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今天迈上大学讲台几载、32岁的徐方赋终于可以骄傲地说: 徐方赋刚出生8个月，事情就有些不妙起来，他发了一次高烧，小命危在旦夕。父亲说:人都吃不饱，活着也遭罪。可徐方赋却活了下来，只是两条腿从此就软软的，再也没了支撑身体的能力。明白人告诉他母亲，这叫小儿麻痹症，长大了只能是瘸子。母亲就很发愁，一怕儿子长不大，更怕孩子长大了没饭吃。
徐方赋小，不知道愁。长到7岁，娘交了5角钱，他上了学。一年级念完了，二年级的教室在二楼，老师看他爬楼费劲，就说:你还在一楼念一年级吧。徐方赋说:行。徐方赋又念了一年一年级，仍然高高兴兴，他觉得学校人多，好玩，念几年级无所谓。
念了7年小学的徐方赋成绩很好，考上了重点初中。从此，他就搬到镇里，住在姐夫家。在初中，他仍是少年不知愁，爱玩，也淘气，有时难免被姐夫骂得“狗血喷头”，但仍不思“悔改”。当时可谓无忧无虑。终有一件事给了他一点震撼，使他开始了一点成人的思考。初中毕业，他考上了中专，当他兴高采烈地去体检时，招生办的人说:你就不要体检了。他当时大惑不解，当他很郁闷地回到家里问姐夫时，姐夫只是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说什么。徐方赋没有走进中专的大门，现在他开始明白了，他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上高中，他开始懂事了，不再贪玩，专心学习。他不能忘记临毕业时，初中老师和他的那一次深夜长谈。老师告诉他，只要你有毅力，还是有前途的，并且讲了很多关于保尔和张海迪的故事。这是他人生里很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
上高中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能“给小儿麻痹患者带来福音”的广告。姐夫要带他去治。临行前，他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说:什么事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去治了，广告上的“福音”只能带来灾难，钱花了，腿却仍然如故。但他没有太多的失落，因为老师那句话给了他承受能力，而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坚强的支撑。
他在做最好的努力，他也在做着最坏的打算。他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在年级里名列前茅。1983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三天考试后，他便在家里心满意足地等着发榜，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考了501分，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结果没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真正录取时，比他低很多分的人都被录取了，遗憾的是没有哪个学校向他敞开同情的大门。因为他的腿，他名落孙山。对于这一点，他似乎还有点心理准备，他自我安慰地认为，因为是残疾人，分数可能要求更高；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分数考得更高一些，会有学校录取的。他决定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真正的打击是在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时候发生的。当他到县高考补习办公室，去申请参加明年高考补习时，一个干部看了他的成绩卡后说:成绩好有什么用，你这样的还参加什么高考。言辞尖酸不留情面。徐方赋据理力争，可人家就是不答应。徐方赋很不理解，难道一个残疾人，就不能上大学，就没有参加补习的权利?!平时很老实的他，第一次发了火。然而在权力面前，有多少委屈，有多少不平，终究无能为力。同学们劝走了他，争吵没有一点意义。
从补习办出来，天已快黑了，同学们劝他不要回家了，晚上还有台风。但此时的徐方赋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执意要回家。他的姐夫家离县城4公里，这对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来说是很遥远的路程。行至一半路程之时，天空狂风大作，暴雨骤来。他不想躲避这风雨，只觉得这风雨和他的心情一样，这风这雨来得太小太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包袱，是一个没有权利做很多事的人，是这个社会不接纳也不需要的人。他真希望风更大一些，雨更急一些，让这风雨和黑暗吞噬了自己。
当他绝望地在泥泞的山间小道上翻滚和爬行时，他的姐夫打着手电接他来了。当姐夫看见他顶风冒雨艰难挪动着自己残疾的双腿时，姐夫什么也没有说，便迎上前背起了他。徐方赋伏在姐夫的背上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在这坚实的肩膀上他才真正感觉到一种委屈。到了家里，他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当姐夫知道了原委后，说了一番至今让徐方赋不能忘怀和感动的话:“你7岁父亲就死了，你姐是老大，我们有义务把你培养成人。他们不让你考，就凭这句话，咱非考不可。我和你姐砸锅卖铁，也供你考大学，一直考到不能考了为止!”
