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从电视里、报纸上看到那些为了让家庭贫困的孩子能够念得上书、上得起学而献出爱心捐资助学的人们时，看到那些为了不使贫困生失学或辍学而贫居山区艰苦办学的老师们时，我就不由地想起了我在初师阶段的李�老师来。
时间还得回溯到1952年的秋末冬初。那时，李绣老师是朔师第九班的班主任，我是班里最穷的一个学生。起初，李老师和我的接触并不多，也就是那种老师和同学之间一般的关系。他对我和我对他了解并不深，印象最深的一次接触是在我们新生入学大约一个多月，秋末冬初的一个周末的下午。
记得那天下午上完课到了自由活动时间，我正准备到图书馆去看杂志报纸，一个班干部同学对我说：“申守业，李老师叫你去哩，他在办公室等着你。”我问：“啥事?”那个同学说：“李老师也没说是啥事，你去了就知道了。”当我敲开李老师办公室的门，只见李老师正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见我进来，收起了笔，正襟危坐，准备和我谈话。
“李老师，您叫我来呢?”“嗯。”李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全身的衣服，“申守业，你在咱们班里学习挺好的，其它方面比如遵守纪律啦、团结同学啦等等，也都不赖。可就是有一点――同学们都说你不讲个人卫生，我看也是。你看你这身衣服都脏成这样了，也不说洗一洗。讲不讲卫生，虽然不是什么思想政治方面和学习方面的大事，但也不能不注意呀。一个人干净不干净、整洁不整洁，也很重要。尤其是咱们师范生，将来是要当老师的，当老师就要注重仪表。一个脏不拉唧的人，能给学生留下好印象吗?讲讲卫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有钱没钱，洗洗衣服，总可以办到吧?明天是星期日，把你那衣服洗一洗。啊?去吧!”
我站在那里嚅嗫了半天，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李老师，我不能洗。”
“啊?”我看见李老师又惊诧又生了气，“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吗?是茶炉房没热水，还是没时间?你就懒成这样咧?”随后，我见李老师好象忽然悟出了我说不能洗的真正原因，脸色又好转过来说：“哦，我明白了――你是在家里靠你妈妈给洗衣服靠惯了是吧?你现在已是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了，再过两年多就是要当老师的人了，得学会生活自理嘛……”眼看李老师又要给我把道理讲下去，我只好难为情地说：“李老师，我只有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要是脱下来洗了，再没个替换上的，总不能光着身子呀!”
“啊?原来是这样啊!”李老师带着出乎意料的神情，从椅子上站起来，急促地走到我跟前，一边揣摸我的衣服，一边关切地询问起来。
我当时穿的是：下身一条单裤子。这种单裤子是母亲用当时那种家庭纺织的白笨布，手工缝制成的，又买了一袋煮蓝颜料，在锅里用滚烫的开水染成蓝色的。上身外面是一件白褂子，也是用白笨布手工缝制的里面是一件土红色的旧毛衣，这还是我已出嫁的那位隔山姐姐因我考上了朔师而赠送给我的。由于毛衣里面再无内衣，毛衣贴着肉皮，再加上没条件洗澡，因而毛衣缝隙里还窝起了虱子。李老师揣摸时，我生怕他让我脱下毛衣来看而丢人，心跳得咚咚的。幸好他放过了我的上衣，很快从单裤子外面捏住了我的大腿肉。
“哎呀，这时候人们都穿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有的同学甚至穿上棉衣了，你还是穿这单裤子呀?不冷吗?”谁说不冷?特别是出早操的时候，最难熬了，两条腿被风灌得像插进冰雪里一样，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忍着。
李老师见我不作声，又关切地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你是开学没带来衣服，还是家里就没有?”“是不是你的家庭不关心你?”“你这样来学校，难道你的父母放心吗?”“给你家里写信了吗?让家人赶快给你送衣服来!”“你怎么不早和我说”……
面对李老师的种种疑问，我只好一一老实相告：既不是开学时“忘”了带衣服，更不是家里不关心疼爱我，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家里太穷了。
