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功过是非，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祝曙光教授的文章《袁世凯功过辨》（刊于《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以下简称“祝文”）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祝教授是在独辟蹊径，还袁氏历史的真面目吗？袁氏是与曹操“相似乃尔”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吗？
如何评价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展
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祝文”指出，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全国织布机由２０１６台增至４３１０台，纱厂由３２家增至６９家。螺丝厂由１９１３年的１７０或者１８０家增加到４３３家。民族资本在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２０年新建面粉厂共有８４家，在此之前的２３年中，不过８３家。这些数据是确实无误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袁世凯是什么“治世之能臣”。理由如下：其一，袁氏执政时间从１９１２年３月始，１９１６年６月止，共在位４年零３个月。“祝文”引用的这段材料，明确表明的起止时间是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这样算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共７年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袁氏统治时期不过是３年（１９１３―１９１６），连一半时间都不到，怎么能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功劳全部记在他的头上？其二，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即便袁世凯确实是“治世之能臣”，我们也不可能想象１９１２年才上台的他，１９１３年便可以使衰败不堪的中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即便是政策对头，经济发展也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显现。袁世凯上台后，采取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保护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吗？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笔者还没有发现。应该说，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动摇了封建经济基础，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促使大量的民族资本家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并宣布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这些才是袁世凯执政期间及其死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应该指出，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出现的权力“真空”状态结束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顽固势力（主要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武装）的封锁和保卫，基本上政令不能出都门；地方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立宪派、地方实力派、旧官僚掌握的地方政权对临时政府阳奉阴违；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袁世凯通过圆滑的政治手腕，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使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但科学地评价这种“统一”必须认清以下事实：这种统一的实质是袁世凯的独裁与专制。袁氏取得国家政权后，首先由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使大总统的权力变得同皇帝一样大，最后直接成为所谓的洪宪帝国皇帝。对革命派极尽欺诈、暗杀、暴力镇压之能事，使得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荡然无存。这个所谓统一的国家政权同晚清政府相比，并无进步，在媚外卖国、压榨人民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统一”怎么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笔者并不想否认，袁氏当政时期采取了一些好的社会措施，例如查禁鸦片，设立游民习艺所等。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临时政府采取的众多社会措施的后续，袁世凯鲜有创建。
如何评价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行为
“祝文”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实质上按照其逻辑，袁世凯的告密不仅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简直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按照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说法，（政变发生）“越四日，荣相（荣禄）奉诏入都”。（戊戌变法资料（１）． ５５３页）据此，“祝文”认为，袁氏八月初五回到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即荣禄进京觐见慈禧太后，次日政变发生的传统观点是“完全想当然”。但是，黄鸿寿却指出，“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黄鸿寿． 清末纪事本末． 第６６卷． ４页）；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表明，袁回津后，“输其情于荣禄，荣禄大惧，……言于太后”；（戊戌变法资料（１）． ３７８页）费行简在《慈禧太后传信录》中说，得到袁世凯密报，荣禄“自乘火车微服入京”，（戊戌变法资料（１）． ４６６页）向慈禧太后告密。袁世凯的日记记载可信吗？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戊戌日记》发表的准确时间和动机。《戊戌日记》发表于宣统元年，袁世凯被逐之后，经其秘书张一麟之手，刊发于南通“翰墨林”书店。袁世凯这篇戊戌日记发表的时候，正是西太后已死，溥仪嗣位，而光绪的亲弟载沣为摄政王，继起当国的时候，也正是袁世凯罢官回籍，生命几乎不保的时候。于是急急忙忙发表这个文件，以求洗刷当时为后党爪牙的罪行。他自然会竭力否认自己同戊戌政变有任何联系。其次，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戊戌日记》的内容，就会发现袁世凯在日记中有许多同情而有意维护光绪之语句，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告密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光绪皇帝为此深恨袁世凯，他害怕摄政王载沣以此罪状为光绪皇帝报仇。这同时也反证出袁世凯《戊戌日记》“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并不可信。因为此时正是西太后的后党得意之秋，他这样精明的人，不会在这种时间替光绪皇帝说好话，惹祸上身。
“祝文”同时指出，谭嗣同不可能夜访袁世凯，他引用台湾学者的话，“除非谭嗣同是白痴”。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在当时的势力与荣禄相比，差距太大。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完全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材料做支撑。“祝文”并不能排除走投无路的谭嗣同深夜造访袁世凯的可能性。袁世凯曾经参加强学会，被维新派认为是同路之人，此时袁世凯正在编练新军，手中兵权在握。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梁启超． 林旭传． 见《戊戌变法》第４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非常明确地承认了谭嗣同深夜造访的事实，这同包括梁启超《谭嗣同传》在内的大批史料相互印证。“祝文”却认为袁氏是被迫使而对光绪进行的“诬陷”，在内容上不可信，但是在论证袁世凯同戊戌政变无关时，作者非常肯定地认为，历史事实恰如日记所记。这不仅使人产生怀疑：作者看来，这日记所记载的内容，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
