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雄风激荡巴渝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为《新青年》)为标志，一场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的新文化运动狂飙席卷中国大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探索救国之路的新启迪。
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重庆，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比沿海地区晚一些，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在外国资本入侵的空隙中缓慢发展，纺织业、缫丝业，采矿业、印刷业等传统产业相继实现近代机器生产，商业、金融业、进出口贸易等也有所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加上辛亥革命以来不断增长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为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学生为先导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中旬，“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震动，纷纷声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20日，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中、商业中学、巴县中学等校代表六十余人，在“爱德堂”举行集会，一致决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24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正式成立(后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随即，“川东女子救国会”、“国民外交后援会”、“重庆国民自强会”等爱国团体又相继建立，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民族工商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便在重庆地区迅速掀起。
6月中旬，重庆地区的爱国斗争进一步扩大，形成高潮。为推动运动发展，学生与商界又联合组成了“重庆商学联合会”，使青年学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联盟，从而形成了长达三年之久，以抵制日货为特征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过程中，重庆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抵制日货和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的斗争中，展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巨大的政治力量。
借助“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劲东风，新文化运动之风也乘势吹入重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迅速地在重庆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种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使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新知识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小团体，相继在重庆出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主要有；《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渝江评论》、《巴声》、《綦评》、《星星》、《渝社旬刊》、《教育改进社杂志》、《平民日报》《工务日报》等报刊。这些报刊大都以传播新文化和宣传新思想为宗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重庆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川东学生周刊》（后更多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周刊》)，1919年12月创办的川东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以“主张公理，排斥强权，改良社会”为宗旨，文章形式活泼、观点锋芒犀利，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深受青年学生欢迎；
《新蜀报》，1921年2月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等创办，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思想”为宗旨，评论时局、抨击时弊，揭露“社会黑幕”。陈毅、周钦岳、萧楚女等青年才俊曾先后加盟，出任编辑或主笔，使报纸战斗性更加显著，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鲜艳旗帜；
《友声》，1921年11月由重庆联中校长熊浚发起创刊，以“提倡改革旧教育，进行新教育和学问社会化，以启发学生的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为宗旨，它所刊载的恽代英的《青年应该怎样做?》，吴玉章的《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主义》等文章，在青年和社会中引起过广泛反响；
《渝江评论》，1921年上半年由重庆联中学生团体“益社”创办，以“切实的批评，作沉痛的呼唤，以求群众的觉醒和社会的改造”为已任，思想激进，为一般青年学生所推崇。
在外地新文化书刊不断涌入，重庆本地新文化刊物大量出现的同时，广大青年学生争相购阅和研讨，从而使青年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启迪了思想，为他们寻求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青年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科学与民主思想，也亲眼目睹了新兴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他们开始“往民间去”，以极大热情投身社会实践，进行以拯救中华为己任的艰难探索。从1920年起，以吴玉章为首的革命派回到重庆，竭力推动以反对军阀专制，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的“自治运动”。重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为骨干的广大知识青年，以参加自治运动为途径，分别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中提出“建立平民政治”、“大权在民”、“打消阶级制度”等民主口号。
1921年前后，重庆知识青年还先后踊跃参加了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重庆裁兵运动等，通过参加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重庆知识青年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在政治上日渐趋于成熟。这些社会实践，与同一时期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作了人才储备。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在北京、成都等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和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倡导和奔走下，1919年8月重庆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积极着手筹备开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城内夫子池正式开学，招收学生110人，学制一年，汪云松任学校董事长。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为重庆地区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学校经费和规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学校帮助下选择自费留法的途径。1919年12月，聂荣臻、钟汝梅、饶鸿钧等来自江津、巴县、长寿、涪陵等地的35名学生，自凑路费，经过留法预备学校介绍，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获得签证后，成为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共有84名学生获准赴法，冉钧、代坤忠、谢陈常、邓绍圣和邓希贤(邓小平)、周贡植、胡大智等分别获得贷费生和自费生资格。8月27日，84名学生从太平门登船东下，经上海赴法勤工俭学。同年11月，在广东律师郑毓秀女士鼓动和帮助下，重庆巴县的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等10名女学生，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远渡重洋，成为女性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行者。据统计，在1920年至1921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仅重庆的巴县、江津就达90多人。
