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读到一本关于改革的史书。这本书姑且名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史》。为了研究改革、宣传改革、推进改革，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本书。 近年来，改革之风劲吹，市面上关于改革的论著，为数已相当可观。然而，我觉得还缺少那本我盼望已久的改革的史书。
现有关于改革的论著，多偏重于探讨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传统的体制有一整套传统的理论为之论证，出了数不清的书，因而统治了人们思想几十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在中国却是新的思潮，因而它更需要有众多的勇于创新的理论著作，冲破思想束缚，清除那些不切实际的陈腐观念，否则，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起步。理论探讨往往是改革的先导。在酝酿改革的时候和进行改革初期，改革理论的研究空前繁荣，有关论著相继出版，这种可喜景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理论突破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改革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可以预见，改革的事业还将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得到进一步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论著是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通过比较，一些国家进行改革的特点和成果突现出来，自能给人很多启发，对于确定改革的方向、内容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这类书籍也是非常有益的。
看来，人们不仅探讨改革的理论，也不仅比较改革的成果，而且还想具体了解改革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改革是行动，是过程。在我国改革逐步开展起来以后，人们也希望了解别的国家改革的行动过程。改革行动的记录就是改革史。讲述改革史的书也已经有了。不过现在见到的还只是国别史，专讲某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过程的。这类书很有用，很需要，然而我希望的书还没有见到。
从历史角度对改革进行研究
我希望读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史》是本讲历史的书。不过我设想中的这本书并不是为讲历史而讲历史，而是要通过讲历史来研究改革。
研究改革可以采用纯理论抽象探讨、横向比较等不同的方法，但同时有必要采用历史的纵向研究的方法。体制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要深刻理解它，弥补其它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将它放到历史中去，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这种研究的成果要通过一部改革史反映出来。所以提倡写改革史，实际就是提倡从历史角度对改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试举一例来说明。为什么要进行体制改革？改革什么？这个问题是改革理论的出发点，不能不予以回答。但要回答这一问题，清楚地理解改革之所以必要，就很需要对那种僵化模式有一点历史的了解。
这个模式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形成的。对于这种模式，国内外历来有不同看法。如果联系当时苏联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粗放经营，建设资金短缺，又面临战争威胁，而人民政治积极性比较高等实际情况，那么对建立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积累率高、农民被挖得很苦的经济体制，就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模式在当时确实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富于成效的，在不长的时间中实现了工业化，并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就成了一些人肯定甚至高度赞扬这个模式的主要论据。战后这一模式推广到东欧新建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革命胜利后也推广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大一统的模式。这种情况也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同苏联的影响、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等因素都有关系。
但是这种大一统的模式，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完全适合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因而到五十年代初，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弊端便陆续暴露。就是在苏联，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共“十九大”上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透露了这一体制的弊病，只是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少数东欧国家却在此前后，由于经济遇到困难，深感原来模式的弊端，开始了改革。
通过历史考察，可以比较具体地了解这种大一统模式的形成、巩固、传播以及弊端的暴露、改革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一模式究竟是好是坏的争论也就可能得到一个为多数人信服的结论，改革的必要性也就清楚了。这个例子多少可以说明，从历史角度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好处的，同时，这么做也能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写改革史的意义。
应该反映出改革的全貌和全过程
这部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书，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因而还应有史书的特点。它虽然是部专史，然而就体制改革这个范围说，则是一部通史。作为通史，应该包括改革的全过程，反映改革的全貌。也就是说，应该是全面的。它起码要做到重要史实不能遗漏，而且发展线索清晰分明。这些起码的要求还要强调提出，是因为真正做到也未必容易。
问题是在于，长时期中对经济体制改革流行的是一种不承认主义。世界上早就进行过多次改革了，我们过去闭关锁国，信息不通，却称之为“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这就和世界上发生过多次革命，有些人偏偏说是犯上作乱、叛民骚动一样。既然连改革都没有，改革史又从何谈起？就拿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来说，写史时自应交代清楚。按说可以如实地把南斯拉夫一九五○年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全面实行工人自治制度作为起点，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对传统经济模式的突破。从此，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了新的体制，开始形成新的模式。这一开创性的突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过去根本不承认实行工人自治是进行改革，更谈不到是改革的起点。这种不承认主义显然是一种极左的表现，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带有历史特点。今天，可以不苛求于二三十年前的“古人”，但一定不能拘泥于旧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不承认主义随着两个“凡是”一起被抛弃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被承认，改革的起点因而也可以确定。然而不承认主义的余毒还有待彻底清除，因为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还存在。
譬如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匈牙利是否有过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恐怕就还有不同看法。长期以来，这件事在不少历史书上被抹掉了，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近来才有学者重又提起，认为在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后，新上任的政府领导人为度过难关而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冲击了原来实行的僵化模式，明显地有着按照国情探索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趋向，因而是一次改革的尝试。尽管这次改革开始时是不自觉的，后来才比较自觉，比起六十年代的改革来，不那么成熟、完善，而且为时不到两年就天折了，然而当时除南斯拉夫外，这种改革在所有东欧国家中也是仅有的，何况还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呢！如果学者们指出的这些情况存在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说，这是一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反映了五十年代前期达到的水平、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
