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国防大学2012年夏季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校长王喜斌上将致辞之后，给毕业学员授予毕业证书，并为其拨穗正冠。目送又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完成学业，即将启程重返各自部队，王喜斌饱含欣慰，充满希冀，又若有所思：当年，国防大学的学习经历曾对自己起到重要作用，而今这段课程密集、训练紧凑的学习时光，将会在他们军旅生涯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勇挑重担，从治军到治学
国防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军创建初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历经85年风雨，是全军最高军事学府。
2007年，王喜斌受命担任国防大学校长。从戎四十余载，他长期在部队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历任团、师、军区参谋长及军长等职，2005年升任北京军区参谋长，一直是主管军事工作。此番步入军事教学岗位，无疑进入全新环境。
能否接受挑战？王喜斌毫不迟疑，无所畏惧。于军人而言，服从是天职。善于接受挑战同样是必备素质。
1966年，黑龙江宁安的黑土地上，王喜斌从老家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这一刻起，他就已经准备好了。谈起立志参军的初衷，他真切地讲道：“作为一个青年，应该考虑到自己的人生之路怎么走的问题。之所以选择当兵这条路，我觉得解放军军队是个大学校，对于培养人、锻炼人，提高人的全面素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己也想做一个对家庭、社会、祖国有用的人，所以才选择了部队，力争通过锻炼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对于自己的意志品格，王喜斌语带谦虚：“有过徘徊，经过考验，受过成败得失的挑战，如果说我能够走到今天的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当中，逐步发展的，通过克服困难来不断前进。”
其实，王喜斌对国防大学并不陌生。近30年间，他先后7次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和培训，其中四次在国防大学深造。“我当军参谋长之后，国防大学军级以上的班——进修系、基本系、国防研究系和战略班，我都学过。”其中最令王喜斌难忘的是基本系的学习。“知识的系统性，以及教育的规范性，都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把过去支离破碎的东西系统起来，把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规范起来了。对我军的战役训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
与全军多数高级领导干部一样，在我军建设重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王喜斌经历了从中级培训到高级培训的过程，从传统军队向机械化军队再向信息化军队转型的过程；也经历了我军指挥院校从合同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向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转型的过程。只是，而今他由参与者变为研究者，由指挥战事转为培养高级指挥人才。
从这里走上战场
王喜斌2007年上任之初，正逢我军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特殊阶段，军事变革呈现出从思想理念、制度及指导人才培养等系统性变革的趋势。作为全军综合型联合指挥大学，如何培养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
西北京郊，红山脚下，置身校园，他耳边不时回响起接受任命时组织赋予的郑重嘱托：“国防大学办学治校的水平怎么样，主要看能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你到任后，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突出出来，这是个新课题。”
王喜斌找来大量资料，对古今中外教育类书籍、国防大学历经80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教学规律性内容，全部进行仔细研读，提纲挈领，迅速适应新环境，完成角色转换。“我侧重学习战略、战役，包括战术理论，要研究新时期部队的特点规律，研究制胜的基本法则，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谈及对国防大学新时期这一发展战略的落实举措，王喜斌首先强调：“欲育贤才良将，必先锻造名师。没有名师就很难成名校。”
在培养本校名师基础上，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和全局的思考力，王喜斌进一步提出开放性办学模式，“以明天的战争，设置今天的课堂。”王喜斌常以此言提醒大家，理论教学不能脱离未来战争的实际需要。而他身为校长，也同样将身先示范，深入部队进行深层次的调研。
不止于纸上论剑，还上沙场亲自点兵。不久前，在某战区进行的信息化条件下联合反空袭战役演习中，国防大学的学员们以“角色”身份，充当“红军”、“蓝军”指挥员，沉浸于虚拟的战场中，纵横陆、海、空、天、电等多维战场，进行逼真的厮杀。“集全军之力、全国之智，不为所有，但为所用。”谈及国防大学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中的实战问题，王喜斌如是介绍道。
在善学善思中前行
熟悉王喜斌的人都知道，他是爱学习的人。从普通士兵到共和国上将，从中学毕业在生产队务农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毕业，并成为中国国防大学校长……一路走来，岗位变动，职务不同，学习的习惯多年来从未改变。
王喜斌经常谈学习的作用：“学习可以拓宽人的胸怀。作为领导者来讲，通过观念的改变，眼界就会变长，眼界的长度决定人的前进力度，因此勤于学习，执行力、行动力都会有所提高。学习可以增加思想的高度。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所以眼界的长度、胸怀的宽度、思想的高度，是一个通过学习积累、观念转变来给你提供的基础性条件。”
2010年7月19日，国防部八一大楼气氛庄重热烈。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此举行，王喜斌赫然在列。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年代可以授予的最高军衔。忆及辉煌一刻，王喜斌内心欣慰之余，倍感职责之重：“当时心情肯定是非常兴奋的，但兴奋过后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不辜负组织上对自己的关怀和肯定，不负信任，在有限的从事部队工作的时间里能够多做点什么。”
（摘自《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