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节日也太多了，让人应接不暇。 6月19号一大早，我就接到女儿从北京发来的短信：“爸爸：今天是父亲节，祝您节日快乐！我给您订了一张洗脚票，发在QQ上了，下载即可使用。”瞬间，我被女儿的孝心所打动。打开QQ一看，女儿定的是乌鲁木齐一家高档的足浴城，心里美滋滋的。
坐在足浴城舒适的沙发上，服务技师端上来木桶，埋下头去为我洗脚。看着眼前与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我仿佛看见了女儿。又不禁想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天我为母亲洗脚的情景。一个周末，我刚出门要坐班车回部队，突然发现母亲在弟弟的搀扶下朝我走来。我还以为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幻景，揉揉眼睛再一看，真的是母亲，我叫了一声：“妈。”母亲点点头说：“三年都没见你的人影，妈想你了。”把母亲接到我在南山脚下军营里的宿舍，烧好一盆热水，我为母亲洗脚。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五个脚趾紧紧地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骨朵儿，掰都掰不开。就是这双在旧社会缠裹的小脚，一步一挪走过60多个岁月，生下八个孩子，又一个个拉扯成人，该受尽多少酸甜苦辣啊？抓着母亲的这双脚，我久久没有松开，眼泪吧嗒吧嗒掉在脚盆里。我抬起头，想和母亲说话时，看见母亲靠在床边上闭着双眼，眼泪顺着脸颊流下。那天，本来有很多话想对母亲说，可我和母亲再没有说一句话。
此时此刻，我半躺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之中。一直猜想母亲那天为什么流泪？她一定是为儿子的孝顺而满足。我看过一篇小学生的课外作业：为父母洗一次脚。很是感慨。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父母不知道要为他（她）洗多少次脚，可儿女一生能给父母洗一次脚吗？我已年过半百，只为母亲洗了一次脚，母亲就满足地热泪盈眶。为人父母者，是不图儿女回报的，只为儿女那一点点的孝心。
以前，我，还有很多人都总是担心，80后的孩子独生子女意识浓厚，蜜罐里长大的一代，衣食无忧，不能吃苦，不懂感恩，缺少担当，对他们能否自立于社会也心生怀疑。现在看来，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些怀疑也是多余的。哲学家说，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从女儿这一张洗脚票上就完全可以吃颗定心丸了。
孝顺父母是每一个人的起码良知。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的话，他怎能孝忠国家。我对孝顺父母的人是厚爱三分的。还在空军部队当宣传科长的时候，就拯救了一个“孝子”。这个孝子是一个很有文才的干部，就因老父亲得了绝症，他回去尽孝超了假，被行政降级、党内处分，情绪一蹶不振。我知道后，说服领导，把他从另外一个部队调到我的手下。后来，这个干部心存感恩，工作非常出色，连升三级，还被上级领导从山沟基层部队调进大城市部队机关、调进北京部队大机关，转业又进了中央机关。打从女儿懂事，我就常常教育她要孝敬老人、关心他人。女儿大学毕业去了北京。有一天，她打电话问：“爸爸，我多大了？”我反问：“你多大都不知道了？”她说：“当然知道，问您呀！”我说：“明白了，你这是要谈婚论嫁了。先别急，给你找对象‘三大原则九条标准’：其一：‘三好’，即身体好、脾气好、人缘好；其二：‘三心’，即事业心、责任心、孝敬心；其三：‘三不分’，即有了‘三好’‘三心’，籍贯不分南北、长相不分帅赖、家境不分贫富。”女儿说记住了。不大会儿，我的手机响了，是北京区号的陌生电话，我压了。接着，同样的号码又响了，我怕是盗费电话又压了。刚压下，又响了，事不过三，这个电话肯定有事，我就接起来了。是一个男孩子礼貌的问候介绍，我知道了他就是女儿要谈的男朋友。我问他：“知道我给女儿的条件了吗？”他说：“知道了。”我问：“能做到吗？”他肯定地回答：“能做到！”我说：“那就谈去吧！”