再如人们常论及一九六八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却很少提及这一事件的导火线。当时捷共中央四月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后，在全国曾经出现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行动纲领》就是一个既包括政治又包括经济，全面开展体制改革的宣言书。这是一次被压下去的改革，难道今天还不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在改革史上吗？
类此等等都说明，要真正反映改革的全过程而无重大遗漏，就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首先把过去被忽视或歪曲的史实重新搜集整理，还历史以真面目，然后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才能写出一本具有当今水平、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改革理解的书。从一定意义上讲，强调要写全过程，就是强调实事求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迫切需要一部改革史？首先就是这个道理。这虽是两次三中全会再三强调的精神，但作者还得有点科学家的勇气，书才能写得成。
展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由一向多的发展趋势
只要能够如实地、不遗漏地反映改革的全过程，那就能够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浅入深逐步发展过来的。也就能够大体上划分出改革从最初兴起、以后横遭压制、经过挫折、重新再起、直到逐步深入扩展的几个阶段。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还有自己更具体的发展阶段。总的说来，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道路一样，并不是笔直平坦的，但到今天毕竟已经扩展到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无论谁也扼杀不了、阻挡不了。而且这个发展过程还没有终结，仍在进一步深入，进一步扩展。这个总的发展趋势通过历史的叙述是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来的。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过程同步并进的是，一些国家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就必然要探索自己的道路。这种探索既是进行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目的。探索与改革互相推动，自然就成了同一个过程。由于各国进行探索和改革的时间有先后，指导行动的理论也不一样，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革除传统僵化模式弊端这一目标是相同的，但经过改革建立的新模式则并不相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建立了不同于苏联、而彼此也不相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破的是同一个旧，立的却是不同的新，结果是统一模式被打破，出现了多种模式。列宁早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预见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将是多样的，现在的事实已给予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由一向多发展，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发展，还可能出现更多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这是又一个可以从改革史中看到的发展趋势。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发展趋势总起来说明，进行改革已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考虑到改革直接联系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而关系到如何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更可以说，改革在广阔的范围中开展，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更好结合，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所在，标志着运动又继续向前发展了。
改革史通过描述全过程，可以帮助读者有根据地得出这样重要的历史结论，认清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要反映出改革中人的活动
再讲改革史应该反映全貌。其实全过程就是历史的全貌，譬如改革史应该包括一切进行过改革的国家，不应有所忽略，但这里强调的是要反映内容的全貌。
为了反映改革的全貌，就必须反映人的活动。改革都是人的活生生的行动。在改革进展的时候可以看到改革领导者的英明决断、理论家的冷静思考、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遇到挫折的时候又有兵刃相见，人头落地。谈判桌前政治家们唇枪舌剑的交锋，城市街头人民群众一呼百应的奋起，也曾是伴随改革出现的插曲。三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围绕改革演出过多少出扣人心弦的历史剧，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悲哀，有喜剧也有悲剧。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在活动，其中有的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历史行动。在研究改革的时候怎能把这一切都置于视野之外呢？我认为，不反映人的活动就不能说反映了改革的全貌。
现有关于改革的论著的一个显著不足，就是看不到人的活动，有的著作中连人名也没有，看到的只是统计数字、条文法令、理论推导。这种写法并不错，而且也有其意义，但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叙述历史要记载人的活动，出现历史人物。没有人物的史书决非上乘之作。
举例来说。从改革开始以来，“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风言风语一直不绝于耳。于是便给一些人的心中投下阴影，使他们不敢积极地投身于改革。这种干扰改革的错误说法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驳斥，原因之一就在于已有的改革论著很少涉及人，改革者从不登场，也就谈不到交代他们的下场，论述他们的命运了。事实上虽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得到了好下场，然而也并非都没有好下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是一位改革的先驱者，谁能说他没有好下场呢？除了铁托，也还有别的世界公认的成功的改革者。如果有一部稍微完整一点的改革史著作，这些是不难用史实来说明的，流言蜚语也就没有市场了。
改革史中首先应该出现的人物就是这些改革的先驱者。他们的胆识、勇气、作风，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都是可歌可泣的。尽管作为个人，他们远非十全十美，有的还有过严重失误，使改革最终遭致失败。然而讲述改革者的命运仍是很有意义的。分析他们为什么有的能成功，有的却失败，从中可以给人极多的启发，体会到有关改革的许多道理。
在改革的先驱者中有出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有的身居高位，却敢于承担风险，勇于推进改革；有的地位卑微，却能不计利害，腾身于改革的潮头。如同任何社会变动时期一样，知识分子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情况表明，知识分子总是最先呼吸而领会到时代的新的信息。他们解放思想、潜心钻研，积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大声疾呼倡导改革，常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他们还参与探讨和制订改革方案，向群众宣传改革，协助政府推行改革。这些活动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是脑力劳动者，勤于思考，因而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而又能立足全局考虑问题，并对事物发展的进程进行预测。这些优点，在社会改革中更为鲜明地突现出来，使知识分子走到了改革事业的前列。尽管作为改革的先驱者，这些从事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探索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其命运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永远值得后人念怀的。改革史著作有责任对于这些先驱者给予全面的评介，而且，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即使改革失败了，也应给予他们以应有的评价。
