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诗经》中的名句之一，只是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被写作了“逃之夭夭”，寓意也更加诙谐。桃花在中国的文化意向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诗经里的爱情寓意，到陶渊明笔下的隐逸世界，桃，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
我国文人在借物喻人、借物讽事上很有一套，那些原本在自然中无甚高低贵贱之分的植物、动物，一旦沾染了文人墨气，自会被赋予一套文化价值，好一些的如梅兰竹菊，几乎是人人称颂，运气差一些的又如凌霄花，几乎是被从头骂到尾，在文人眼中，它攀附别人生长的习性似乎就是原罪。桃花的运气也不知是不是好，她有过辉煌，曾被捧入云端，她有过暗淡，也曾被践踏成泥。但无论是怎样的评价，并不妨碍桃花的绽放，甚至在那一树“轻薄”的繁枝背后，还有一场勘破三春的放下。
陶渊明用桃花制造了一个人间乐土，那时我们知道，桃源是可以让人逃避的，那是无奈之举，成就的幻想中的净土。而在唐代诗人崔护的身上，桃花又成就着一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太平广记》中，颇用了些笔墨，把诗人与女子从偶遇到求而不得、失而复得的传奇讲述出来，让后人沉醉于桃花映衬下的那春风一笑。但在刘禹锡笔下，玄都观里的桃千树，就成为了讽刺时政、宣泄不滿的一种手段，说实话，我不是很欣赏刘大诗人在《再游玄都观》中的口气，总觉得是一种成王败寇式的志得意满，如果历史拐个弯儿，谁知梦得你是不是桃下尘泥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胜者的炫耀也确实有资本。
彼时的桃花谈不上悲惨命运，至多也只是文人打嘴仗时的工具。到了明代，桃花的悲惨命运才浮出水面。《明文海》中收录了王衡的一篇文章，《东门观桃花记》，这篇文章中提到作者酷爱桃花，邀请友人一同前去赏桃花，友人却说：“夫桃价不堪与牡丹作奴，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虽然作者以“品花乎，品价乎……夫桃也，远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暖晕焉。盖颂桃者，夭夭近之，灼灼则已下矣……”，以及一番天下事物的贵贱之分驳倒了友人，但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桃花“花后多子，枝叶繁茂，荫庇宗族”的寓意已被遗忘，只留下了轻薄的印象，甚至被人用以比喻娼妓。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唐寅，在桃花被贬低至如此地步的明代，还有他肯写下《桃花庵歌》，不是强行赋予花怎样的品格，而是只愿在花前坐，花下眠，用桃花换酒，换一场花酒间的老死。唐寅作品中是可爱的众生相与人间世，是可爱的俚俗与率真。
桃花既然与娼妓联系到了一起，那么或许有一个人，一部戏，有资格来讲讲与桃花的缘。当李香君血溅定情诗扇，杨友龙将扇面血痕点染成桃花，桃花与名妓似乎再也分不开。可是在那个“忠臣不多叛臣多，名士不多名妓多”的年代，桃花与气节也再难分开。故事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双双出家，他们与桃花的故事也完结在这里。
然而故事只是故事，现实比故事更残酷，也更麻木，唯有那一树妖冶的桃花，在盛放之后悄然归去，将尘世无声地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