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届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在政治上敌视中国。1971年7月，美国未同日本事先磋商，便发表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告，给日本政局以很大冲击。当时，正在为争夺自民党总裁宝座而激烈角逐的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都意识到，搞不搞日中邦交正常化，是能否战胜对手的一张王牌。但福田还未辞去佐藤内阁外相职务，且本派内亲台人物不少，他不能不对此持“慎重态度”。而田中则不同，他为了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同大平、三木两派结成联盟，并提出要起草一个写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三派政策协定。
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内阁首次会议上，田中宣布“要赶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欢迎。
竹入义胜――建交谈判“搭桥人”
当时，日本已有好几位政治家访问过北京，会见了中方领导人。但带回来的有关中方对建交谈判的情报是零零星星的，仅靠这些就制定日方在建交谈判中的方针，贸然让田中去北京，太冒风险。最理想的是，象基辛格访华一样，先在保密中把一切事情谈妥，然后通过两国首脑的正式会谈一举解决问题。谁来充当日中政府间的“搭桥人”呢?斟酌再三之后，选中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同田中私交甚厚，而且嘴巴也紧，不用担心泄密。
7月25日，竹入到了北京，先是同廖承志后来又直接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竹入把自民党的想法全都向廖承志讲了，以此来看看对方的反应。廖承志把竹入说的全都转告了周总理。因此竹入同周总理一见面，周总理便递给竹入一份打印的文件，说:“这就是中国方面的草案。”竹入大吃一惊。他看到草案上明确写着中日双方要缔结和平条约，在邦交声明中还要写上反霸条款，于是便对周总理说:“总理，订和平条约有困难，因为已经同台湾有一个和约了，再搞一个，自民党内大多数人和外务省是要反对的。”周总理回答说:“这不单纯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而主要是在于使中日之间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那就叫和平友好条约吧。”周总理接着又说:“在建交问题上，我们不想为难田中首相。中日关系同中美关系不一样，不是从零开始，已经有了许多现成的东西。”
在竹入提出了关于反霸权条款的看法后，周总理直爽地说:“如果感到霸权这个讲法过于生硬，可以换个词，也可以这次建交声明中不写，写到以后的和平友好条约中去。但和平友好条约不提这一点的话，那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竹入把他同周总理及廖承志等人的会谈详细地做了笔记。8月3日，竹入回东京复命，向田中递交了他的笔记。这本笔记对中日建交起了重大作用。
佐佐木更三――田中访华的牵线人
在竹入“搭桥”的同时，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也在为田中访华牵线。据佐佐木回忆说:
田中内阁成立的头一个星期，我去拜访了田中，也正为赔偿的事发愁。我对田中说，六十年代我访华时见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当时对我说，中国在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是不会出难题的。例如可以不要赔偿。当然，如果日本政府坚持与中国政府为敌的话，那就另作别论。周恩来总理也说了相同的话。可是，田中听后仍然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要赔偿的话，也只好满足一定的数额。”接下来我又问田中有没有决心访华，在得到他的肯定回答后，我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外交上的大事。如果我把你的决心向周总理传达了，你却做不到，那可叫我太丢人了，而且对日本政府也不利。”田中听了连连说:“我决不食言。一定办到。”
到北京后，我即向廖承志说明来意，提出务必要见周总理。可是那两天廖承志不是请我们吃饭就是让我们去参观游览。我们暗暗着急，他却不动声色。7月17日，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才见到周总理。坐定之后，周总理便先问说:“佐佐木先生，你们那边内阁变动了吧。”我说:“是的，佐藤内阁下台了，最近成立了田中内阁。”我把来华前同田中谈话详情同周总理作了介绍，要求说:“请总理下决断，把田中首相请到北京来!”周总理说:“好，就请田中来吧!”
