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面：秧畈 田野上 秧畈，一个四周盛开秧苗的村庄。19岁之前的我除了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我从小就生活在它边上的一栋房子里，房子的右边就是青青的禾苗。一望无际，直到天边与远山相融。虽然过了这么多年，看过那么多奇异美丽的风景，那大片大片的青青禾苗和这秧苗之海尽头的远山一直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一条清亮的小河从村头蜿蜒而行，和另外一条稍窄些的小溪一同几乎把整个村庄抱在怀里。河水很清，水里有光滑柔软的水草，在夏季的傍晚，它们和这清澈的河水一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身体。水里有活泼可爱的小鱼，在一旁等妈妈洗衣服的我一次次用手小心翼翼地去捧起它们。它们却都一个个一次次地成功逃脱，我好像听见它们在水里哈哈大笑，把我气坏了，也把我乐坏了。河边有两棵硕大的枫杨树，弯着身子俯在水面上。给妈妈和在河边洗衣的村妇们带来了惬意的清凉，也给我的童年增加了一个乐园。小河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有它的滋润这片田野才如此肥沃。就像那首著名的歌里唱的那样，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不仅美丽，而且富饶。我的村庄可以称得上是个富裕的村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大队部就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有一张宽大的乒乓球桌，后面还有一个宽敞的戏院，雨天里可以放电影演戏，紧挨着大队部的戏台，原来是个旧的，在我小学时村里就修了个崭新的。可以说金碧辉煌。外墙和里面的板壁上各种人物像栩栩如生。附近村庄的人都羡慕死了，听说还有外国友人来参观了呢。村里的主要通道也早在80年代就修了水泥路面。好像也是80年代就有人先富起来了。盖起了楼房。
我常常站在院子的西边凝望这片秧苗盛开的田野。当然它不是只有绿色，也不只是秧苗，从浅绿到常绿，从浅黄到一片金灿灿，从柔小的秧苗到粗壮的禾苗再到沉甸甸的稻穗，田野上忙碌的身影也有变化，衣衫从厚到薄，手里的工具从犁到耘棍到镰刀、谷箩、独轮车。我家没有稻田，但亲戚家都有，每到放假时父亲便要我们去帮忙，拔秧、插秧、收割还有打稻子我都参与过，最喜欢的是割稻子，尤其是秋天，赤脚踩在松软湿润的泥土上很是舒服。做得最多的则是帮忙收谷子，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乌云滚滚，雷声隆隆，我和兄弟们立刻扔下书本，中止正在进行的游戏。撒腿就往晒谷场上跑。晒谷场上一片忙碌，晒在麻垫(竹篾编成的长方形晒谷用具)上的谷只需扯起边角。谷就到一堆去了。就可用簸箕装谷倒进谷箩里。晒在水泥地上的则要先把谷扫成堆。最后装的谷子泥沙多(水泥地上的尤其多)，空壳也多和明显，需要用簸箕扇掉，这活需要一点技巧，我学了很久才会一些。我还干过一种活。就是拾稻穗。虽然我很努力。还是只能勉强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那时已经分田到户了。收割后的稻田里很难让我们有多少收获。有同学为完成任务在夜里去偷割别人家的稻子。有的干脆就从自家谷仓里搬一些到学校，得到的奖励通常是一条毛巾。关于集体时代只记得每到阳历新年(即元旦)我们就到生产队里聚餐，有麻糍有大块肉，很热闹。队部就在我家附近，记得进门处一张桌子边总有个人在打算盘，其中一位就是我同学的父亲，斯文白净，可我们小学还没念完他就去世了，肺癌，据说是烟抽得太多。
马路上
一条省道从村边经过。便成了村里的街道。我们上街都说去马路上。马路上有供销社，糖果、蚊香、布匹等，有肉店，屠夫是一个穿白大褂的胖子，很神气的样子，牌价九毛六，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合适价要一元多，后来有私人开的杂货店，还有卖油条做豆腐的。作为商品的食品我们吃得实在太少，但地里有碧绿的各色蔬菜，我家院子里有粗壮的梨树，收获的季节常常要用装稻谷的谷箩装。自家吃不完，就换家换户送给亲戚和邻居，家家院子里都有枣子树，还有用丝瓜、南瓜、茄子、柚子皮、橘子皮晒制成的各色小菜……童年的肠胃里装满了“绿色”食品。