女儿谈的男朋友是学工商管理的，市场经济头脑比较发达，他读大学期间就利用课余到公司打工，还很有前瞻性地、很便宜地在北京燕郊按揭了房子。有次，我趁北京开会的机会，和女儿一起到燕郊看房。因为是个星期天，房产公司上班晚。前来陪同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邀请我们先到他住的房子坐会儿。一进他的房子，我吃了一惊：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男孩子住的房子。左右扫视，发现房子装修得也很美观、得体。我随口问道：“装修花了多少钱？”他说：“没花多少钱。水泥、砂子、石料、木料全是我一袋一袋扛到五楼的。装修垃圾又是我一袋一袋从五楼背下去的。”听了这话，我又吃了一惊。眼下，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在城里装修房子，恐怕没有几个自己扛水泥背垃圾的。到了看房工地，坑坑洼洼。一遇大坑大坎儿，他极有眼色地跑过来扶着我。其实，我年岁不大，身体也好，按说还用不着别人的搀扶，但是孩子这种照顾长辈的责任意识，着实让我打心眼里高兴。回到乌鲁木齐，妻子到机场接我。我给妻子说：“这次收获大大的，三个细节定女婿。”
说是女婿，没过门儿也只是个准女婿。后来，我每次去北京，准女婿都要到我住的地方看看我，或者陪我逛逛街。有一次逛完街，我们一起吃炸酱面。我当时无意说了句：“这家的炸酱不好吃。”没想到，第二天他送我上飞机时给了我一罐子炸酱说：“这是我做的，看看好吃不好吃。”因为是液态物品，安检过不去。我给女安检员说了说，她笑笑就让过去了。我想，女安检员一定是被孝心的力量打动了。
最能使我常常想起的，是去年国庆节前夜，我从美国考察回到北京。刚进宾馆住下，女儿和准女婿就提着饭盒来了。他说：“您快一个月没吃上家乡的面了，我们给你做了新疆的拉条子，趁热吃吧。”那一刻，我的眼睛热热的，但我没有让眼泪流出来。我边吃边想：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又找了一个有孝心的女婿。这样的晚年该是怎样的幸福呢？
大姐如母
大姐这个称呼，对于80后、90后、00后的独生子女来说，只不过是辞典里的一个词儿。但对我来说，大姐是跟母亲一样活生生地从我生活中走过的人。
那是2005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你血压高，我给你说个事千万别激动。咱大姐，今早起脑溢血不在了。”大哥是个硬汉子，但我还是听得出来，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发抖。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飞机从西域边地赶回中原县城。
在医院太平间里，我和大姐见了最后一面。她穿着老衣（寿衣），躺在冰棺里。55岁的人和七八十岁的人一样，显得很老。我眼睛一闭，忍不住叫了一声：“大――姐。”弄得陪着我的二姐、妹子、外甥哭倒了一片。我睁开泪眼再看大姐，却突然发现她跟我几年前去世的老母亲老的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
大姐膝下无儿无女，要了（收养）别人一个娃子（男孩）一个女子（女孩）。2001年5月，姐夫在农场浇地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扔下了她们娘儿仨。日子过得很难场（土话：艰难的意思）。大姐本就有高血压，姐夫去世的打击使她的病雪上加霜。我每次和她通电话，都提醒她按时吃药，有时候还捎一些药给她。大约她去世前半个来月，我和她最后一次通话时还问到了她吃药的情况。她说她吃得够够了，实实儿不想吃了。我一再劝她要坚持吃药，万万不能停。
按豫西农村的风俗，在外面死了的人是不能回村进屋的，尤其是年岁轻的人。因为大姐生前做过赤脚医生，村里的大大小小都吃过她的药打过她的针，所以上岁数的老人说，娥子（大姐的小名）可怜，回来从屋里走吧。这样，我们就放了些鞭炮，把大姐的遗体接到了她的上房，搭了一个简单的灵堂。
大姐的灵堂前，很是■惶，守孝的就两个娃儿。晚上帮忙的人都走了，空落落一个大院子，两个娃儿还有些害怕。我就留下来陪他们。小外甥14岁，很听话，铺了个草席，一躺下就睡着了。眼看蜡烛快灭了、香烧尽了，两个娃还醒不来。我本想摇醒他们，刚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实在是不忍心啊！那一夜，我一支接一支地续香，一遍又一遍地回忆。
