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一天，幺弟从老家来电，请我在电脑上查询一下全国洋葱的销售行情。他说今年跟往年比起来，贩子来得早，起价高，是不是全国洋葱行情看好。如果推断没错，他准备发几个车皮出去。“别老窝在家里，让白花花的银子都给贩子赚了去。”他说。
幺弟的话，让我感到欣喜。我一下觉得，我的幺弟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在人均两亩多土地的安宁河谷，在那些靠这两亩多土地生存的河谷乡亲中，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贵的。
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外出闯荡或者做农业经纪人(俗称贩子)，那都是别人的事情；只要规规矩矩种好自己的地，太平日子总是有得过的。
很早我就意识到，这是需要改变的观点。在我文章中，不止一次谈到，安宁河谷富饶的物产之所以不能为河谷百姓带来财富，最重要一条原因，是当地群众因满足于温饱、满足于现状，而导致市场运作手段的缺失。而这个手段，被远在重庆或者成都的经纪人，紧紧捏在手中。比如当地的特产石榴，在树下卖给贩子，一公斤仅一元钱，而到就近城市，比如成都或者昆明，一公斤就得五六元。我曾用埋怨的口气写道：“也许正是这片土地的丰饶，缠住了河谷众生冲闯的步伐。”
如今，自己的亲弟弟有这样的想法，我岂有不支持和欣喜的道理。
去年秋末以来，安宁河谷跟大西南其他地区一样，半年多时间没下一颗雨，大旱几十年未见。别的地方饮水都困难，河流干涸，水库见底，龟裂的口子宽过平摊的手掌。而河谷土地，靠一条不息的安宁河浇灌，依然稳保丰收。幺弟、弟媳以及我年迈的父母，一家人种了六亩多洋葱。幺弟在电话里说，那六亩洋葱长势喜人。“种了好多年，没有哪一年有今年长得好。亩产一万斤不成问题!”听得出，他的语气是喜悦的，也是充满期冀的。
在“百度”中输入“洋葱行情”，哗啦，几万条关于洋葱的信息，一瞬间来到跟前。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首先是，中国每年洋葱上市最早的产区云南元谋，今年因长期干旱，大幅减产，畸形洋葱太多，贩子绝迹。而其他重要产区，比如上海南京的洋葱，要小满前后才上市；河南天津的，要等夏至前后，东北的，得到小暑大暑。这意味着，紧随云南元谋半个月上市的四川西昌安宁河谷的洋葱，将成为今年中国洋葱市场最早、最重要的产区。这也许就是今年贩子来得早、起价高的一条重要原因。
其次，原产地与市场批发价间的差价大得惊人。在今年“起价高”的安宁河谷，按亩销售，每亩收购价为2800元，即每公斤不到0.6元。而在南宁、西安、成阳等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价在每公斤2.5元到2.9元之间；到了内蒙古或者北京，就高到每公斤3.2元以上；如果能出口，价格更是高得惊人。按照国家规定，农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收过桥过路费。从原产地到市场，增加的只是人工费和运费。算下来，这确实是一桩值得做的生意。
再加上，我按西安朱雀农产品交易市场一个专门从事蔬菜批发、且其中一个经营项目明确为洋葱的老板留在网上的电话打过去，对方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说：“你的洋葱有没有下来?下来你就拉过来。”我问他要多少，他说：“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一天吞吐量为10到20卡车。”
我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幺弟，他很高兴，看来他的推断不错。离洋葱上市还有将近一个月，他要我在这头帮他关注全国洋葱行情，他在那头做一些调查。“我一直不清楚去年和前年搞洋葱生意的昌明哥今年为啥没有动静，今年的价格比前几年高一倍呢。”他说。昌明哥是我舅舅的女婿，村干部，脑子够用，见多识广。听幺弟这么说，我也认为很有必要。我建议他向昌明哥打探一些经纪洋葱过程中的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嘛。通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幺弟还说，去年本村刘洪德做到一单外贸，这边才报关，那边就已经把钱打过来了。用的是那种特别羡慕人家的口气。这也许是河谷人最辉煌也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但大家知道，做外贸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刘洪德做成那一单以后，至今还没再撞上第二单。眼下要紧的是搞好调查，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发几个车皮，这极现实。
