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的生活、生命和绘画是相终始的，画停止了，画家的生命和生活也停止了。” ―徐悲鸿 1937年8月至1946年夏，徐悲鸿先生在重庆度过了其艺术生涯最为重要的十年。深受巴渝山水气韵的熏陶，在饱览山城独特的人情风貌后，处于创作盛年的徐悲鸿有相当数量的精心之作，都是在此客居期间完成。
1937年全国抗日烽火掀起，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随校迁至大后方重庆，并着手中国美术学院的筹备。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爱国画家，徐悲鸿痛感民族之不振，又唯恐“画学之颓败”。既然不能在前线杀敌报国，他便抱着振兴中国美术教育的思想，在后方用手中的画笔尽绵薄之力。
他在嘉陵江畔磐溪石家花园的石家祠住下。磐溪，因为山腰处乱石丛中有一股清泉奔泻，汇集成溪流，因此得名。这是一所建在山上的房屋，基本是用木板搭成，墙壁有无数小缝隙，四处漏风，窗户无玻璃，只好用白纸糊着。由于和沙坪坝隔江相对，去设在那里的中央大学上课，徐悲鸿每天必须上下数百级石梯，再由渡口小舟摆橹过江，日日如是，往返辛苦，回到住处常常是疲累不堪，夜色渐稠。同事们都在稍息休整，却能看见徐悲鸿已经在画室里开始作画了。爱画入骨髓的他，深知天才出于勤奋。即使已迈入大师级人物行列，他依然躬身自省，画笔耕勤。
徐夫人曾经对人说起，“悲鸿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艺术如生命，爱朋友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正因为内心世界情感丰富使然，让徐悲鸿短暂的一生富集传奇和光彩。
在沙坪坝的校园里，常常能看到徐先生步履匆促的身影，个子不高，戴顶宽沿黑呢帽，裹一件深色旧长袍。正当壮年的他显得苍白憔悴，由于过度操劳，他正患着肾炎，身体极虚弱。但治学严谨的他往往比学生去得更早，埋头夹了画板直奔艺术系教室而去。这时的徐悲鸿虽然声誉日隆，但在中国美术教育陈旧落后的现实面前，他认为一个画家画得再好，成就再大，不过是一个人的努力结果。如果培养一大批画家，那才是国家的成就和荣誉。
他通常一大早便开始作画，忘记了早餐时间，只得间隙分吃一点儿学生们带来的烧饼或白薯，就着白开水充饥。徐悲鸿的勤奋被学生们奉为楷模，大家都自觉养成了上早自习的习惯。对少数不能按时到教室的，性情宽厚的他并不呵责，只有对不求上进的人他才会声严厉色地说，这是你的危机罢。
徐悲鸿是爱才、惜才之人，对学生或素不相识的美术爱好者，他都是由衷地爱护并尊重。课堂上他总要在每个人的画前看一遍，用欣赏的目光去发现画上的优点，遇上出众的，他便喜形于色，轻声念道，蛮好，蛮好的。有画面处理不恰当或不像样的，他都要动几笔，画面立刻变了样。多数时候他都是鼓励学生根据自已的感觉和画法去画。他甚至会用自已的画与学生交换，以此鼓励其上进。
战时的重庆聚集了不少达官显贵，为附风雅，他们纷纷出重金求购徐先生的画作，通常都会吃到闭门羹。对真诚的朋友或因经济困难的学生学习需要，他向来慷慨解囊，从不怠慢。
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画展，一位为国民政府工作的美国高级将领看中了他的一幅非卖品《灵鹫》，当即爱不释手。这个美国人在归国之际，推辞了蒋介石为他准备的各种奇珍异宝，独独只表达出想收藏《灵鹫》的决心。于是政府要员们三番五次登门求画，替生活窘迫的徐悲鸿许下丰厚的回报。隐隐不乏威胁相挟，“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他已答应客人。你要多少钱，委员长都会给，你也给一个台阶下吧。”徐悲鸿面色沉稳，依旧不卑不亢回拒:“我从小贫苦，留学困苦，现在亦苦，苦惯了。目前身体也不好，经济困难是真，但是我不能拿这张画回谢。”徐悲鸿心中自有权衡，他深知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创作数量有限，得一幅满意之作极不易。《灵鹫》虽绘飞禽，但这不单单是为艺术审美而作，而赋予的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象征，喻意深陷苦难的人民不怕黑暗、志气深远的决心，此画应该留在最需要它的阵地上，鼓舞士气。这也是徐悲鸿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志向所在。