大姐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是刻骨铭心的。
第一件，自我记事起，我们姊妹八个和父母穿的衣裳几乎都是大姐一针一线织成的缝就的。早前，靠她一双手纳鞋织布；后来家里买了台缝纫机，母亲不会用，一年四季大姐下地回来就往机子前一坐，不是做衣裳就是补衣裳，好像就没见她闲过。我十一二岁的一天黑了（晚上的意思），我脱掉露着大脚趾的布鞋上炕睡觉了。第二天早起一起来，大姐就把补好的鞋提给我说：“疯的时候小心点儿，再戳了窟窿就没法补了。”我点点头，看着大姐乏的样子，心想她熬夜的时间可能很长。
第二件，我19岁那年秋上的一天，我跑到大姐家坐了一上午，要她为我的婚姻大事作主。当时，我想退掉父母给我订了七年的未婚妻，和一个喜欢我的下乡知青恋爱。这么大的事，我不敢给父母说，怕伤父母的心。想来想去，想到了大姐。去前，是作好了挨骂的准备的。可那天大姐异常冷静，她耐心听完我的话后说：“家里给你说一个媳妇不容易，花了几百块钱了，你要退婚人家一分钱可不给咱退了。你弟兄四个找四个媳妇得花多少钱啊！这把咱伯咱妈就难场死了。话说回来，咱是农民，你找城里这个媳妇不现实。你不想想，人家一个城市姑娘为啥找你一个农民？还不是想利用你这个大队干部的关系早点回城吗？你倒好，就当真了，到时候鸡飞蛋打，吃亏的还是咱农民。”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大姐的话是对的。
大姐出殡前烧纸，小外甥不会弄。我走上前去帮他。村上招呼事情（相当于城里红白喜事的主管）的说：“你跟你姐是平辈，圪蹴下（蹲下的意思）就行了。”我却“扑通”一声跪下，给大姐磕了一个头，然后点着了一刀黄纸。
纸灭了，我一头趴在地上，喊着“大姐，大姐”，便“哇哇”大哭起来。满院子为大姐送行的人都哭得很凄惶。我听见一个大婶儿说：“娥子可怜，也没有个亲娃子。全靠娘家几个兄弟了。要不然，怎能送到地里去（埋葬的意思）？”“娥子在屋里是老大，她姊妹多，几个兄弟妹子都是她帮着她伯她妈拉扯大的。她妈前几年不在了，大姐如母，你看她老二兄弟跪下了。”
人们之所以说大姐如母，恐怕不仅仅是说大姐对兄弟姊妹的关照，应该还有大姐母亲一般对兄弟姊妹的教育。如果说父母是人生第一位老师的话，那我看大哥大姐就是人生的第二位老师。
一碗炖鸡蛋
炖鸡蛋，是河南灵宝一带人的叫法，“炖”不念炖（dùn），念炖（tún）,就是文火把鸡蛋蒸熟，也就是城里人做的蒸蛋羹。
上世纪50年代末生人的我，是过过苦日子的。记得小时候，常年四季为吃不饱饭熬煎，一年到头全家的盐钱、我们姊妹的学费就靠几只老母鸡下的蛋。只有过生日或过大节气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个煮鸡蛋，对炖鸡蛋十分陌生。70年代末我很幸运当了兵，后来又进了城，就能常常吃上炖鸡蛋了。然而，对炖鸡蛋产生印象并生发喜欢，还是我和新婚妻子第一次回家的1984年冬的一天。
那天早晨，我和妻子刚起床，母亲就端上来两碗炖鸡蛋。黄黄的、亮亮的、香香的。妻子说：“在城里20多年还没吃过这么好的蒸蛋羹。”我说：“乡下人叫炖鸡蛋，用的是文火。城里没有柴禾做饭，大火硬火（煤火和后来的煤气）做不出文火炖的鸡蛋。就像南疆农村的红柳烤肉就比城里的铁扦子烤肉香，一个道理。”说归说，回城后我们两口还是花了不少工夫、用了不少心思在煤火上、煤气（液化气）灶上做过无数次的试验，也做成了和农村差不多的炖鸡蛋。
后来，我差不多年年都回一两趟老家。每次回去，母亲都要给我炖鸡蛋。母亲说：“党的政策好，农村的日子也好了，天天可以吃白面馍、炖鸡蛋。”2000年初，母亲去世后，我每次回家，父亲就早早起来给我炖鸡蛋。最后一次吃父亲的炖鸡蛋是2009年的正月十五。那一碗炖鸡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正月十五，是父亲的生日。因为父亲得了食道癌已有半年时间，医生说来日不多了。又恰逢他九十大寿。我就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请了假，于正月十四从塞外边城回到了中原小寨。
那晚，我和父亲睡在一个土炕上。因为旅途劳困，我没和父亲说几句话，就呼呼大睡了。一觉醒了，我隐约感觉父亲还没有入睡，不停地吐着唾沫。一定是无情的癌细胞撕咬着他的食道和胃，很疼很疼。我再也没有了睡意，躺在被窝里替父亲难过。大概怕影响我睡觉，它的动作很轻很轻，连一声呻吟都没有。
