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校坐落在上海郊区，校门口是宽阔安静的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大片的农田，好像有黄色的油菜花之类的，农田上矗立着一串高压线塔架。天气晴好时，这些矗立在一片油菜花之上的青灰色铁家伙在蓝天下显得巍峨壮观。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大学代课了，但这一次的课却代得有些艰难。
我上一次代课是在南京师大，那个班是学影视编导的，教室里有DVD投影设备，所以那个学期我大概只讲了两次课，剩下的一概放碟。后来学生跟我熟了，他们渐渐把课堂当成了戏园子，男生抽烟女生磕瓜子，我放的碟也从艺术片渐渐变为搞笑暴力情色一类。
我讲的那两次课，也是大家一起讨论，一次讨论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一次讨论了“爱情是什么”，这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当时讨论的气氛也不热烈，好像还冷场来着，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并写在黑板上。
在南京师大经常跟班上同学喝酒，有时在食堂，有时在校外小馆，有时在我租住的房间。
上海的这所学校，教室里没有DVD投影设备，再说我教的是“应用文写作”，这跟看电影不太搭得上边，这也太难为我了。还好，最终我选择了这样的上课方式：大家各干各的。每次上课，我把要讲的课文页数写在黑板上，然后我跟学生们一起埋头读课文，我一目十行地读完后把我的感想写在黑板上。大约有四五名老老实实的女生看起来在读课文，剩下的在聊天、睡觉、玩手机或看其他书。
在这个班上也讨论了人生和爱情，除了有两三个同学说“人活着就是等死”让我有印象，其他也了无新意。这责任肯定在我，我无力引导这样的讨论深入。
我觉得学生不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从幼儿园到大学，能够不厌学的人肯定有什么问题（我指的是学校里的学习）；而老师不教或瞎教，则是失职，比如我。
我觉得我的问题一是我不是当老师的料，二是我对学校（所有学校）有一种深深的成见，可以说是痛恨。我似乎从小就是这样，当然我小学时赶上了“文革”的尾巴以及唐山大地震，大学时频繁发生学潮（1985-1989），所以小学大学于我而言还算比较好混，难混的是中学六年。我上的是北京四中，全国重点。对四中，我完全是恨之入骨，管得太严了！我在四中曾贴过匿名小字报，把学校比做监狱，好像这事当年还引起了区教委的重视，勒令严查，后被查出，学校很是恼怒，但又不能以贴小字报为由把我开除，大概处分条例中没这一条，而且传出去也对四中不利吧（再说也没听说犯人给监狱提意见被开除的事）。当然我后来还是得了个记大过处分，那是一年后因为旷课的事。
在上海，我也与几个男生喝过几回，还不错，均大醉而归，但不方便的是，学校附近没饭馆，校内食堂及小卖部均无卖酒的，他们只能走两公里的荒道才能碰见小饭馆，而且学校十点关门，翻墙有摄像探头，一次两次没事，天天翻墙对他们也是个麻烦。所以喝得少。
非常怀念当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想想那些激动人心的流行词吧：开门办学，反潮流，白卷英雄，上山下乡……
前两天翻杂志，见胡适在《归国杂感》一文中说过一句话：“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也不知他当年见着什么了。回到自身，我能干点什么呢？整日跟学生喝大酒，这路子也不太正吧？
编后：
这是一篇有些“另类”的稿件，但却充满着真实的气息，真实得让人无法回避。在这些文字所描述出的镜像里，我们几乎都能将自己一一对应在其中。一个淤滞、乏味、沉闷的课堂，老师、学生都深感无力。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又是什么让我们感受不到如沐春风的酣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