改革史还要反映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活动。一般来说，劳动人民从切身利益和遭遇出发，要求改革的愿望是最为迫切的。改革开始后，他们往往欢呼雀跃，热烈拥护改革，反对那些阻碍改革的力量。有的国家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原因，甚至是政策的失误而使改革遭到挫折，人民仍然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者一边，人心向背十分明显。这样的史实既表明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趋向，更说明一国人民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对此，改革史也有责任挑选典型事例反映出来。
经济体制改革与非经济因素
也许与不写或很少写人的活动有关，不少论著的又一个显著缺陷是只讲经济。其实，经济体制改革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与社会的政治、思想、心理、文化诸非经济因素是紧密联系着的。进行理论研究时可以舍弃其它因素，只作纯经济的抽象探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全部社会条件的产物，处处时时都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撇开这些具体条件不予理会，就反映不了改革的全貌，即使是经济问题往往也说不清楚。写改革史的时候，应该反映出改革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联系。
首先，一般说许多国家都是由于原有经济体制引起了经济困难才进行改革的。这并没有错，但还不够。这么说是指出了经济原因，也是第一位的根本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克服经济困难可以有种种办法，为什么偏偏采用改革的办法？认识到经济困难是模式的弊端造成的，这是有人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宣传，形成舆论，使更多的人懂得了改革的道理，进而起来要求改革，于是形成一股推动改革的政治力量。例如波兰一九五六年时出现了许多刊物和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有的国家因此发生了政治性的群众行动，有的国家在执政党内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主张改革的力量经过呼吁，扩大影响，有的还经过斗争，最终才有了改革。而在五十――六十年代，一些国家的改革还同领导人的更替联系在一起，不少领导人都是在担任党或行政最高领导职务之后，改变前任的施政方针，实行了改革路线，尽管有的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说法。而领导职务的更替当然是政治因素决定的。因此改革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必然要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活经济，发挥每个企业、每个劳动者的积极主动精神，不再是一切由上面某个人或某个机关说了算，那么在政治上相应地也必然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个人专权的体制当然要随之改变。苏联模式本来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很难设想只改革这个模式的经济体制，同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它的政治体制。匈牙利一九五三年开始触动原来的经济体制，相应地先采取了关闭集中营、释放政治犯、平反大部分冤假错案等措施，这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早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在《行动纲领》中把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全盘端了出来，同时列入了行动日程。多数国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步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权力下放、发扬民主、党政分家、政企分开等任务，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又为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例如匈牙利在六十年代采取了联盟政策、政治生活民主化等措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心同德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造成一种良好的政治气氛，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另外，为了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争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南斯拉夫实行了不结盟政策，匈牙利也开展了多边外交。这实际上也是从政治方面对改革提供的保证。
但是也还应该看到另外一面。按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是顺乎人心、合乎规律的，应该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事实上却总会遇到阻力。阻力来自一些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的权和利受到了侵犯；也来自一些头脑僵化、顽固持有传统观念的人，因为他们陈腐的旧观念受到了冲击。这是一群旧模式的维护者。在过去，阻力还来自国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把那种大一统的模式当作普遍规律而绝对不允许改革的；还有大国的领导人出于本国利益也不允许一些国家进行改革。国内外阻力合在一起，给一些国家的改革增添了许多困难，而且在改革深入到政治领域后，阻力更会随之增大，有的就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显然，出现阻力不仅是经济原因，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原因。这就是政治因素从另一个方面给予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而当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五十――六十年代外部势力从中插手干预的时候，就曾使一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遭到了挫折。其原因更主要不是经济的。匈牙利五十年代前期改革尝试的天折，原因至少有三：外部势力的干预，本国党内保守宗派集团的阻挠，改革工作本身的失误。波兰一九五六年十月全会确定了改革的方针，搞了一年就停步了，原来宣传改革最力的人受到压制，刊物被封。是因为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不再需要改革了吗？显然不是。是因为人民反对改革吗？也不是。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的牵制，政治方针变了。改革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遗留了大量难题。以后老问题一再以新形式重被提出。至于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更不用说完全是由于外部原因、政治原因，甚至是军事原因导致失败的。七十年代以后，这种外国势力直接以武力粗暴干涉别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行动没有再发生。无疑这是历史潮流向前推进的结果。但是追溯历史，却不能不写上这令人痛心的一页。
以上是以政治因素为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与发展、成功与失败，无不与诸种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考虑到这些因素，那就是很不全面的，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写改革史的论著时就应该把全貌反映出来。如果能通过对改革历史的叙述，在经济改革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上，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我想这不能算是过高的要求。
归结全文，无非是表达了一个愿望――早日读到一本具有当代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史》。如果人们要问还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希望的话，那就是希望在这本书出版后若干年，需要修订再版时，能增添新的篇章来专门反映中国如何经过改革，建设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愿我这个希望也能够尽快地实现！我认为它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