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网络成为诗歌的另一个主要的发表“现场”，诗坛似乎比90年代热闹。但是，我不同意将热闹直接等同于“繁荣”，我以为，诗界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写作意识上的偏狭和迷误。诗歌的繁荣，只有一个可靠标准，就是看它出现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发出了多少可称之为诗的东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不能说举国铺天盖地的“大跃进”民歌就是诗的繁荣吧？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我蔑视“网络诗歌”，诗的好坏，与发表的方式无关。我只是感到，当下先锋诗歌就其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意识及流向之一而言，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考虑到它已经造成巨大影响和舆论，且在进一步恶性发展，有必要及时提出批评。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大量网络诗坛和纸刊）流行的正是“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道德，反文化，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匍的“记实性”。它们似乎只有一个时间――现在，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意向――反××。
我本不是“高雅而严肃”的作者和读者，有我大量的诗文为证。就诗歌阅读而言，我有着不比别人少的世俗趣味。因此，即使是对上述模样的“流行诗”，我也并不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相反，从职业考虑我还读了不少――这是我能够发言的基础――有些诗解构了僵硬的体制话语及伪道学，和素材洁癖意义上所谓的“纯诗”，诙谐、尖利、简捷、不装孙子，让人轻松。所以，我认为这种流行诗仍应属于“广义”的先锋诗，而不是被高雅人士斥责的“伪诗”，它们的出现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这里我要批评的先锋“流行诗”，比之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所扶植的“流行诗”，要有份量和趣味得多。但是由于后者压根儿就不在我的阅读和批评视域之内，因此，这里的批评潜在的前提或起点是，我局部认同我所批评的对象（它有趣味有价值的方面），而对它的蒙昧之处也不想继续沉默。考虑到行文的简捷，我将不再谈这个人所共知的前提、起点，专指出它们的致命误区。
就这种先锋“流行诗”的写作意识和文本观感而言，我越来越觉得，诗人们在不少大的意向上，其认识力和写作能力日渐变得狭隘，或是自我减缩、自我剥夺；它们不但给初涉诗歌的文学青年（以网虫为甚）造成了误导，而且带来了先锋诗写作中的新的阻塞。像往常一样，我这里的批评不涉及道德评判，仅将论述限制在“写作”问题内部，就其可能进一步发展膨胀的态势，选择两个问题加以辨析或讨论。
一
比如诗歌写作中的“非道德化”与“反道德”这二者的差异性问题，就成为流行诗的巨大盲点。“非道德化”与“反道德”是不同的。对这个前提的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不明确。狭隘与教条自然就产生了。
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先锋诗歌而言，我一直持一种“非道德化”立场。诗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展开，它的动力和意味，目标和兴趣是自由的、变动不居的，它应有能力包容个人化的经验，奇思异想乃至自由的性情。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作为衡估诗品的准绳，会扼杀掉诗歌的活力、经验承载力、求真意志、原创精神。如果只按是否合乎或是否推助了“道德”来要求诗歌，很明显，古今中外（特别是19世纪末以降的现代诗）许多杰出的诗作就要重新评价了。其实，“非道德化”也可以说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共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家们普遍认为，道德不应是文学艺术的内在价值尺度，更不是构成审美的决定性因素，艺术在本体和功能上有自身的尺度。所以，用道德的高低来评判艺术是偏狭的，艺术不是道德的工具；同理，艺术也不是“反道德”的工具。