如何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祝文”认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迫不得已的事，决非是象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为了获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认为，“这也是想当然的”。事情确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吗？我们首先看“二十一条”提出的国内历史背景。１９１５年前后，中国当时的国内局势呈现的最大特点是袁世凯在为自己当皇帝进行积极的准备。在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刚刚平息，全国反袁风潮如火如荼。就国际形势来看，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战况正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袁世凯要称帝，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只能依靠没有参战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加紧侵略中国，以攫取更多的权益。１９１４年８月２３日，日本出兵在山东龙口登陆，迅速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日本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且表示，如果能答应这些条件，日本将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对于这“二十一条”的内容，笔者同意祝教授的分析，第五条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最为严重，但是需要注意，日本政府坚决主张的是前四条，对于第五条，仅仅是日本的希望条款。（郭剑林． 北洋政府简史． ３０１页．“二十一条”原文第五项明确表明“希望条件”）日本人也感到，要中国答应这一条，实在是勉为其难。在５月７日下午３时，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中，明确表示：日本声称原提案第５条各项，除福建省互换公文一条外，其他各项均脱离交涉，由“日后另行协商”。（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集》． 上卷． 第２分册． ３６８―３６９页）袁世凯这时正悄悄地打算做皇帝，一心一意对付国民党，所以根本没有抵抗日本的准备，加上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更有恃无恐了。因此他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
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重信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一些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性的示威庆贺，怎么会日本舆论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以其获不丰也”？天底下还有比兵不血刃，获取如此大的权益更让日本人高兴的事吗？这种好事也只能从“不得已”的袁大总统处获得。
如何解释祝教授提到的，称帝期间日本大拆袁世凯之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日本从未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意思表示，“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的表述说明了一切问题。签定“二十一条”后，日本官方公开支持中国实行帝制。大隈重信首相公开表态：袁世凯“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近代中日关系史）． 台湾三民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 ９４页）日本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问题，最早可见的资料是１０月２８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的警告：“决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侯宜杰． 袁世凯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４４２页）“中国南方局势令人极为不安……（伍庭芳）公开宣传反对帝制，冯国璋之所作所为亦十分可疑。总之，在中国南方反对袁世凯之宣传正在扩大，故很清楚，倘试图恢复帝制，则将爆发起义，英日两国蒙受之损失比其他国家更大”。（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６３页）我们可以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掌握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第一，日本政府的照会只是要求袁世凯推迟称帝的日期，不是反对其做皇帝；第二，反对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清醒地看到，中国组织帝制“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意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如果袁世凯骤然称帝，会使“中国陷于重大危险之境”，进而严重影响日本在华利益，当然包括刚刚取得“二十一条”的巨大利益。当初，为了引诱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支持他做皇帝是为了其国家利益；几个月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要求袁世凯推迟做皇帝，同样是为了其国家利益，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祝文”称，在正式提出“二十一条”前，中国的外交人员已经知道其具体内容，但他们都瞒着袁世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１９１４年１月间，中国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根本不理，开始向袁政府要求秘密谈判。１２月末，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返任，请求和袁面谈。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向袁当面投递了载有“二十一条”的文件，当时袁世凯拒绝收领，令其直接交外交部。面呈文件在前，递送文件至外交部在后。很明显，日置益是想直接和袁世凯讨价还价，先送文件到外交部没有任何意义。
怎样看待袁世凯称帝
“祝文”认为，袁世凯是被人“撮弄”坐上皇帝宝座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存在君主制的现实基础。一部分投机分子和外国公使劝袁氏做皇帝，袁世凯听信了这些谗言。真是这样吗？事实上，自他窃取国家大权之后，为了实现其皇帝梦，连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他废弃《临时约法》，枪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善后大借款，签定“二十一条”，都是为做皇帝进行的重要准备；他恢复了某些封建时代的职官制度以至名称，大力削减以至废弃议会的权力，将一切大权集于大总统，为实现帝制铺平了道路。（参见袁氏《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政事堂组织令》）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便是１９１４年１２月提出并且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当皇帝的良苦用心昭然如揭。该法令不仅规定大总统连续连任，无限期，而且规定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实现了由“大总统”到“终身总统”再到“世袭总统”的过渡。并且推荐总统候选人的方法是“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与前清皇帝无异。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相对外因来说，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没有他采取的这些措施，劳乃宣之流敢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制吗？古德诺、朱尔典会有那么多奇谈怪论吗？会有“妇女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为袁世凯称帝奔走呼号吗？即使这些都可能，那么作为清皇室成员的溥伦也不会代表被废弃的满清朝廷向袁世凯送交劝进表，并且表示搬出皇宫，住进颐和园。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读书时间太少”，这一点他确实无法与曹操相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类的诗句，他是一句也做不出来的，但在权术阴谋方面实远胜之。他利用武昌起义，一方面武力威胁革命军，另一方面胁迫清政府，最终自己做了临时大总统；答应就职南京，却又发动“北京事件”，迫使孙中山同意其任职北京。这样的奸雄，有谁能“撮弄”他？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埋葬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实行君主制的社会根基被摧毁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只做了８３天皇帝，而复辟的溥仪１２天后便不得不退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哪一个人敢于越雷池一步。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出卖国家主权，这同汪精卫之流并无区别。鲁迅先生对袁世凯曾有过深刻的议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