大事谈定后，总理又同我们商量起田中走哪条路的问题。当时，从日本到北京得从香港中转。周总理说:“尼克松来时是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田中来，给他的待遇只会在尼克松之上，不会低于尼克松。”周总理顿了顿又接着说:“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开放北京机场，等他来。”这样，就确定了田中来华直飞北京的路线。
在起草我同周总理的会谈纪要时，我表示，日中建交后中国同日本官方打交道就要多起来了，一直为日中友好掘井的人可能说起话来不便了。周总理一听便说:“纪要里要添上一条:一切为中日友好运动而献身的老朋友们要倍受优遇。”后来又经周总理倡议在纪要中写入了“要照顾自50年代以来致力于中日民间贸易的商社”“既欢迎老朋友，又欢迎新朋友”等感人肺腑的话。
会谈行将结束时，周总理问道:“什么时候回国啊?”我回答说:“准备明后天就回去向田中首相转达。”周总理说:“不，再少许住几天，我还有话要说”。当时，我们听了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这是周总理的过人之处。他要我们多住几天，想听听日本各方的反应后才让我们回去同田中打交道。两三天之后，周总理同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又一次叮嘱:“现在外界对我们会谈的内容还只是猜测，因此回去务必请原原本本地向田中首相转告，最好是直接向田中说，不要向别人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在向田中转告会谈内容时，连二阶堂官房长官也没让在场。宴会上，我请周总理到日本来，周总理不无眷恋地说:“去是想去呀。”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周总理已是病魔缠身，所以只能说“去是想去”的话了。
周总理和田中交锋
1972年9月25日，田中飞抵中国。当天下午，田中同周总理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田中。两位总理并肩而坐。周总理不时给田中夹菜、劝酒，极尽地主之谊。
周总理在致欢迎词中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过了一会儿，田中站起来致答词。他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的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一直在鼓掌的中方出席者，在听到“添了麻烦”这句话后，都停止了鼓掌。原来热热闹闹的大厅一下子静了下来。
宴会结束后，一位中方官员提醒日方说:“用‘添了麻烦’来为日本侵略中国表示道歉是太轻了。中国有一千万人被日军杀害。他们的遗族还在，恨未消。中国提出了中日友好的方针，对田中首相表示了欢迎。但是，日本政府也要考虑到中国方面的上述情况。”
次日上午，大平外相同姬鹏飞外长举行了首轮外长会谈。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按照预定的方案，把日本的主张一古脑儿地抖落了出来。他说:第一，“日台条约”已经宣告了战争状态的结束，因此在联合声明中不能再写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的条款；第二，赔偿问题已在“日台条约”中写明中方放弃赔偿要求，如在联合声明中再写上放弃赔偿要求权是难以接受的；第三，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方面可以接受“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之类的条款，但不能明确地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旧金山条约中没有言明台湾方面的归属。他还提出要把建交三原则分开来写和在中国草案的八条前面加一个序言。高岛的发言遭到中方严厉的批判，除同意增加一个序言和允许日本政府以适当方式废除“日台条约”之外，拒绝了其他的要求。外长会谈在难堪的气氛中收场。
下午二时，周总理同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一开头，周总理就以严厉的口气说:“高岛是为了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才来中国的吧，他说的是他个人意见还是田中、大平的心里话?”田中为高岛辩护说:“这些是日本政府的意见。”接着周总理又提起宴会上“添了麻烦”这句话，批判说:“那是在路上不小心把水洒到女性的裙子上时说的道歉用语。”田中说:“在日本不是这样，在事情发生后，向对方深深低下头，说给你添麻烦了，表示今后不再干了，以此来道歉。”两人唇枪舌剑，争论了两个半小时。
结束会谈后，日本代表懊丧地回到迎宾馆。大家都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在一片沉闷中，田中说了声:“饭总得吃吧。”大家尾随着他走进餐厅。没有参加首脑会谈的高岛闻讯也赶来了，他神色黯淡。田中一见到他便招呼说:“高岛君，辛苦了，来喝一杯吧。”大平、高岛等人应声拿起了筷子，可谁也没有心思去夹菜。唯独田中就菜下酒，似乎悠然自得，显然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过了一会儿，田中见大家还是驻筷停杯，愁云满面，便有些着急了，脱口说:“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没用，这也发愁，那也苦恼，真拿你们没办法。”大平问:“那怎么办才好呢?”田中不假思索地说:“那还要那些念过大学的人想办法。”这一问一答，使在座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饭后，田中自顾自去休息，其余的人聚到大平房间里重新把中方的草案逐条研究，同时又同姬外长、廖承志等人进行了非正式接触，探听中方真意。经过一番努力，提出了日方的妥协方案。
毛主席会见田中一行
9月27日下午4时，田中同周总理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谈。此前，日方的妥协方案已在上午送交中方。但是周总理自始至终未提及此事。日方很快明白过来，周总理是在等候毛主席的信号。在田中结束会谈回到宾馆用餐时，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匆匆赶来，递给田中一封信，说:“这是周总理给您的信，毛泽东主席在今晚8时至9时之间等候您们的拜访。”
当田中带着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来到毛主席住所后，毛主席迎上来说:“吵架吵完了吧，不吵不行啊。”
田中说:“不，我们同周总理谈得很融洽。”
毛主席说:“这叫不打不相识啊。”
田中说:“是的，日本也有个相应的说法叫做‘下了雨，地更坚实’。”
田中和毛主席就这样幽默地谈开了。分手时，毛主席从书架上拿出一套六卷本的线装《楚辞集注》送给田中，并不顾田中的一再辞谢，执意把田中一行送到了大门口。
中日联合声明的定稿和签字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后，10点10分，大平外相同姬鹏飞外长又进行了一轮会谈。
大平把日本的最后方案一字一句地念给中方听，姬外长和张香山不停地做笔记，两名工作人员轮流不停地把笔记拿出室外。看来是周总理在某个地方最后审阅联合声明的内容。不一会儿，进来一名工作人员，递给姬外长一张字条。姬外长看了后便站起来说:“现在宣读中方的答复。”这一句话把日方所有在场的人心都提了起来。姬外长说:“中方全部接受日方的妥协方案。”
联合声明成功了，邦交正常化马上就要实现了。
谈判中的几个难题都顺利解决了。在是否要在联合声明中宣布战争状态结束的问题上，由于周总理的智慧改写成日中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在放弃赔偿要求权上，给大平修改成“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删去了一个“权”字。
在要求日本公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谢罪问题上，由田中作出决断，大平亲笔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上:“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9月29日上午，中日双方全体人员聚集于人民大会堂东厅，举行了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废除“日台条约”。
(陶兰摘编自《国际问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