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主流新诗发生滞塞的原因之一就是“惟道德”倾向。这种倾向，在40年代以降的几个非常时期又为文化中的腐朽蒙昧部分、专制成分所利用，上升为意识形态“改造”机制，“脱胎换骨作新人”的道德献祭仪式，和残酷的政治“升华”神话。因此，“白洋淀诗群”、后期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诗人们真实地写出了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使诗与思呈现出丰富的面目，并由此带来诗歌经验的复杂深度，话语的巨大包容力。――这是人们都看到的简单的事实，但是如何厘定这个事实的准确含义？我一直以为无须多说，而目睹当下诗坛的情势，我日益感到有必要将此含义再澄清一下。
如上所言，我之“非道德化”的意思是，在诗歌写作中，诗人不拘囿于道德问题，无论它是形而下的实用道德，还是形而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诗人既不去考虑是否合乎它，也不去考虑是否反对、颠覆它。非道德化，就是要摆脱以“道德／反道德”来评判诗歌，回到审美判断。诗歌写作是生命和语言的相互打开，是更为开阔也更为有趣的事，诗人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中自由地游走，将个人的经验和话语才智凝结为丰富奇异的文本，享受自由写作带来的身心激荡和欢愉敞亮感。诸如那些优秀的先锋诗人，他们各自的年龄“代际”或写作“出道”的时间不同，但都是这样自由而开阔的写作者。作为有魅力的“文学性个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书写的活力，均在话语里真正扎下了根，形成了非道德化写作的连续文脉。道德，在他们的诗中，既非依恃，也非对立面，诗人的视域远远超越了它。
由此，我们可以比照出当前日常主义“先锋流行诗”在写作意识及文本显示上的孱弱和单薄。本来可以作为珍贵的经验积累的“非道德化”倾向，到90年代中后，似乎被一些自诩为“后现代”的流行诗人畸变发展为新一轮的教条――“反道德”。在许多刊物特别是网络上，我看到那些风云人物及大量盲目的随从者，像是一门心思要与“道德”对着干。其题材范畴，主题运思，话语方式，个人趣味等等，均刻意瞄准了戏弄和颠覆“道德”。
我理解在当下的历史语境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确实需要追问“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需要对它的细节含义，在历史中的变异，乃至道德谱系学有自觉的思考和辨认。而新潮诗歌和诗论写作中的“非道德化”倾向，就与这种自觉的辨析有关。它会带来写作的真实性，人性的魅力与自由。但是，“反道德”写作却是狭隘和蒙昧的，这是一种寄生性的写作，缺乏独立自足的品质，它寄生在其“对立面”――道德身上，如果对立面不在场，作为诗歌它很可能不能自立。我个人认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客观上似乎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了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态的道德伦理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也许我这么总结会让某些诗人跳将起来，但读他们大量的文本使我只能得出如上结论。
而抛开这些流行诗特别的“意趣”不谈，仅从写作本身来看，它们也是谈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它是一种以“新”面目出现的功利主义艺术观，因为它们需要以“反向”的姿态，“看道德的眼色行事”。在此类诗人那里，诗仍然是工具，过去是宣谕“道德”的工具，现在则是宣扬“反道德”的工具。诗依然需要“主题先行”，只不过这主题由道德变为“反道德”。读这样的诗我常常会感到，某些诗人在“强己所难”，他们仿佛得神经质地折磨自己，力求折磨出“反道德”的感受来。怎么将“恶”玩大，怎么将“性”（和性别歧视）写得古怪，怎么在诗中发泄个人恩怨诋毁他人……等等，似乎是许多诗人主要的写作“发生学”。这是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它们其实不指向“日常”（不像诗人所言），倒指向“反常”，其经验更多是虚拟的极端鄙俗的“反生活”“反道德”表演，诗人扮演的是一个戴三角帽的小恶人的角色，通过亵渎和自戕，达到满足“道德”自恋的目的（诸如“俺敢说俺下作，所以人啊，俺比你们都诚实”）。