新文化运动前后，在马克思主义随《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传入重庆的同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然杂陈，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工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也流行一时，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曾影响部分青年 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思潮多停留在脱离中国实际的空谈上，不能有效提出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方式。1920年以后，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扩大，随着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来到重庆，以及《友声》、《新蜀报》等新进步刊物的创刊、进步社团的不断涌现，逐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营造了更加适宜的社会氛围，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下半年，重庆迎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推动这一热潮的，是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陈毅、陈愚生等革命先驱者。
1921年夏，川东道尹邀请李大钊、胡适、杨效春等京、宁学人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8人在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在重庆期间，邓中夏、黄日葵等利用“暑期讲学会”发表讲演，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礼教，宣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在重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1921年10月，恽代英应重庆联中、川东师范邀请来重庆作“青年应该怎样做?”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号召青年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鲜明提出：“中国要靠我们，任谁都是靠不住的”。
1922年秋，应重庆联合中学之聘，萧楚女来重庆任教，他一方面选用李大钊等文章作教材，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运动，成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良师；另一方面出任《新蜀报》主笔，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
从法国回国的陈毅(经蔡和森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活动于成渝两地，以《新蜀报》主笔身份发表多篇批驳时敝檄文。
作为进步知识青年的张闻天后来也活跃在重庆，边任教边指导川东师范进步学生创办《南鸿》周刊，与萧楚女共同为团地委领导的《爝光》撰文，抨击腐败体制，宣传革命理论。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重庆《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1920年至1923年间，他活跃于重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也是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促进者，他所创办的《新蜀报》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重庆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取代各种社会思潮，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为重庆乃至四川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理论和思想基础。
“以团代党”的特殊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有了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装。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在上海成立，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和联络中心的作用。随后，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指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建立起来。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是，四川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却正好相反，是先建立团组织，团组织代党工作，再建立党组织。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一个鲜明特点。
重庆地方团组织是在党、团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2年4月，在上海入团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受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来到重庆筹建青年团组织。他联络重庆各界进步青年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十余人，于10月10日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章程，发表了宣言，选举周钦岳为首任书记。重庆地方团的宣言明确指出：“我们信仰惟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采取惟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惟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重庆团地委成立后，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建立了以中等学校师生为骨干的两个基层支部，团员达到34人，为推动重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能及时得到团中央指导，团的实际负责人唐伯�不够成熟，重庆团地委在工作中暴露出活动乏力、组织涣散，没有摆脱“研究小团体”状况，缺乏群众性和战斗性等问题。
1924年9月，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负责整顿重庆团地委。萧楚女以其积极稳健、身先士卒、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团员青年的信任。改组了重庆团地委，改选罗世文任团地委书记。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激起重庆人民极大愤慨。萧楚女抓住时机，带领团地委积极投入和领导了反日斗争，使团员青年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进了信任与理解，增强了团结。整顿和改组后的重庆团地委，逐步改变了闭门修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迅速成为直接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
1925年1月，在萧楚女的指导下，重庆团地委再度改组，杨同公出任团地委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9月，重庆团地委再次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以杨�公任书记的新领导成员。重庆团地委在萧楚女指导下，不仅巩固了整顿成果，而且实现了建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目标。在此基础上，重庆团地委着重加强对团员学习革命理论的指导，逐步将研究马克思主义活动引向正轨，使学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入社会广泛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组织领导重庆地区的反帝斗争，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惨案，使反帝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创办机关刊物《爝光周刊》、《肃清》，以多种途径宣传革命理论，不断扩大团地委社会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此前后，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青年入团，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个青年团支部。8月，重庆团地委负责人童庸生以在涪陵省立四中任教掩护，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先进青年入团，9月建立了涪陵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初，重庆团地委除在市内川东师范、省二女师、巴县师范、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在江北县、南川、涪陵、巴县永兴场等也建立了支部。