马路上没有什么吃的。更没有什么玩的。但泥地上，树荫下，田野上，小河里，白天，晚上，雨天，晴天，童年的游戏无穷无尽：西瓜棋、猪子棋、跳房子、顿脚(一种蒙着眼睛凭借声音判断对方的游戏)，打水仗，捉鱼，照鱼(晚上一手提着马灯走在田埂上，照到水田里有鱼，另一只手里的火钳就往下扎)，踩高跷，放牛(我只和朋友去过一次。看到别人骑在上面悠闲自得的样子也爬上去一次才发现牛背根本不是平的)，拆下门板用自制的球拍打乒乓……
戏台也在马路上。这里是村民们主要的娱乐场所。每年农历八月村里都会演好几天的戏，我看不懂戏，但学校会因此放假，马路上也会变得非常热闹，漂亮的戏台前人山人海，我有时会爬到那高高的木凳上(村里家家为看戏特地打造的)去看两眼，一般都是去小人书摊子。花上一两角钱在那里泡上大半天。伯母是个“戏迷”，却因为要招待客人(演戏是村里大事，家家都要去外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请来)。到晚上才有空，常常守着看一晚，我们都笑她要扛戏台板回家。后来因为演戏人多，容易出事，停演了很多年。村里还有一件娱乐盛事――板凳灯，不是每年都有，家家户户都要参与，要忙很久才能把花灯扎好，然后各家出一个男子去扛灯。连成一体就是一条巨大的龙，在田野里游动。晚上点起灯来尤其壮观。电影一般都在大队部或者戏台外面的空地上放映。有时也在各生产队的晒谷场上轮流放。1984年国庆节正好是母亲40岁生日，父亲从大队部借来电视机(村里第一台)观看大阅兵，家里一天到晚都围满了人，像看电影一样。电视机多了以后，电影就少了。我上高中时家里才买了一台，不过一买就是彩色的，是村里第一个，顿时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这之前我一直守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是在它身边长大的。在隔壁将要结婚的大叔家我第一次看到了录音机。对自己的声音能从面前的机子里发出来惊奇不已，和伙伴们天天一放学就往那里跑。对着那神奇的机子唱歌说话甚至大喊大叫。一遍又一遍。
阴暗处
村庄的四周盛开秧苗。秧苗盛开的田野美丽亲切。但这是在白天。夜色笼罩下的田野就不那么可爱了，还有在黑暗中悄无声息游走的蛇，让我感到恐惧。被水环抱的村庄也会缺水。水车在人们脚下焦躁地转动，炎炎夏夜的田野上，散布着守候放水的人们，有时还会传来争吵打斗的声音。生长青苔和红蜻蜓，也生长着我们童年快乐的池塘。却有一个老人在它身旁孤独地死去。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据说她在屋子里不能动已有很多天，还曾独自爬到池塘边喝那绿绿的水，而她的儿孙们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栋新房子里。小学时一位男生因为天天去拾田螺得了一种怪病而夭折，在姑父的诊所里不时有喝了农药的村民被家人抬来灌洗肠胃，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样走了。和睦相处的村民和邻村的械斗却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儿时的我也曾跟着跑到大桥上向邻村的小孩扔石子)，听上辈人讲过多年前最激烈的一次。妇女们纷纷挑着孩子和行李往村外逃，很多人受伤，还有人丢了性命，我有个 同学的父亲就为此蹲了很多年的监狱。但我看到更多的是白天的田野。我也更多地生活在白天的村庄。白天的村庄。秧苗盛开。
B面：坜嵋山
大山和办公室
坜琚山，山名，在江西省乐平(引自《新华字典》)。最高峰海拔不到800米，但在我们乐平最高，算是大山了，距县城46公里。1993年冬天我来到这里。
第一次去山上，出于好奇信步走到了山林深处，在寻路的过程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寂寥。知道了“白云深处有人家”不只是诗意的美丽。上班后有时会在山上住好几天。自认为很耐得寂寞的我也总有一种被围困被封闭的感觉。下山时常常会有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还好我的办公地点是在山下的乡政府机关。老式的楼房，粗大的柱子，巨大的石板，院子里绿树成荫。除了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暗，盖瓦的屋顶经常漏雨外。条件还不错，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隔壁的电视房有台老式彩电，邮局近在眼前，还有文化站(虽然原来用于放电影的礼堂变成了乡政府的大会场。图书阅览室里的书和报刊少且破旧)。有食堂，有热水供应，还有简单的浴室，待遇不高，但工资从没拖欠过(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当时的乡镇算是很难得的了)，开始几年年终时还有些香菇、木耳之类的特产带回家。院子的门口就是田野――我喜欢站在门前眺望。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漫步。尤其是冬日的午后。收割后的田野空旷安详。只是从田野回来看到大院外那排火红的水杉树时。感觉有些茫然和焦灼。
