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已高过屋顶（散文）
在塞尔维亚的日程很紧，但邵滨鸿还是挤出两个小时，去办一件“私事”。她是《国际经济评论》杂志的执行主编，也是我们这个小型采访团的领队兼翻译。刚组团时我开玩笑说，“干吗叫领队，团长。”大家都笑着同意，时不时就喊她邵团。
“你俩去不去？”邵团问我和阎琦女士。
阎琦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编辑，被我戏称为副团长享受正团长待遇。
“去。”阎副团说。
“去。”我也说。
黄昏贝尔格莱德的街上，就出现三个步行的中国人。
这条大街，连同街两旁的楼房树木，都很一般。令人感到新鲜的，只是一种黄绿两色的有轨电车，顶着一根电线，沿着两根铁轨，哐当哐当，开来开去。中国的许多城市，原先也有这种老式交通工具，后来嫌它落后，淘汰了。再后来，觉得有趣，还可以怀旧，又在少数街区比如北京的前门，予以恢复。
邵团边走边说，“没变，没怎么变。” 她性格开朗，长相年轻，口气中却含着几分沧桑。头几天在贝城其他一些地方，她也这么说。偶尔，还会对着某某街区慨叹：“老了，旧了，没有当年那么震撼了。”
她所说的“当年”，不是十年八年之前的“当年”，几乎有四十年之久了。
1977年，哈尔滨女孩邵滨鸿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时年18岁。入学仅一个月，校园的路面还没蹚熟呢，她的人生就被连接到另一条路上。她压根儿想不到，1977年夏天，巴尔干半岛一个老人到中国来了一趟，跟上层领导人谈了几次，她和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
那个老人名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他和他的国家南斯拉夫，被中国坚定地赞扬过，也坚定地批判过。彼此长期冷淡，互不往来，但在那个孕育着多种可能性的夏天，借着自然和社会的温度，突然亲热起来。双方都表示，咱们两国，今后得多合作。其中有一项：交换留学生。可能还有点儿不摸底，谨慎，所以只是约定：各派四人。这在今天看来，名额少得甚至称不上是撒芝麻盐，但在当时却是破天荒的举动。
中方那四个名额里，邵滨鸿就占了一个。
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也专挑有盘子的地方掉。邵滨鸿的中学时代，是个不以荒废学业为耻的悖谬时代。别的女孩子喊口号、织围脖、逛中央大街（那时叫“反修大道”），她却偷偷跟着家庭教师学俄文，跟着白俄老太太练口语，小小年纪就具备了可供选拔的有利条件。她先是被黑大推荐到北京，参加留学生考试。通过之后，送到北京语言学院，和准备派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起集训三个月，业务学习，政治教育，到大庆和大寨参观，谈体会，表决心。又去平伸了胳膊，皮尺量身，定做西装。当时，全北京只有一个地方——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接这个活儿。
西装上了身，脚也不能太土，邵滨鸿和一干女同学相视而笑，生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在走廊里咯噔咯噔练走路，雄赳赳不成，袅袅婷婷又没概念，脚趾头那个疼啊。
再以后，就是“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人民的重托”，奔赴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那些日子，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庄重而奇异的气氛，中国自那一场社会大转变以来，开始成批量向外派遣留学生。每天早晨，校门里都要走出一批年轻人，前往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却穿着同样的西装和皮鞋，拎着同样的箱子。没有拉杆箱和带小轱辘的旅行箱。中国太忙，要学的东西太多，还没顾得上制造这些东西。
邵滨鸿出国的日子是1978年9月28日。
这种人生的大日子谁都能记一辈子。
我從沈阳出发，去辽北山区当知青那天，是1968年9月17日，跟邵滨鸿差了十年零十一天，更差了一个时代一个历史空间。
我带到乡间的是一只小木箱，原本是商店装肥皂的货箱，母亲粘了一层牛皮纸，显得不那么粗糙了。但是没有把手，得捧着。
留学南斯拉夫的四位幸运儿，是两男两女，男的都比女的大一岁。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上级深思远虑，想得周到。邵团跟我说，可惜了领导的一片心意，当时大家懵懵懂懂，都没悟出其中奥妙，一门心思只想为国增光。
新鲜事扑面而来。还在国门里头，就闹了一个笑话。同行的一位男生，姓李，陕西贫苦人出身，能吃，常由女同学支援馒头。也率真直言，那时就敢说某某地主，不像宣传的那么坏，别的不说，起码给过他爸一缸油，是有良心的人。飞机在乌鲁木齐技术停留，休息室里，李同学第一次见到哈密瓜，连吃三盘，大喜。很快由喜转忧：登机口不让进了。机场人员看他那副模样，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是当时熊猫般罕见的留学生。怨只怨李同学为人节俭，舍不得穿西装，叠得板板正正，收入箱中。情急之下，搬来邵同学当救兵，好说歹说，反复核对，勉强放行。
到了南斯拉夫，踩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面上，两相对照，刺激更强。头些天，住的是旅馆，摸摸这儿，看看那儿，一应设备齐全、高级，躺在席梦思上就睡不着觉，说不上是反差还是时差闹的。
外面更高级，推开窗户，像演电影一样，满大街的小汽车，华丽、骄傲。不像哈尔滨的街道，带轱辘的都是板车自行车，外加几辆土黄色的小吉普。北京的街道汽车多一些，那也不能比。贝城的超市、咖啡厅、广告牌子、高速公路等等，邵同学先前听都没听过，眼睛就不够用了，确切说，是眼睛后面那个大脑，被狠狠敲了一下，一时无法理解，人家这里咋这么先进、这么自由？
上学路上，经过报亭，脑袋一偏，不敢睁眼睛。架子上一本本杂志花花绿绿，封面上那些女的，干吗都裸着体？还[典][见]着脸笑，一点儿不知道寒碜，这不就是国内常说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吗？
那一段，邵同学的心里总是犯嘀咕，这都什么国家啊，既先进，又堕落;既要向上发展，又要向下“出溜”，这个社会主义，咋恁么奇怪？这要搁一个人身上，两头这么一抻，身子骨得抻成多长一截子啊。
四位同学就读的是，贝尔格莱德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每月有一天，拿着护照，到银行领取奖学金，计有一千多第纳尔，约合200美金，相当高了。国内大学生毕业后，月工资才56元人民币。上级也认为有点儿高，因此规定，每人除食堂餐费和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以外，其余统统上交。按说钱是人家南斯拉夫发的，又不是花咱自个儿国家的钱，但大家有觉悟，知道自己国家穷，作为公派生，人都是公家的，余额理应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