姐夫给他买了很多学习资料，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又给他开了一个小卖店。徐方赋开始在家里复习。1984年高考，他考了515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8分，不但在县里，在省里也是前几十名。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仍没被录取。
姐夫说，不录取咱们再考!姐夫又到补习办，巧的是补习办换了人，这位领导很支持徐方赋参加高考。徐方赋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高考补习了。如果说，这次高考对徐方赋来说是一个考验，还不如说是对他姐夫的一次考验。姐夫每月48元工资，补习一年的费用要几千元，这种考验程度可想而知。
徐方赋要参加第三次高考了。补习班里没有住宿的地方，而徐方赋腿脚又不便，天天回家也不可能。姐夫又托人，把他安排在补习班所在地的一个礼堂的舞台上住，这空空荡荡的舞台成了徐方赋的归宿。夏天成群的蚊子扑面而来，而舞台又无处挂蚊帐；冬天他只能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这些对于徐方赋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有一个信念:发愤读书。太多的磨难已使他明白，如果他不在学习上高人一等，他就无法获得平常人拥有的权利。他起早贪黑一门心思地学习，以至有时晚上熬不住，睡了过去，耗子在脑袋上爬他都不知道，直到耗子的屎尿拉在他的脸上，他才惊醒过来。而为了这点睡眠他还会后悔不已，觉得自己缺乏毅力。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那就是，他虽是残疾人，但他要争取到正常人的权利，他要向世人证明，残疾人并不是社会的包袱，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用顽强的生命力去拼搏。临近高考，他的体重降至38公斤，由于过度的疲劳和缺乏营养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
个人的努力最终还要取决于社会的认可。1985年，国家教委等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在同等条件下应鼓励残疾青年人学深造。看到这消息后，徐方赋激动地“跑”回姐姐家去报喜。当姐夫看到骨瘦如柴、头发斑秃的徐方赋时，姐夫第一次为这消息流出了激动的泪花。
这一年高考，徐方赋考了533分，高出录取分数线61分，这个成绩使他进入全省文科前15名。
春天终于走进了徐方赋的心田，在他最惧怕的体检这一关时，他第一次看到医生在体检表上给他盖上了“合格限考”(身体合格，有些专业限考)的字样，当时他激动得几乎要晕了过去。这一年他考取了杭州大学外语系。
在大学里，他依然刻苦学习。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入党和考研究生。他没像很多人那样考上了大学就算大功告成，他仍保持高考时的那种劲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拼命地努力。他觉得残疾并不是太可怕的事情，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上大学的第三年他人了党。1989年5月，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外语硕士研究生。一个农家子弟终于走进了首都的最高学府。在这所学府里他不但学到了更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人世的温暖也得到了最深刻的体验。
临近毕业，导师考虑到徐方赋的身体能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工作，便劝他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矫正手术。但昂贵的手术费使他不敢奢望。导师拿出了2000元，同学们也纷纷捐款。最让他感动的是一位英国的外教，在临回国前托人给他带来一个信封，里边有650元钱，还有一封信:这点钱是我要回国时卖废品挣的，我留着也没用，留给你。徐方赋太了解这位外教的苦心。她是用英镑换的钱，但怕伤了他的自尊，而采取这种变换的方式。
手术还算成功，他可以拄拐杖行走了。
研究生毕业后，石油大学(北京)接收了他，从此，这位残疾人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徐方赋的母亲曾经担心他的残疾儿子活不长，吃不上饭，后来又担心他娶不上媳妇。而现在这些，对于徐方赋来说已不算问题。徐方赋娶了媳妇，而且是一位很体贴他又很漂亮的媳妇。在常人眼里徐方赋应该感到有一种归宿了。而徐方赋想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满足，也
徐方赋正在授课。不仅仅停留在我已不是社会包袱的水平上，他觉得他应该同社会上所有有志向的人一样，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他的天地只有三尺讲台，而他面对众多的学生却是一个博大的天空。教书育人责任重大。
初上讲台，徐方赋难免紧张，而学生们面对这样的老师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许头几节课徐方赋是失败的。徐方赋感到内疚，但更主要的是他又像高考时一样鼓起了新的勇气，不能误人子弟，我要让学生在每节课都能得到最充足的知识。他认真编排教案，仔细研究教学方法，有时备课备到深夜。课余之时他还阅读各种书籍。用他的话说，我肚里有一桶，才能给别人一瓢。他的课讲得越来越有声有色，连挑剔的同学在他班里上课都感到放心。1993年这位只有二卜几岁的小伙子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而且大受这些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研究生们的欢迎。
由于他课讲得好，课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周23节，有时一天就8节课，每每讲到最后一节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里飘出来的。讲课是个累活，尤其对他这样的残疾人更是如此。他在家里做饭，站上5分钟腿就发酸，所以他宁可做最简单的饭菜。但在课堂上，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厌其烦直到讲透为止，腰酸腿痛的程度只有他媳妇知道，因为他一回家就躺到床上呻吟不止。
1996年，因教学质量高和全年700多学时的工作量(是一般教师的3倍多，列全校第一)，徐方赋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年他31岁。
面对徐方赋，我们这些肢体健全的人，真应该仔细思考点什么了。(延东浩、邓晓勇摘自《辽宁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