这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已向巴渝大地澎湃而来。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大革命斗争，不仅成为党在这时期的中心工作，更是团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像重庆这样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吾党的数 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
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重庆团地委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代党工作，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3月，重庆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重庆团地委“以团代党”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20世2420年代，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杨同公、吴玉章等领导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中国Y・C团)产生过重要影响。1920年初，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杨阁公，在成都结识了吴玉章、童庸生等。为了推动四川革命运动，他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在“不知已有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情况下，他们从1922年起在四川开始了独立建立党组织的活动。1924年1月12日，中国Y．C团在成都秘密成立，通过《中国青年共产党章程》和《中国青年共产党纲领》，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创办机关报《赤心评论》。5月，因反动军阀加紧镇压革命运动，逮捕进步青年，杨同公、吴玉章、童庸生等被迫离开成都来到重庆，继续开展活动。8月，赴上海得到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指导的杨�公回到重庆，即与重庆团地委建立联系，并就中国Y．C团与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事宜进行商讨。9月，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抵达重庆着手整顿团组织，杨�公大为振奋，在确知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提出中国Y．C团成员个别参加重庆团地委的筹建，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成立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建议，后因内部意见不一而未能实现。1925年初，吴玉章、杨�公主动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Y・C团的大多数成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组织以解散而告终结。
共产党在中国的创立经历了一个群星共起，交相辉映的阶段。当年的中国Y．C团的创建，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偏僻的西南燃起，是四川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创建革命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它的作用与重庆团地委一样，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也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
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团代党工作打下的组织基础，一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共党员所作的干部准备，使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水到渠成。
1925年7月，以杨�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即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四川省国民党。8月19日，吴玉章通过召开四川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会，当选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之一，实际掌握了省党部组织大权。之后，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公等中共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改组整顿国民党省党部，一面积极进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筹建。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以此作为培养革命骨干和中共党、团员活动基地，为筹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做了大量重要的组织准备。
1926年1月，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中共重庆支部成立，冉钧为书记。1月24日，中共綦江支部成立，邹进贤为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重庆支部和中共綦江支部，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前，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吴玉章、杨�公、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杨�公绕道上海，代表共青团重庆地委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2月24日，杨同公、童庸生回到重庆，在抓紧传达贯彻国民党“二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即与中共重庆支部书记冉钧着手组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召集在重庆的中共党员在二府衙杨�公家秘密集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同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吴玉章任宣传(因吴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杨�公、冉钧、吴玉章为执委，程子健、李嘉仲为候补执委。
不久，因工作需要，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先后增设了以程子健为书记的工人委员会，以杨洵为书记的学习委员会，以程志筠为书记的妇女委员会和以杨�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重庆一地有党员19人，由团员转为党员22人。中共綦江支部、中共宜宾支部及陆续建立的省内各地党组织均由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由李嘉仲任书记的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萧华清任书记的中法学校支部，牟万宗任书记的巴县铜罐驿支部，喻克猷任书记的巴县高店子支部等。重庆团地委也进行了调整，童庸生经团中央指定担任团地委书记。
至此，四川地区建立起以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重庆团地委以团代党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中共重庆地主执行委员会建立后，立即把发展党员、壮大和巩固组织作为重要工作。到是年8月，全川党员人数增至120人，10月增至168人。1926年春至1927年冬的时间段内，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自流井、宜宾、泸县、綦江、长寿等10个特支，荣昌、南川、川北、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合江等18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各级党组织的相继建立，使重庆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进而有力推动重庆乃至四川的大革命进程。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两月来川省发展党员“增加两倍……所以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承担起了领导重庆和全省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而且标志着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确立。至此之后，以重庆为中心，四川革命运动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呈现出全新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