中心工作
在办公室呆了几日后，我被分到了林办，上班第二天就和同事扛着罗盘仪、标杆、卷尺往山上去。一次我们来到了一个陡坡上，旁边是一泓清泉，地势险要异常，树木也粗大异常，同事告诉我这是该乡的最后一块原始林了，而我们搞的是采伐作业设计。这里是全市最大的林业生产基地。国营林场的牌子和乡政府的牌子并排挂在一起，采伐之外，森林防火、炼山、造林、幼林抚育等我们都要参与，都和季节相关，但造林树种多为针叶树。弄得秋天的山林也多为单一的绿色。多年以后封山育林和阔叶树种才开始慢慢得到重视，而这最开始最直接的原因是针叶材尤其是杉木价格的下跌。在这之前出过一件大事。几个林业分场的支书被抓了起来，原因是无证采伐，准确说是超方采伐，而这其实(至少在当时)很平常，因为如果不这样，采伐林木几乎毫无利润可言。虽然林场一般职工已没有了固定收入，但还有行管干部尤其是退休职工的工资要发，还要向乡政府交财税任务(这是该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乡政府甚至市政府都出面保他们(最后还是判了缓刑)，多数乡村干部也都很同情他们。
季节最分明的是农业工作。1994年的冬天，我随一位领导每天往一农户家里跑，督促他在冬闲田里种上油菜，一次好不容易才见到了人。说是刚刚从邻县一个庙里烧香回来。领导苦笑着摇头：“哎。真是水忙船不忙呀!”随领导往村里去吃午饭时。看到很多同事一脸无奈地在村道上晃荡着。不过这事后来就没怎么弄了。春天，我们主要为农民的春耕生产做好服务，推广技术，抛秧、旱床育秧等软技术花了很大功夫还是响应者寥寥，小型耕整机、收割机等农机则没怎么费劲就很快推广开来。春夏之际防汛抗旱十分重要，1995年6月先是在故乡看到洪水涌进家门。消解了我对洪水的所有壮美想象，接着在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家中看到门前的青石板路成了小河，书记、乡长从县城匆匆赶来，我们立刻紧急集合，投入战斗，男人们去守水库，我和一位同事守在一台对讲总机旁，抗洪抢险的各种指示、报告声白天黑夜响个不停。此后再没发生大的洪水，但每到雨季我们的心都揪着。夏秋两季的中心工作是粮食收购，这是作为一级基层政府最中心的工作之一。乡全体机关干部都要下到各自负责的村里催粮。每天的粮食收购进度在墙上醒目地公布着。像条鞭子一样赶着我们，尤其是后来成了所谓的班子成员，这感觉就更强烈了。我们这么卖力地催粮(为此我们对粮食部门的悠闲傲慢颇有微词，甚至有过矛盾)，目的当然是为了催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款。不过我们乡一般都能在夏季就比较轻松地完成任务，有时为了赶进度也有乡村干部垫付款项的。别的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一次送一位领导去外乡任职。已经快过春节了。一进办公楼就看到下村收税费的通知。等了一会儿。对应的分管副乡长和工作人员才回来，一个青年的皮夹克上竟然满是泥水，说是刚刚下村收税费回来。没过多久。就听说那位副乡长出事了，就是在收税费时发生的，一位年老的村民在和他的推搡中摔了一跤去世了，这事闹得很大，加上那位老人的儿子在部队。副乡长受到了很重的处罚。虽然他自己被一位村民推倒跌伤了一条腿。还听说老人原本身上就有很多病。他到处诉苦，大家也都很同情他。
和粮食收购地位相当的中心工作是计划生育。各个村的计生工作由包村干部各自负责，计生办负责业务和具体的处理处罚工作(计生办因此成为多数乡政府权力最大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办公室之一。处罚金甚至在有的乡镇一度成为干部工资的主要来源)。平时就是催村里的育龄妇女到计生办进行环孕检，开始两年还好。后来很多妇女出去打工了。这工作就变得非常麻烦。也去农户家搬过东西，甚至牵过猪，推过房子，凌晨去抓人等等，不过我们乡这样的事并不多，听说在别的乡可就不少了，有的还发生了严重的武力冲突。甚至有一位女干部在混乱中误把一位没生过孩子的妇女给抓起来结扎了。违反政策规定的大都与生男生女有关。动员纯女户结扎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为了达到生男孩的目的而又不被处罚。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一度在乡村的暗处盛行，很多妇女因此变得面黄肌瘦。有的则把刚刚生下的女婴偷偷放到别人家门口去。在一次大会上听到居然有人为了生儿子请人活埋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婴。