我真希望幺弟从这一单生意始，能翻开他人生全新的一页。幺弟自幼勤劳、眼巧，特别体贴父母。那时候，我们大的三弟兄在外读高中、大学。农忙的时候，他经常落下功课帮父母做农活。中学毕业以后，先后做过摩托车、汽车和棉机修理工和电动工具生产线工人。后来，在感觉父母年纪大到必需子女照顾，而三个哥哥都因工作原因无法尽这份责任的时候，不管外面的待遇开得多优厚，他毅然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土里刨食，也就将就果腹而已。尽管这些年老家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但再怎么好，土地上那点收入，也赶不上物价狂涨的速度。贩子，一度遭歧视的贬义词，如今已是中性词，在书面语中，还换了个好听的名字：经纪人。我所理解的经纪人，就是在供和销的路上，只要有点脑子，脑子里有点子，点子里有路子，路子里有门子，随时夹个包子，包子里塞点票子，最大的辛苦就是磨嘴皮子。就能既满足普罗大众的消费愿望，替乡里乡亲的劳动成果找个比较合适的归宿，还能在赚上一笔的同时，改变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这里面尤其重要的是，改变了看待土地的视角。从前是生产劳动的直接参与者，面前就那么几亩土地；而之后，就是生产组织者、市场调配员，最终成为土地价值的实现者。人世间的许多改变，都是从改变观察角度、并为之付诸实践开始的。
此后一个多星期，不见幺弟打电话来，我心想，他是不是准备就绪了。又过了几天，还是不见他打电话来，我沉不住气了，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一连访问了几个前几年贩过洋葱和石榴生意的本地农民，人家都随便搪塞他几句，就把话题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我问他打探过昌明哥没有，他说打探过了，他跟那些人一个腔调。
这让我感到蹊跷。大家都从事过的行当，而今又如此默契地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其中必定有重要原因。
我给昌明哥打电话，希望他指导一下幺弟。昌明哥说没啥指导的，他就是在这条阴沟里翻的船。然后就不愿意再谈这事。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反正隔了八千多里路程，厚皮涎脸也没人笑话。被我追问得实在不行，他才说：“这一行就不是我们干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几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我说，既然电话里几句话说不清楚，就让幺弟登门请教。于是，不容他答不答应，就挂电话叫幺弟再次去请教昌明哥。
到晚上通电话，我问幺弟从昌明哥那里问到些什么。他说，昌明哥说如果他不见棺材不掉泪、硬要做车皮的话，只有一种结果：赔得底儿掉，血本无归，三年不得翻身。我问他昌明哥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幺弟说：“没有，他说，说起来满肚子都是气，都是不服气，但不服气又不行，所以懒得说。”幺弟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疲惫。
幺弟说：“实在不行，我就大起胆子发几个车皮出去。万事总得有个开头。大不了今年白干。”
他的话，使我感到我有责任让他不要在 第一步上摔跟斗。但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办法撬开昌明哥的嘴，也不可能丢掉自己的工作跑回故乡去做调查；而遍布在全国的朋友，都是捏笔杆的，不拿大印，很少有生意人，更没有经纪洋葱的。
幺弟说，父母很矛盾，才过了十来天时间，洋葱价格已经涨到3200元一亩，现在出售，总比前期2800元一亩的划算；留着发车皮吧，真的怕亏得“血本无归”，对不起自己也就罢了，让跟他一道下地劳作的年迈的父母伤心，那就太不该了；况且，半年多不下雨，天也该早到头了，就怕天气剧变，突然下冰雹之类，那就真的要看着银子化成水了。这样的天气，安宁河谷不是没有经历过。多年以后，人们都还谈雹色变。
该怎么办，得赶快拿定主意。