当我又一觉醒来时，天已亮了。一看身边，父亲已不在炕上。我刚穿好衣服，就听到大妹妹嚷道：“好天啊，伯给我二哥炖的啥鸡蛋啊！黑乎乎大半碗，吃不成，吃不成，倒了我重做。”我赶紧走过去，接住父亲手里的粗瓷碗说：“好着呢，好着呢。”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可能鸡蛋放陈了，散黄了。还是年前十月初买的二斤鸡蛋。我没吃几个，你说要回来，我就一直留着。这些天，眼看不太清了，摸揣着做的，火大火小掌握不住，给蒸飞了。吃不成就倒了，不吃了。”说着就回过头来，伸手要我的碗。
那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啊！一个被癌症折磨了大半年的90岁的老人，佝偻这90度的腰，瘦骨嶙峋的肢体每往前挪一步好像就要栽倒。我急得大声说：“能吃，能吃。”边说边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吞完了那碗炖鸡蛋。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憋不住的眼泪刷地滚了下来。
后来，大妹悄悄告诉我，父亲都两个多月吃不下去东西了。吃一口饭难场得很。这边强咽下去没两分钟，那边扭过身子就吐半天。“二哥，你说咱伯咋得这么个病。小时候可怜得吃不上，老了又可怜得吃不下。叫人心里难过死了。”父亲病成这个样子，还不忘早早起来给我做炖鸡蛋。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做父母的总是为儿女着想。他们只要能动弹，就要为儿女做事。这好像是他们的责任。
父亲过完90岁生日后，两个来月工夫就被癌细胞吞噬了。
八只旧瓷盘
人一生有一些东西是留作纪念的。但天底下可能找不到把八只盛菜的旧瓷盘子留作纪念的。
我留的这八只旧瓷盘，是我妻子的陪嫁。
1984年初，我和妻子旅行结婚。那时，我在部队上当新兵连指导员，一直忙到上火车前才批下假来，匆匆拿了全部的积蓄500块钱，连军装都没来得及换下就出发了。
旅行完回到乌鲁木齐，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一无所有就结婚了！房子没有，被子没有，就连个锅碗瓢勺也没有啊！出了火车站，只好她回娘家，我回部队。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部队上找了间临时来队家属的房子，自己买来棉絮缝了两床被褥，妻子从家里拿来一些旧餐具，其中有八只五颜六色的小瓷盘。我笑笑说：“这是你妈给你的陪嫁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不美（不舒服的意思）。想不明白，岳父岳母都是国家干部，就两个女儿，经济条件应该不差。可大女儿出嫁，岳父只给了300块钱，其他一针一线都没有。我家在农村，穷且不说，又离得远。心想找个城里媳妇，有依有靠，啥都会有的。一块儿当兵的几个战友，也有娶城里媳妇的，那个陪嫁真让人眼馋，什么“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收录机）、家具、酒具、茶具……
妻子心里也不痛快。她说父母偏心眼，对她不好。为啥不好，她也说不大清楚。后来，从岳母一个朋友嘴里我才知道，岳母是不大同意把女儿嫁给我的。理由有两个：一说我是个农村的，家里穷、负担重，是个无底洞；二说我是个河南人，她最瞧不起的就是河南人。岳父不这么认为，他说人穷一时不会穷一世。女婿是个军官，工资比地方拿得高，现在没底子，干几年就好了。河南人有啥不好，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不能一概否定河南人。他还说，据他观察，女婿爱学习、有理想、人踏实、很能干，将来会有大出息的。为这，两个老人还弄得很不愉快。这一点，在27年后的2011年4月岳父的丧宴上得到了证实。
那天，搞完遗体告别，我在一家三星级酒店摆了宴席，答谢为岳父送行的亲朋好友。我在致辞中说：“首先，我要代表我的岳母和全家人向今天前来为我岳父送行的大伯大妈、叔叔阿姨、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66年前，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岳父生前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岳父曾为市级二级局领导）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今天大家走到一起，总结他、缅怀他，使我们这些儿女们深受教育……”席间，岳父的一位老同事说：“老吴的后事办得很好，我们这些老同志很满意。今天不叫你领导了。在我们面前，你作为一个晚辈、一个女婿很不错。老吴当年坚持对了。”他又小声给我说，当年你岳父为了选择你，跟你岳母吵过好几回，想给你们弄点家具什么的都弄不成，气得直掉眼泪。