暴力事件
这个乡素以民风纯朴。治安稳定著称。1996年初这里却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市(县级市)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这个乡最大的村庄段家村。有五六百户人家，由村里修族谱引起。半夜时分起床到食堂吃饭，市公安局派来的便衣也在。大家分头行动。完成各自任务后统一到路边护林站的小屋去，等人齐了一同回去。不想被惊动的村民却越来越多。都围在小屋的外面，屋子里还有刚刚在前一天当选的乡长。村民们边议论着边往里面挤。最后居然把乡长推到了村委会的破楼上去了(市公安局的人已走，因为他们都穿的便衣，村民误认为参与者全是我们乡干部)。乡长被村民关起来了!我们当然不能回去了。村民越来越多。在这个冬日的深夜，寂静的村庄一片喧闹慌乱。市里很快派了工作组来，全体乡机关干部日夜值班。第二天赶赴新任的派出所所长的车子被仍然激愤的村民拦住了。乡长第二天才被放回，本来就消瘦的脸更加苍白阴郁。村支书被撤职，据说这事因他而起，花钱大手大脚，没了钱就上山砍树。他不姓段，段姓人这才要联合起来修谱分山。一年后因为拖欠电费，整个村庄停电，一帮人跑到变电站去闹事，严重破坏电力设施，市公安局抓 了一些人。其中有几个就是“修谱事件”中的主要人物。
还有一次较大的暴力事件波及到两个村。因为村委会选举起的争执。其中一派的外村亲戚也来帮忙。当时场面很混乱，甚至有点血腥，不过很快平息。其实村委会选举在这个乡的大部分村庄都进行得很顺利。不少农民对选举也并不怎么关心。但这个村山多人少，经济上相对富裕，下面的村组长都有很多人争着当。虽然出了这事。一个刚退伍的年轻人最后还是通过选举当上了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
男青年，老妇人
有段时间我兼做婚姻登记工作。一次为完成市里养老保险任务，乡里要求打结婚证的新人参保，可是有位男青年，怎么也不肯去民政办交这钱。他来了好几次，每次都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也不好受，有次几乎要动摇了，正好乡长在旁问我参保的事，我只好再次对他摆手。没过多久我就不做这工作了，几年后打结婚证取消了所有的搭车收费。包括原来乡卫生院收的体检费(只收费，根本不体检，有一段时间改为集中到市妇幼保健院体检，后来连这也取消了)，并全部集中到市民政局去办理了。
还记得一位老妇，这个乡上访的人一直很少。她却来过很多次。与邻居宅基地起争执，因为邻居是另一个村的支书。她认定乡政府袒护他。一再地跑到乡里来闹，领导和同事都说她是胡搅蛮缠，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听说她还到市里去上访了。还曾在市委门口遇见我丈夫。扯住他的衣服大喊大叫(因为她那位邻居正好是丈夫的一位亲戚)。大家都说她走火入魔甚至有点精神不太正常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对她仍然有种本能的同情。
乡村爱情
我丈夫是本地人，我们认识时。他小妹还在乡中学读书，我是看着她恋爱结婚的。漂亮开朗的她吸引了很多男孩，她也追求浪漫，但基本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从她口里却听到很多有别于传统的乡村爱情故事。她有一个好友。初中时就让小妹给她传情书。还拉着她去做“电灯泡”。毕业几年后在孩子周岁时才和男友举办了婚礼。我以为这是极个别现象，小妹却说她很多同学都这样，还都说她保守呢。未婚先孕，这在原来的乡村不仅不可思议还是伤风败俗和一种巨大的耻辱，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但现在乡村的婚礼上经常可以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新娘，抱着满月的，牵着周岁或者三四岁甚至更大的小孩也不稀奇了，大家说到时都只是轻轻一笑而已(女方家长这边当然对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虽然这样，结婚的彩礼还是在一年年看涨，小妹结婚时两万算比较高的，一年后就到了三四万，现在更是到了八九万甚至十多万。
打工潮