我帮不上忙，但又不能不帮忙。从哪里帮呢?想来想去，从对父母和幺弟一家负责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不能盲目地鼓励幺弟发车皮，也不能让幺弟刚刚燃起的自立之火熄灭。我得利用我的渠道搞一些调查，至少可以把昌明哥那样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人产生“这一行就不是我们干的事情”的缘由搞清楚。搞清楚这个问题，才可能找到不致马失前蹄的措施。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打电话。
我把16年前离开老家前认识的所有跟这一行扯得上关系的人，筛子一样过了一遍。终于想起两个人来。一个是我高中同学的弟弟，另一个人是我初中同学的丈夫。前一个从前没有交往。后一个彼此认识，但我不愿意跟他发生任何关系。此人很早就入蔬菜贩卖行，靠此发家，在外面养了四五个小，无论老婆如何吵闹，却绝不跟老婆离婚。在乡亲眼里，他就铁杆一个“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典型。有一年在故乡遇到，热情得不得了，又递香烟，又发名片。西装革履，看起来文质彬彬，却掩盖不了眼神里的匪气。
我给高中同学打电话。明白我的意思后，同学立即向我提供了他弟弟的电话，还说马上给他弟弟打电话说我有事情咨询他。同学说他弟弟早于几年前改行开药店了。他弟弟的电话很快接通。他说他已好多年不从事蔬菜生意了，这行十几年前虽然还收过桥过路费，但还能做。原因多方面，比如农残检测没有那么严格，菜农所能施用的激素还没有那么多，搞这一行的人也不算多，竞争不像现在激烈，且大家都比较上规矩……后来就不好做了，比如，市场信息越来越发达，这本来是好事，现实情况却是坏事，今天晚上才听说上海的土豆价格高，明天早上就可能有几十车皮的土豆，狂奔在开赴上海的火车上。待诸路英雄到齐，金刚石都卖得出煤炭价。至于产地农民为什么不从事洋葱生意，他就说不上来了。他推荐我去咨询某某某。他说某某某如今不仅在安宁河谷出名，整个大西南，他只要咳嗽一声，都会产生相应回响。
他所说某某某，正是我那同学的老公。
越是不想碰上，偏偏越是绕不开。
犹豫了一阵，决定给他打电话。在我回忆把他当年给我的名片放哪里的时候，收到同学弟弟的短消息。他向我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后五位全是8，跟我几年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电话通了。一听是我，那头之热情，使我不得不把手机拿来离耳朵远点，小心燎出水泡。我急于得到问题的答案，他却左右不接我的招，嘻嘻哈哈的，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他问我是不是想跟他干，要是想，凭我的见识和文化水平，保我“不出五年，可娶八个姨太太”。
他喜欢这个，我就从这儿切入。我说：“怎么样，传授点管理姨太太的经验?”
“顺序不对哦，是先娶，还是先管?”
“娶跟管，哪个更有本事呢?”
“当然是管�!”
“所以说，我就该向你讨经验嘛。”
“你明说我身边那些女的不就得了。”
我沉默了一下，故意把两个字掰开来说：“经，验?”
“铲铲的经验，”他热情似乎减少了一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工作需要而已。”
“工作需要?”
“也就是赚钱需要。说白了，”他说，“什么样的客户，交给什么样的女人。”
“没有女人打不开的局面啊!”他似乎有很多感慨。此时他的声音已听不出热情，“你是作家，你隔我那么远，你得在适当的时候替我说句公道话。她们是我的必备武器，可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上过她们。”
上!多么美好的词语，眨眼就被蒙上一层灰尘。
“谁信?”
“老子敢赌咒发誓!”
“这就是你‘红旗不倒’的理由?”
“算。而且，”他说，“我绝对对得起那些女的。”
“我对这个感兴趣，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心痛我电话费的话，你拨过来。”
他没有掐断了回拨。他说：“一，这些女的当初来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冲钱来。我当然不是傻子，男人在关键时候，连裤裆都管不住，一辈子难成大事。虽然这而今眼目下，做那回事情就跟跳个舞差不多，彼此娱乐，有安全工具，又不产生结果。二，我用我的方式让她们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那自然是在她们基本上都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三，到后来，我把她们一个一个体体面面地嫁了出去，都是相当不错的小伙子。”
“你是一所学校!”