我的继父是个好人，但由于在旧社会染上了抽洋烟(鸦片)的恶习，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卖光了，最后连老婆也卖了，成为光杆儿一人。直到1950年我母亲带着我们姐(长我二岁)弟二人嫁给他，才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再加上第二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父一下子由一个一无所有的光杆一人，变成了一个要养活五口之家的角色，你想能不穷吗?由于穷，继父春秋两季只好给村里人掌犁耕地，才能换人家的牛犋种上自家的庄稼，打下的粮食勉强能够糊口。由于穷，我母亲一个小脚女人，每年春天都要一篓篓地过沟爬坡背粪往地里送，否则种不上庄稼。由于穷，全家的穿衣用度，都得靠母亲喂的那几只草鸡所下的蛋来卖钱换取，一个也舍得给孩子们吃。由于穷，我念完小是每天跑校到离我们村二里远的水头村高小读书的，因无钱寄宿，再大的风雪，每天也得上下午两个来回跑八里路。由于穷，我的学习用具特别节省，作业纸是两面写，没买过水笔，五分钱一个的蘸笔尖，磨秃了就用小刀刀刻一刻继续用，一个蘸笔尖至少要用一学期。由于穷，家里不让我报考中学，因为念中学需自费，念不起；而让我报考能公费就读的师范；报考朔师时，为了节省从岱岳到朔县的火车费，我们相约了五个高小生，从我的家乡东庄村(当时属右玉县五区管辖，现属山阴县玉井镇管辖)起身，一天步行一百多里，百分之八十还是山路，要当天走到那时的朔师所在地――朔县米昔马庄，第二天还要参加招生考试。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其艰苦程度可以想象。我1952年考上朔师开学那一段时间，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因为一个月九块钱的助学金，其中七块钱是伙食费，能吃上大馒头两块钱是学杂费，啥也不用自己愁。但是，随着时令的变化，天气越来越凉、越冷，我就越来越难受了。你想：就那么三件衣服，穿着不能脱，要洗光身子，所以只好“不讲卫生”了。有个笑话说一个人穷得连死都死不起，我这就是：穷得连卫生都讲不起。
当李老师得知我的家庭这样时，神色由责备、疑惑变得关切、同情起来，谈话反变成了黯然。过了好大一阵，他才叹了一口气说：“好，今天你来好了。回去吧!”
第二天早饭后，宿舍里的同学们都进城玩去了。我正思谋怎样度过这个星期天，我的同县同乡也是班干部的同学谷彦，拿着一条用灰兰色洋布做成的棉裤进来了，笑嘻嘻地说：“申守业，这是李老师借给你的一条棉裤，快穿上吧。”原来，为了尽快解决我下身受冷冻的问题，昨天晚上，李老师动员他在师七班念书的侄儿李国栋拿出备用过冬的棉裤来借给我，让谷彦给送了过来。同时，李老师又交给谷彦一个任务，让他帮助我洗衣服。谷彦大哥哥似的，帮我打回水来，让我脱下脏衣服来，用他拿来的备用衣服让我临时穿上，哗哗地洗下好几脸盆黑灰色的脏水。特别是对那件毛衣，他说：“毛衣和那两件不同，不能用温水洗，得用开水泡!这你得听我的。”我知道，他这是为了烫死我毛衣里面的虱子，只不过怕我尴尬，没有明说罢了。于是，我俩又抬回一桶滚烫的开水来，把毛衣按在洗脸盆里足足泡了一个多钟头。就这样，折腾了小半天，使我总算讲了一次卫生。
记不清过了多少天，我继父终于给我送来了母亲为我缝制的一条棉裤，仍然是白笨布染蓝做成的。继父说：“咱家里没钱，棉袄暂时没做上，你再克服几天哇，你妈这几天正在东抓西借给你张罗哩。”我不由地涌出了泪水，叮咛继父转告母亲，不必为我过分伤脸去求告亲戚朋友。
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归还了李老师棉裤，还没有等家里给我送来棉袄，有一天，李老师在班里突然宣布：校方给我提供了一次特等补助，用这笔钱从裁缝铺里给我做了一件崭新的棉袄，还给我买了一支新水笔。这件事李老师同样没向我提过一个字。我事后得知，是李老师为我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的，并托人跑腿买了海潮兰布、棉花、请裁缝铺缝制的。
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没有李老师的救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1952年那个冬天。那棉袄棉裤确实是温暖的，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而且温暖了我的心灵；我不仅在那个冬天感受到温暖，而且直到现在还感受到温暖。这不仅是来自李�老师的温暖，更是来自学校领导的温暖，母校的温暖，党的温暖!
李�老师给予我的，决不仅仅是衣服的救助，而是通过他的管理、教学和品格、行为，给予我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很“方正”的人，帮助人从来不套在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中，没有让你感谢的想法批评人从来不讽刺挖苦你，而是伴之以开导说服，让你心服口服；表扬人从来不说过头话，而是带着鼓励的口气，使你不至于飘飘然骄傲起来；要求人又从来都是严格的，使你在学业上生活纪律上不敢放松懈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