我完全反对那种一元论者、绝对主义、本质主义者的“崇高”表演，但对这种表演角色的否定，并不能成为对另一种表演角色的认同。当下，“小恶人”和“圣徒”彼此之间的对抗性，却乏味地同一于表演性，两者都在吃力地扮演假我，同样的做作，同样的自诩“真诚”，这是问题喜剧性的一面。因此，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圭臬。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划地自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或许会有人说，“下半身派诗人”和“垃圾派诗人”及其前辈的“反道德”诗歌读者很多。我的回答是，这说明不了它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下露阴，或有侵害攻击行为，其围观者也一定极多。可见，读者多说明不了什么。我之所以在这里不点名、不引诗，只是考虑到应针对这一广泛的不良现象而不针对具体的诗人，它的确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醒在诗歌写作中，不要在粉碎旧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之后，代之以新的教条主义、独断论。
二
与上述问题相应，在先锋“流行诗”中，对“超文化”与“反文化”的明显差异，也基本是懵懂无察，时常混为一谈的。这同样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盲点和新的阻塞。
何谓“文化”？按照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为之下的著名定义是：人类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和所接受的任何才能和教育的复合体。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词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常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以这些广阔的定义来看，诗歌无疑是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之一。但是，回到诗歌写作特别是先锋诗写作内部的特殊性来看，它显然又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文化知识”。先锋诗，它更属于时常对“主流文化”构成挑战的“亚文化”（即文化人类学所说的“副文化”），它决不是简单的“反文化”问题，而是“超文化”的――表面上看是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轮换方式，而实际上是进一步挖掘被主流文化压抑的更为开阔、丰富的生命体验。它不是反向寄生，而是纵深发掘，这就是区别所在。因此，我们可以说，有效的先锋诗写作，既不指望得到主流文化的理解和撑持，也不会靠仅仅与此对抗来获具单薄的寄生性“意义”，它的话语场和魅力来源要广泛得多。
其实，新生代诗歌以来的中国先锋诗，因其将“生命体验”作为写作的基本材料和动力，所以它们不是惟文化的，而常常是“超文化”的――那些诗人不会考虑甚至有意回避诗歌文本表面上的“文化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它远远超越了既成文化的畛域。诗人自由地处理各自的生命经验，只要忠实于心灵，在技艺上成色饱满就是好诗。恰好是这些超越文化的生命之诗，给诗坛带来了某种新异而深刻的“亚文化”成果。我以为，他们并非简单化地为“反”而“反”，而是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比如，以对僵化的主流“文化”生产配置者们的讥诮，去否定主流意识形态“选本文化”的清规戒律，和由此制导的集体顺役的价值观念；其对理性的挑战，意在反对传统的“理性至上”；其对“科学”的质疑，意在反对“科学万能”观念……如此等等。他们更像是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艺术家，而不是貌似激烈反文化，实则与传统文化中的蒙昧主义苟且的市井泼皮。重读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诗歌，我们会感到题材开阔，话语型式多样，日常生活、形而上奇思异想、大自然及人性的隐秘纹理，乃至某种向度的语言批判、文化批判，都恰当地贯注其间。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开阔的“超文化”意识，在近年却被畸变为一种蒙昧主义式的“反文化”浪潮。我看到许多在网刊和纸刊上飞来跑去的“骁将”，似乎一门心思在展览自己的“浑不吝”嘴脸。他们自诩为“第三代口语诗”的徒弟，却完全误读或篡改了第三代诗的“超文化”倾向，将其大大方方的精神解放和狂欢，做了卑琐化、庸俗化处理，“超文化”被减缩为“反文化”。其家常做法似乎是，专找“文化”的事儿，似乎是有较强文化意味的理念、遗产、文学文本、习俗――乃至那些文明的、建构性的东西，悉属他们要“反掉”之列。但他们又不具备强大的生命体验动力，和经久锤炼的、货真价实的语言才能，在很多情况下，更像是哗众取宠地在找出名的捷径。由于所寄生的对象的庞大，“反”才最容易引人注目。作为一种临时的世俗功利的成名“策略”，我本不想予以干涉；但事实是长期以来，许多人硬是将“策略”变成了固定的写作品性和准则，并向诗界、批评界广泛要挟、推销，形成一种谁不“反”，谁就不“现代”；谁不支持“反”，谁就不“尊重多元化”的可笑复可悲理论。反文化，在目下已成为捷径，成为获取巨大的先锋“象征资本”的策略，难怪我们看到那些诗人几乎要将几百首诗写成一类模样，一种姿态，一个意味，乃至于一种构思，一个语型，一种效果。这是否是流水线作业上可怜的异化劳动？这种统统要“反”的写作姿态，无论从发生学还是到文本的形成看，其写作的真实性又何在呢？