然而另一桩事，却让我们看到徐悲鸿截然不同的态度。40年代初，有一位叫陈汝言的流亡人士，当看到重庆后方学府林立，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和出版社时，便萌生在沙坪坝开店的想法，正苦于经费无着落。在别人的指点下他找到了素昧平生的徐悲鸿。自幼贫寒，曾受人之恩走上艺术学习道路、心怀盈盈教育热忱的徐悲鸿没有半点推辞，未久，他就将“卖了两匹‘马’”的画酬如数奉上。陈汝言也不负期望，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过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进步书籍。而徐悲鸿慷慨赠“两匹马”的义举也成了一段流世佳话。
战时重庆生活条件极差，徐悲鸿生活俭朴节约，更是异乎常人，即使有一份稀薄俸禄，他也常常食的是配给的发霉平价米，就着一小碟青菜蘸酱油汤就是一顿。卖画所得的经费，除了接济穷艺术家和穷学生之外，爱画如命的他将大量的钱财都用于搜购古今中外的文物书画。
旧时渝洲，冬季三月不见太阳，每逢天气晴朗时，徐悲鸿便会开箱检柜，将毕生倾力收藏的字画、印刷品、书籍拣出来晾晒，挂满所有房间，让参观者大饱眼福。他会细心地告诉别人如何晾晒，如何保存，翻阅这些画册作品时，大家都非常谨慎，哪怕留下了一点指痕都觉得对不住徐先生。那些书画多数出自名家之手，是市面上难得寻见的珍品。为了买下这些东西，原本可以过上丰裕日子的他却安于素食布衣。况且，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保存如此数量的作品是多么不易。徐悲鸿一直有个心愿，要创建一座具有高水平研究性质的美术学院。多年留欧经验让他清楚看到，中国偌大一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没有一个美术馆，这是国家的耻辱。
这时的徐悲鸿正处于创作精力最旺盛、艺术上最成熟的时期，国难当头的大气候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让这位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画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的足迹踏遍了巴山渝水，从油画到中国画，从人物到史诗巨作，从动物到飞禽，从山水到花卉树木，创作出许多有着鲜明巴渝地域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题材之广，喻意之深，无不饱含着这个有着独立逸行气质的艺术家丰富的内心情感。他的作品提倡写实，但在物象真实以外，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在激荡着心灵深处。
嘉陵江是他常常深思徘徊的地方，这里每天都能看到溯水而居的底层人民的苦难与勤劳。贫妇、纤夫、石工、贩卒，还有背柴、挑水、洗衣、放牛等众多平凡的劳动题材纷纷走进他的画卷，《巴人汲水》就是这样一幅作品。这幅徐悲鸿绘于1939年的代表巨作，真实地记录下旧重庆的光与影，水流湍急的江岸，节节石梯陡峭，艰难爬行的是一队挑水汉子，他们头裹汗巾，脸色黧黑，赤膊暴晒于烈日下，负重的水桶压弯了他们的腰。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让画家看到了这块土地上巴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他挥笔泼墨，几乎是一气呵成。他在画上题跋: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尽显徐悲鸿怜苍生之情深。
徐悲鸿不光画马传神，还非常喜欢画狮子，创作了不少与狮子相关的题材。战争岁月，狮子的雄壮威武被徐悲鸿赋予了人格化的构思，他在狮子身上寄托了民族自尊和奋发图强的志向。1938年长沙战事吃紧，生灵涂炭。居住重庆的徐悲鸿闻听到消息，忧忿难平，于是在教室里提笔画了《负伤》，受伤的狮子，侧身回望，眼中似有无尽的哀苦和辛酸。事隔几日，沉溺于家仇国难情绪不能自拔的徐悲鸿又创作了《侧目》，只见雄狮怒发冲天的鬃毛，挺拔的长须，圆睁的利眼喷出熊熊怒火。在作画过程中，徐悲鸿只字未发，只是飞快地提笔纵横。旁观的学生无不被他的忘情而打动。这幅画在过后的重庆抗战义卖画展上很快就被识家买走。
徐悲鸿一生画作颇丰，成就彪柄。他于1946年7月离开重庆，整整十年的重庆生活，就为世人留下了近500余幅作品。而他在填写个人履历时，人们惊奇发现，在“专长”一栏中他却只写着“能鉴别中外古今艺术之优劣”。如此简单扼要，禁不住让人油然而生敬意，这来自人们对徐悲鸿艺术成就非凡的敬佩，更为这位艺术大师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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