作为老人，呵护孩子，担心孩子嫁不好、过不好，是对的。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把我是河南人，作为一条不同意女儿婚事的理由，我是不大赞成的。有一次看新闻，报道了一个河南籍小商贩造假的案件，岳母有意无意说了句：“看看又是河南人。”我可是有意回了句：“很正常。河南人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如果一天有10起案子，可能就有1起是河南籍人所为，所以你总是天天能听到河南人犯罪。如果天天听到xxx省（岳母的家乡）的人犯罪，那社会就乱套了。”说完，我走了，不知道给岳母留下的是什么？但打那以后，我感觉到岳母对我这个河南人似乎好了起来。
好起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要说回去吃饭，饭菜上桌了一直等着，我到不了家，饭菜等凉了，也不会有人动筷子。再比如说，我女儿出生后三个月，她就让岳父接了过去。这一接就是15年。天天他和岳父宝贝似的护着、养着。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只要她能想到，都会给外孙女做。尤其80年代中后期，物资供应紧张，打牛奶都得凭票，去晚了就打不上。为了我的女儿，她天天早晨天不亮就去排队。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一年365天，多年如一日，从无怨言。
让岳母彻底改变对我这个河南人看法的，还是在她得脑中风住进医院的那个晚上。
记得那是12年前初春的一天傍晚。我在出差回来的路上，给岳父打了一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岳父说：“都好着。就是你妈不大好。从昨天到现在，一直说半边身子麻，没劲儿，下不去床。”我一听，傻了。这不就和前几年我母亲的情况一样吗？我毫不犹豫地对岳父说：“马上收拾东西，我还有半个来钟头到家，送她去医院。”
到了医院，量血压、拍片子，不大会儿，结果出来了：脑出血。接下来开始挂吊瓶、吸氧气……尽管医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还是回天无术，半夜时分，岳母的半边身子彻底不能动了，也从此不会说话了。这一夜，我一个人守候在岳母身边，给她喂水喂药、接屎接尿。早晨，当我给她擦脸时，看见岳母的眼泪一直在流。她想给我说什么，可张了张嘴，说不出来。我拍拍她的手，点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什么，天底下只有我和她知道。眼窝子本来就很浅的我，转过身子，任泪水横流。但我不能让岳母看见我的眼泪。
写这篇文章是2011年6月19号。一大早，我就收到了很多祝福父亲节的短信。看着一条条热情感人的短信，我想起了我去世两年多的父亲，想起了我去世两个多月的岳父。我突然想，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父亲的魂灵在几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岳父的魂灵就在身边。我应该把对岳父的思念和孝心送给岳母。
中午时分，我跑到饭馆，要了几个岳父岳母喜欢吃的菜送了回去。看见我来了，岳母很是高兴，伸出大拇指，嘴里一个劲地说：“对，对，对。”十几年了她只会说“嗷，嗷，嗷”、“对，对，对”。十几年了我有好吃的、好喝的都要给岳母送去。稍闲的时候，还要亲手做几道岳母爱吃的菜，一筷子一筷子夹到她的碗里头。
摆好菜、盛好饭，我劝岳母多吃点，吃饱了。岳母用筷子指指菜，意思让我吃。我撒谎说吃过了，有事先走了。其实，我是不敢坐下来吃饭。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想岳父，坐在饭桌上我会掉眼泪。但我不能让岳母看见我的眼泪。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