打工潮的兴起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它对传统乡村婚姻的地域观也有了很大冲击，山村的小伙子带了外面的媳妇回来，女子嫁到遥远的外省都不是稀罕事了。打工对乡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个乡的十年里，我亲眼看到尘土飞扬的黄沙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也亲眼看到山乡竖起了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如果说前者主要是政府的努力，那么后者则主要是打工带来的。虽然乡政府大力提倡在本地搞特色种养业。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中的宣传和鼓动，并走访过其中一些人，但其实他们大多没赚到多少钱，有的也曾有过辉煌，但和打工者带回来的收入相比都不值一提。他们中很多人后来也成了打工族。十多年前，还是打工刚刚兴起时，故乡有个游手好闲、家里一穷二白、人称“法海”的中年男子就出去了，几年后就成了让人羡慕的包工头。村里很多人都去投靠他找活干，当然很多投靠他的人都在背后骂他为富不仁，剥削乡亲，但一边骂着一边还是去找他。我很多儿时的伙伴也都做过打工族。没什么技术和文化的他们在外面干的活也挺累的，但他们说再怎么样也比在家干农活轻松，收入更是比在家强。我的大姑子夫妻二人在海南打工多年。一次大姑子宫外孕，在一家大医院幸得抢救，窘迫的他们在手术后却只能心怀愧疚地从医院逃跑。就是这样艰难。十年前他们回来后便在当时乡政府所在地买了块好地。盖起了三层小楼，把家从山里的小村搬了出来。小叔子通过打工，几年下来也积攒了一笔钱到县城来按揭购买小区的商品房――不过这让看到村里其他年轻人打工回来盖起各式楼房的公公婆婆颇有微词。当然打工给乡村也带来了种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故乡一位青年在某城市打工惨遭致命车祸。在家老实的男孩子到外面竟然就敢在大白天去抢人家身上的项链，在外打工一年都领不到工资还得家里拍家人病重的假电报才能请假回来，为讨回应得的工资在家本分的老乡在外成立了“菜刀帮”甚至杀死老板，很多孩子初中没毕业甚至小学刚毕业就赶着出去打工赚钱，乡村的校园和村庄一同变得空荡，很多年轻男孩子出去打工就是去“提包”(抢夺)……打工对乡村最大的影响是让农民远离土地。丈夫的兄妹都在乡村，但都远离土地，公公现在也在我们的劝说下不种田了，专心在家帮外出打工的小叔子带孩子。事实上，在乡村日子过得好些的一直都是不依靠至少不只是依靠土地的，故乡那些先富起来的大都是开店、做生意的，打工则让不论贫富的乡民们都在远离土地。而且越来越远。因为有林业的支撑。税费改革之初的减费并没让这个乡的农民感觉到什么变化。当然后来完全取消提留统筹直至连农业税也免除了应该有明显感觉了，但却仍然没有多少人回到土地。
2002年坜崛山合并到邻近的一个镇。乡政府所在地的群众自发凑了一万多元钱去省里上访。成为合并后的乡镇政府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当然最后还是被劝回来了。对这个事件我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且不说我在这个政府大院呆了近十年。因为爱人是本地人，他的亲人也就是我的亲人也都居住在这儿，我当然非常理解他们，甚至私下里还有些希望他们的上访能够成功，但作为合并后的乡镇政府的一名干部我又希望这事最好不要发生。发生了也尽快结束。当时的我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虽然我对行政尤其是官场事务一直没有多少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取心，但我有虚荣心，脸皮薄，对于获得没有野心，对于失去却充满恐慌。
2003年4月，在合并后的乡镇呆了一年后。当初一心向往乡村(并为此在毕业分配时与父母发生激烈冲突)的我主动要求调进了县城。我终于离开乡村，“进了城”。但按照有关部门的定义――比如国家对农村的种种优惠政策就明确说明农村包括县一级政府――县城应该还属于乡村的范围。所以我仍然是个乡村人，而且有些东西原本就是永远难以改变的。就像那一望无际直到天边与远山相融、在雨雾中呈现一片黛绿色、充满生机的青青禾苗依然盛开在村庄的四周，盛开在我记忆深处的梦里。但，每个人的乡村都只是每个人的，我的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 陈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