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犹如登山，我以为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登上峰顶，才能领略这创造性成果的来之不易。在历史研究领域，探索非常艰辛，创新则更难。但志在攀登历史科学高峰的当代中国史家，不能以其难而畏步不前，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忘却了自己的使命。”（见拙文“探索者的足印”．《探索与争鸣》． １９９６年第７期）
这是８年前，读朱政惠教授大作《史之心旅》后我写下的一段话。的确是这样，朱政惠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沿着陡峭悬崖，不畏艰险的“登山运动员”。从他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到这部新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８月）的问世，艰难跋涉，不停攀登，一步一个脚印。《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所辑集的文章，或理论阐发，或个案分析，或研究综论，或史家掠影，或学术考察，集中了他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十多年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学术上的探索与争鸣，也极大地催发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朱政惠教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正是从一个侧面映衬着社会的深刻变革，显现出学术革新的时代印记。
披览全书，发觉作者对海外中国学的探索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书中首辑“从接受研究和比较研究说起”诸文，可见其踪迹。作者从“接受史学”、“比较史学”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并对“比较史学”与“比较历史”概念正名，颇具创新意义，引起了学界热烈的回应。不仅如此，他由此而产生联想，其思想触角很快地延伸到了他所要探索的下一个目标：海外中国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以恒，集多年之辛劳，终成大器。
诚然，海外中国学研究，并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问。追溯历史，西方学者掀起第一次“中国热”，兴起“汉学研究”的热潮，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年代里。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仰慕，如他据《赵氏孤儿》法译本而改写成的诗剧《中国孤儿》，处处洋溢着中国哲学智慧的灵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在１８世纪西方哲人那里，他们所“发现”的东方―――中国，是一个由一群理性的哲人治理的“模范国家”和“模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理性的完美体现。当然，这种经过他们改铸过的东西未必精当，那只是为他们那个时代反封建反神学的主题而提出的“救世良方”，但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关注，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１９世纪，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的“再发现”中，似乎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采取了一种贬损的态度。如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中华文明所反映出来的东方精神实际上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西欧中心论”的偏见阻碍了他们的视野，桎梏着他们的思想，以至使他们（不管是“书斋型汉学家”、“传教士型汉学家”，还是“外交官型汉学家”）不能正确看待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社会和学术文化。
至２０世纪，特别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西方的汉学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日益精细与高度综合，因而，成果亦丰。对此，论者多有阐发，兹不再述。
我们这里所称的“海外中国学”，更多地体现了二战后的现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于是，学界有人就把二战前的这种研究称之为传统的“汉学研究”，二战后则称之为现代的“中国学研究”。不过，时下学界对何为“汉学”，何为“中国学”；是将两者等同，还是把它们视为两个发展阶段，还是别的什么，争论不休，迄无定见。界定这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探求这两者的来龙去脉，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深入。但学术研究毕竟不能从概念出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朱教授的意见，为了更有助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把传统的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研究统称为“中国学”，这是颇为明智与可行的。不管怎么说，就此，朱教授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近１０年所作的海外中国学的探索，颇具新意，是因为它体现出现时代的特点；颇具意义，则是因为它蕴涵着深刻的学术价值。
为了回应朱教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就其学术价值，我在这里也谈些自己的意见。其一，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中国新时期以来，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海外中国学逐渐升温，并趋于热矣。据本书所透露的数字，据说当今海外从事独立研究的中国学家其总数不少于一万人，且这支队伍目前还在不断增长，真可谓是气势恢宏。相对于蓬勃开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的“反研究”（即“研究的研究”）还是举步维艰，不免逊色，这就非常不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他们的视角、方法及理念，往往与我们相悖，读他们的作品，常有一种惊喜或意外的发现。例如，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言，阅读美国学者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或阅读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１７６８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其写作旨趣、史学理念、研究方法与文本叙述等，都是可供我们借鉴的，更不必如论者所说的那种阅读时的“兴味盎然”、“思如泉涌”与“峰回路转的惊喜”了。又如，在本书中，作为个案着重介绍的“他乡夫子”史华兹，无论是他的扛鼎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还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在美国学界所做出的开拓性的研究，都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正如朱教授所指出的，“对他（史华兹）的研究，不仅是对他个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整个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需要，了解其研究方法和进程，这对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总体研究。”
诚然，“他乡夫子们”―――不管是史华兹也好，还是他的学生孔飞力也罢，他们的研究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可贵的是，他们所提出的种种范式理论或研究方法，似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其学术价值是不可泯灭的。苏格兰诗人彭斯曾云“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亦即从对方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这对我们学术研究工作来说，意义非凡。从己方立场上出发，加之从对方视角思考，也就是说，从两个方面观察，总比仅从一方（己方）出发要全面些，要深刻些，或可少些那种“身在此山中”的感叹。由此我联想到，这种多中心、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的风调，不也是一种值得我们期盼的文化景象吗？
其二，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中外（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谈及这一点，我又想起了文学家柯灵所说起过的一个掌故：１９３６年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从南美归国，途经上海，适值鲁迅先生逝世不久，这位日本作家特地到鲁迅故居凭吊，在鲁迅生前常用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岛崎归国后乃撰文追忆，说起他坐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间，仿佛感觉到鲁迅的体温传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则文坛轶事也许鲜为人知，不被人所注意，但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里虽然说的是中外文学交流所能引起的沟通作用，那么史学交流呢？抑或其它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呢？我想也是能的。朱教授所做的是史学方面的交流工作，倘若缺少了这种学术上的交流，那么，现代人类也会感到苍白与浅薄的。
面对新世纪，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是毋庸置疑的发展方向。为此，当然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也要让中国史学界了解域外。当今，以海外中国学为例，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研究，亦即他们对我们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漠然无知，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那么在这方面的交流不就成了“聋子的对话”？为此，我们要花大力气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反研究”，这是为了发展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了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
总之，为了发展２１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发挥其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应当摒弃那种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而又认真地引进海外中国学，译介其中优秀的作品，并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做出学术上的回应；惟其如此，才能日益融汇于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中。这正如刘东所言，“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其三，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史学史研究的需要。我与朱教授都是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工作的，虽则侧重点有所不同，朱教授比较多的关注中国史学史，而我则偏于西方史学史，但海外中国学研究却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那就是姑且被我称之为的“影响研究”，这也是我近年所关心的课题。
我这里所说的“影响研究”，指的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发展历程的研究，还应当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我个人以为，海外中国学是一种“研究的研究”，也是一种史学上的“影响研究”，即是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域外学者中引起了多大的回响（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这种学术著作又是如何引入中国，并对中国学界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既是相互交汇，更是相互影响。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因当今中国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可望成为我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朱教授所说的比较史学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