“作家同志，巴金说，作家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为此，我相信你，才跟你说那么多，你别卖山西老醋好不好?”他歇了一口气说，“我是生意人，满脑子都是钱，但绝对不是大老粗。我读过两年本科，到现在没事还读书，我家的书不比你家的少。甚至你搞不到的，我都有，钱嘛!我订了好几种杂志你信不?前一段还在《北京文学》上读到你一篇写风景的文章。你信不信，全安宁河谷，读过你这篇文章的，一双手伸出来，十个指头数不完。”
我记得，那句话好像不是出自巴金之口。可这重要么。后半句话既出乎我预料，也让我感动。文人嘛，总有那么一点虚荣。当然我知道，在我寻找切入点的时候，这个精明的生意人也在寻找贴近我的切入点。从他的话听得出来，他绝对不是那种不读书的人。
“全都嫁了?”我问，“一个不留?”
“想让我收摊关门呀你!只要客户不绝，我就得开‘流水席’，有嫁掉的，就有进来的。最近还来了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都让她们做那事?”
“这就要看她们的本事了。有的靠喝酒，有的靠唱歌，有的说话缠人，有的什么也不做，只要她立在那里，人家就给面子。当然，有人本身就喜欢贡献自己，娱乐嘛，谁不喜欢呢?话说回来，我不提倡这个。把自己贡献出去，一单生意都做不成的，也不是没有。”
“你不会就靠这个吧?”
“那是，辅助手段嘛，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杀手锏。如今生意不好做啊，我需要各地的眼线给我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更不希望我发出去的货在农残检测上受刁难，还有遍布各地市场的销售寡头，弄好了，天天都有金条往家里拿；弄得不好，就是惨得跳了黄河，人家连讥讽的表情都懒得赏你一个。”我听见他打了个哈欠说，“换个话题好不好，太严肃了。”
这话题也严肃?那好吧，我把幺弟想发车皮的事情说给他，请他指点指点。他立即来了精神，爽快地说：“原来是这回事情。这样对你说吧，他要是今年发车皮，我不靠年庚生月，也不看他面相手相，我就敢断定，即使每公斤有两块钱利润，他也赚不到一分钱。若信得过我，你就叫他跟我跑三年，我包吃包住，有我干饭吃，绝不让他喝稀饭，按月开饷。你莫担心我把他带坏――当然，要干大事，多少要坏一点，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我显得很急切，说了五十亩宽话，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畦。
“哪一行都有行规。你不入行，贸然闯进来，你就是所有菜老板的敌人，每个老板都几十种‘啃’你的方法伺候你。可以单独‘啃’，也可以合起来‘啃’，哪怕你有座金山……”他说，“要不是你亲弟弟，我还懒得带呢。带出一个来，就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对手。”
交流还在继续。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被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谁活着都不容易啊。如果不跟他通电话，谁想象得出，一个洋葱从土里跑上餐桌，还有那么艰险的历程。一切都基本明了了。到此时我才明白，在那些一度被我认为“不思进取”的河谷乡亲中，曾经产生过蹬�念头的，岂止我幺弟一个呢?可，正像昌明哥他们那样，只要敢贸然出头，必定头破血流。于是不禁感叹：做老百姓怎就这么难呢，流血流汗不谈了，丰不丰收得靠老天爷，丰收了，还得靠老天爷啊。
我该怎么去跟幺弟转述这一切呢?我又能把幺弟交给他带么?我回答不了自己。我想象，此时焦急地等待着我回电话的幺弟，也许正困惑地坐在洋葱地上，无助地发愣，或者沉思。绿油油的葱苗，像一片燃烧的火苗，炙烤着他充满期冀和迷惘的眼神。葱苗下面，一个个炒菜盘子那么大的洋葱，依旧在义无返顾地生长着。从土里去出来，多像一枚枚尚未镌刻文字的印章坯子啊。
倘若真是问题，镌刻哪几个字合适呢?
责任编辑 魏心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