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终究无法脱离政治，作为个体，可以无党无派、特立独行，但在思想深处无疑会有自身对政治事物和政治进程的考量和判断。进而言之，人们作出决定的过程其实就是依凭各人心中的政治信仰作出判断的过程。政治信仰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动，政治行动的差异则体现着人与人之间政治信仰的不同。普通人是如此，20世纪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由著名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先生领衔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版，以下简称《文集》)第三卷中所收录的社会政治言论就不仅体现了爱因斯坦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也使人们对其明确而坚定的政治信仰有了清晰认识。
热诚的和平主义者
爱因斯坦首先是一位热诚的和平主义者。他热爱国际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杀戮。对于当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仍然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和侵略的广大弱小国家，他抱以极为真挚的同情，呼吁停止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纵观《文集》，爱因斯坦在面对20世纪人类众多杀戮和战争时，都明确表达了他的和平立场。
1914年一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两股思潮在当时的德国甚嚣尘上。包括著名科学家、量子理论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在内的93名德国文化和知识界名流在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10月发表了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爱因斯坦异常敏锐地感到德国科学文化界在这份宣言背后隐含的方向性转变：原来那个独立、自由且多元共容的学术自治共同体已经转变为德意志这辆已经开动起来的战车上的一个零部件。对此，爱因斯坦旗帜鲜明地在一份最终只有四个人签名的《告欧洲人书》上署下自己的名字。在这份宣言中，爱因斯坦戳破了德国统治者宣扬的一战是为民族而战的虚伪口号。在他看来，一战的爆发只不过是统治者通过对外侵略和扩张从而转嫁内部矛盾和转移国内视线。爱因斯坦强烈批评德国科学家和艺术家任由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未能出面公开制止。他认为民族主义将“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威胁民族的生存”。或许觉得言论抗议已经无济于事，爱因斯坦便利用他的个人声望于1914年在柏林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祖国同盟”的反战团体，并于1915年致信当时居于瑞士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表达他对反战的支持。这些都表明了爱因斯坦不仅作为一个科学家具有的良知情怀，而且也很好体现了作为世界公民的爱因斯坦如何真正为人类前途和未来着想。
1945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斯温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的谈话，认为必须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该马上宣布它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世界政府应当有权裁决一切军事问题，除此以外，它只需要再有一种权力。那就是它要有权干预这样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从而造成一种会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状况”。
对原子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匈牙利裔物理学家莱奥・西拉德为首的流亡科学家力劝美国罗斯福政府开展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以争取赶在纳粹以前研制出原子弹。他们1939年8月2日拜访了爱因斯坦并交给他一长一短两封准备送呈罗斯福的信。爱因斯坦在那封长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为建议研制原子弹给罗斯福总统的信》。美国后来开启了代号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并于1945年8月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对此后果，爱因斯坦非常失望甚至有些后悔。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给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的信中表示，当初之所以要签署那封致罗斯福的信，主要原因是对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担心和疑虑。“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我同希拉德一样，都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德国政府。”这表明，爱因斯坦对原子弹问题的思考仍然秉持其一贯的和平立场，坚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而非一国一族的狭隘利益。
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爱因斯坦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反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类极权统治和政治迫害。
翻检整部《文集》，共有6篇文章或讲话从不同层面分别对民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进行了阐述。1918年11月13日在面向柏林大学学生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提出：“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统治。”爱因斯坦认为，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绝不是以左翼的阶级暴政来代替右翼的阶级暴政，它应该是一个宪政框架下的民主政府。爱因斯坦也对“暴力哲学”这一专制统治的哲学基础提出了严肃批评，认为“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回溯人类历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近乎悖论的矛盾：世界历史上几个纯粹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1789年的法国、1919年的德国、1918年的奥地利和1933年的西班牙)最后都无疾而终，反倒是以协商和妥协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能够长久存续(最典型的就是英国)。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但细细思索也不难发现，“暴力革命在创建民主的同时，也给民主制造了一个顽固的敌人”。爱因斯坦对“暴力哲学”的分析可谓力透纸背、直指专制体制的思想根源。
论及民主，不得不谈关于人的权利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政体的特点就在于它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来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行使和权利的运用而不受侵犯。民主和权利、自由的关系犹如硬币之两面，无法离开其中一者而侈谈另一方。《文集》中一共有4篇文章论及权利和自由问题，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一人的基本人权和学者自由表达观点的学术自由是爱因斯坦着墨最多的地方。早在1936年，爱因斯坦就在为一个美国大学教师集会而准备的演讲稿《保卫言论自由》中提出了要保卫学者和教师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认为“教学自由以及书报上的言论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发展的基础”。晚年的爱因斯坦不仅对当时美国国内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提出严厉批评，而且也敢于向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惜“为捍卫公民权利，必须准备坐牢”。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文集》的最后几篇文章都在批评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也能够读出爱因斯坦晚年内心对美国政治的失望、疑虑、担忧和愤怒。
通过这些言辞激烈的表达，爱因斯坦向人们和世界传达一种不仅是他个人所独有，而且在他看来理应是全体科学家所共有的政治信念：在面对强权和迫害时，科学家尤其不能保持缄默。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应该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时政的观点，而非退避三舍。否则，最终所遭殃的将不仅是科学家个人，而是整个科 学和文化。
对于德国人民为何最终会选择希特勒和纳粹，爱因斯坦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德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其教育的失败，“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民都受着学校教师和练兵军士的一脉相承的灌输训练。德国人在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学会了不少东西，但他们也受到奴性服从、军事习性和野蛮残忍的训练”。希特勒这样一位“智力有限、并且不适宜做任何有益工作”的人正是利用了德国人性格上的弱点。有鉴于此，爱因斯坦特别注重教育在培育国民性格和培养青少年品格上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光是专业知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学生还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对于学校的功能，爱因斯坦也有着自己的分析：“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文集》提及短暂访沪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还收录有一篇爱因斯坦1922年底访问日本来回经过上海时的旅行日记。虽然停留时短暂，但爱因斯坦却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下了他眼中的上海和中国人民：“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爱因斯坦号召全世界通过联合经济制裁日本以阻止对华侵略；1932年陈独秀被捕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被捕，爱因斯坦联合欧美知识界著名人士的正义声援行动，这些都是对当时身处苦难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最无私的帮助，体现出爱因斯坦的极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爱因斯坦这样一位思想巨子和文化巨人来说，以上所述仅仅是其思想冰山之一角，还远远无法窥其全部。事实上，新版《文集》中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闪烁着爱因斯坦的思想光辉。思想史的魅力之处正在于思想家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思想遗产却仍能照亮或启发后来人继续前行。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的价值和恒久魅力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