因此，“惟文化马首是瞻”拯救不了诗歌，早有所谓“文化寻根的现代大赋体”的迅速失效为证；“反文化”同样带不来诗歌的解放，与前者一样，它是相反向度的“惟文化马首是瞻”。二者骨子里是异质同构的独断论，或不同向度的同心圆，其内在依据都是寄生在非诗的“文化观念”之上，离开正／反的“文化”的角度，他们似乎完全不知如何进行自由的创造性写作。可见，无论是惟文化，还是反文化，表面不同而其实骨子里一样――都指望着以“文化”获利。而我要说，文化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诗歌的救命稻草。这种二元对立的寄生性的思维方式，以其狭隘，蛊惑了许多在精神和写作技艺上缺乏充分准备的诗歌爱好者――又不需要真正的才能，又能当一把“先锋”，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诗歌界很少有不以“先锋”自居的。而在有些诗人那里，由于自己本来就没什么文化意识，于是就顺便把自己算到“反文化”的先锋里了。这样的诗，貌似前卫，实则退缩，貌似强劲，实则软弱，貌似介入生存，实则从更大的方面丧失了生存体验的真实性。这种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像是要从一条假牛身上剥下两张皮。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上，我恰恰看到了另一向度的传统蒙昧主义文化和“国民性”在他们身上的积淀与操控，这可能是这些诗人未曾料及的。以造反开始，在不期然中却维护着“赖活学”僵化文化的超稳定运转，这难道不是以先锋派姿态出现的新面目的守旧者吗？
这里的批判或许言辞太过激烈了？但这恰是笔者试图在种种二元对立框架之外思考问题，并尽量将之表述清晰、简捷的结果。可惜，即使在诗歌批评界，此文的接受语境也是被强制性扭曲的。在“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上，对我这个发言，有批评家谆谆告诫说“不要建立在道德和反道德上，而应回到审美判断”。其实，我的文章不正是反复在谈这个问题吗？可见，这里不只是批评家听得不仔细，更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原因是，在当下流行的语境中，只要你质疑“反道德、反文化”，人们无须细辨只凭思维惯性就会立马置你于卫道士、惟文化一边。连批评界都会深受这一惯性的制导，何况其他人。这从另一方面，更提醒我们厘清此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感。此章的“腹稿”，在我这里已有数年了。对诗歌写作中出现的“反道德”、“反文化”这些新的蒙昧主义或曰“迷信”，我一直没有直接的批评，我在等待。因为许多与我同代的诗人批评家朋友不断对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做，让他们同代的诗人、批评家去做吧。”此言有理，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同代人才能真正互相对话、理解。这也是近年来我的阅读范围虽较为广泛，但批评视域只限于同代诗人的原因。但是，我的等待似乎太过漫长了，我期待中的有一定份量的辨析、商榷、批评文章似乎一直没有出现。新一代批评家是否比我等“稳重”？还是不愿“开罪”于各位流行诗先锋？尚不得而知。而更让我失望的是，连“先锋流行诗人”自己写的有份量的理论辩护也同样没有出现，只有一些把诗歌作为名利来经营的小机灵小算计的调侃、谩骂、彼此作践。我不知再等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已经失去耐心。因此，这里对我本人认为的“先锋流行诗”写作中存在的误区提出批评，等待年轻的同行和诗友校正。
陈超 1958年10月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一档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等。主要编著《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最新先锋诗论选》《中国当代诗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