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 丁先生现在回想，觉得一切是李亚预谋的。2007年8月21日下午，丁家电路总是出问题，22岁的女儿丁小姐打电话让电工来检查。物业的电工走了不久，李亚就敲门了。
李亚身上带着电工装备，以核对电表卡的名义骗开了门，家里只有丁小姐一人。李亚说：“天热热的，给杯水喝吧。”其实李亚当时很紧张。他在供词里面写道：“这时我心里非常害怕，双腿直哆嗦。”为了缓解紧张，李亚又要了一杯水，和丁小姐闲聊了几句。“我还在犹豫害怕，她出门去看电表，我也跟出去了。”
丁小姐再进来时，李亚拔出刀来说：“别出声，我不会伤害你。”丁小姐“、当时腿都软了，一下子就倒在地上”。这个举动吓了李亚一跳，他有些手忙脚乱：想扶起她却扶不起来，门还开着。等他关门回来时候，平静下来的丁小姐说：“你要钱，等我给你。”李亚用尼龙绳把丁小姐反捆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找钱。
丁小姐家是复式结构的住宅，她把李亚带到楼上左手边的房间，指着地上的一个红包说，里面有钱。李亚打开后发现只有几百元，这满足不了他。丁小姐又把手机和翡翠项链给他，但是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现金。
接下来的几小时，李亚和丁小姐坐在一楼的客厅里看电视、聊天，等着丁小姐的爸爸回家。这个举动让在监狱工作过多年的丁先生感到不解：“胆子真大，就不怕我带两个人一起回来。”丁小姐很聪明，她并没有提及自己家的生意、在国外读书的家人这些能透露家境的信息。她在湖北读大学，给李亚讲南方的天气、大学里的故事。这正是李亚感兴趣的，因为不久以后。他的女儿也要到南方开始大学生活了。
大约19点左右，丁先生回家了。“姑娘低着头，头发长什么也看不见。”等丁小姐一抬头，丁先生看见一把刀逼在女儿的脖子上。
丁先生有些慌，点燃了一支烟，然后与李亚谈判，“你也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做这事，我刚好明天去石家庄，今天取了4000块钱。”在李亚的眼里，这些钱与自己入室抢劫的风险并不成正比，他还需要更多的钱。
丁先生说，李亚的手法很老到，命令他“趴下，手背后，脸贴着地，不许看”。然后，用刀逼着丁小姐，让丁小姐压在爸爸的背上，再把丁先生的手反捆起来。丁先生被指示坐在椅子上，双脚被李亚用胶带绑住。
李亚从丁先生的包里又翻到了1000元钱和工资卡，丁先生说：“兄弟你还让我吃饭不吃?”李亚从中抽出300元，剩下的留下。丁先生的包里还有一个检察院的工作证，这让李亚很紧张，他问丁先生自己的行为算什么。丁先生说，反正不是好事，但是你没有伤人还行。谈判还在进行，丁先生说家里是老婆当家，自己没什么钱，房子是贷款买的，要是李亚愿意可以和他交个朋友，甚至让丁小姐给李亚倒一杯茅台酒。“我们聊得还挺投机。”丁先生说，李亚被这些话打动了，在得到不报案的承诺后，离开了丁家。
忏悔
李亚从丁家出来没多久就后悔了。“我想算了，把钱包给人家吧，回头万一要是报案了呢。”他想回家说一声，但是骑车太慢，就在高速路口打车。李亚和妻子的感情不好，他再次出门时只对妻子说了一句“我走了”，李亚说，这句话妻子一定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内心恐惧又无人倾诉的李亚找到一个电话亭，拨通了“110”，他向接线的警官邢杰咨询，自己的亲戚入室抢劫。如果自首会不会受到处理。邢杰回忆，当时他让他劝亲戚自首。不过随着谈话的深入，警方开始把这个咨询电话和刚刚发生的劫案联系起来。“丁家报警的电话也是我接的。”邢杰说。
警方的侦破行动同时进行着。“他的电工包落在这儿了，我正要送到公安局，那边打电话说不要去了，在家等着。”丁先生说。刑警队的警官分成两路，一路陪着丁先生在家，另一路埋伏在丁家附近的草丛中。
令刑警们突然严阵以待的原因是，李亚挂断了电话，警方猜测李亚听从邢杰的劝告要把钱还回丁家。李亚确实到了丁家附近，发现有警车，没敢进到家里，把钱和两张字条放在了丁家后窗附近，想找机会再通知他们。字条大意是，还是应该好好上班挣钱，自己做了傻事，很后悔，把钱还回来，并请求原谅。
大约凌晨1点多。李亚再次拨打“110”，告诉邢杰，已经把钱送了回去，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受处理。李亚说：“如果还了东西还要被处理。那还自首什么。受处理面子上过不去。”邢杰说，李亚的声音听起来低沉沙哑。不像是穷凶极恶的人，是普通人的声音。虽然能感觉到他已经后悔作案，但他一直都没有告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犯罪经过。邢杰警官说，那天嗓子都说肿了，李亚却没有自首的勇气。
自首与否成了法庭审理时的争议。李亚的律师杨景海说，李亚在电话里告知了警官自己所在的地点，这是认定自首的重要依据。他认为，警方通过拖拉机声音判断出李亚所处位置并将其抓获的解释不严密。他申请接线警官到法庭作证，因为警方和邢杰警官已经出具了书面证明，所以没有到庭。
北京房山公安分局破案警官告诉记者，警方当时想尽快破案，挽回事主的损失。一面邢杰警官劝李亚自首，一面派车到街上侦查。因为李亚不停更换拨打的电话，刑警们沿着京周路、京保路和机场路口，把所有8138号段的电话都查了一遍，“我们的刑警拿电话卡往自己的手机上打电话，然后对照号码。”
通过拖拉机声判断位置的是刑警队李队长，他认为早上4点多。这样的声音应该是从农贸市场传来的。他和丁小姐开着民用牌照的车来到苏庄市场，骑车的李亚被丁小姐认出。北潞园派出所和房山分局距离李亚被抓的电话亭不到2公里，骑车10多分钟就到了。李亚本该有充裕的时间自首，但是，错过了自首从宽的时机。
生活
抢劫北潞园小区是经过选择的。这是一个富人区，许多居民是附近的窑主。李亚的居住地离它有10公里，生活截然不同。记者看到，李亚家门上贴着物业费催缴单，一年126元。案发前，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工作。杨景海律师回忆与李亚的初次见面：“第一个小时，李亚什么都不说，我觉得他有顾虑。”李亚的顾虑来源于钱，他问杨律师：“你们的费用是不是很高?谁来付这笔钱。”
2001年之前，李亚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也算安居乐业。1980年，李亚接父亲的班到房山煤矿当电工，在这期间，他工作认真负责，表现较好，并且取得高压、低压电工本。1986年通过关系调到京郊大型石油企业的研究所当电工，李亚对自己的评价是“技术较好，与周围同事关系融洽”。1988年经人介绍与妻子结婚，有一个女儿。
李亚现在居住的房子位于单位统一规划的小区，9年前入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工龄和在该企业工作的时间计算，优惠后大约只需要4万元左右。这个像一座卫星城的小区里从幼儿园到老年大学一应俱全，有自己的医院、活动中心、美廉美超市和国美分店。这里住户普遍的模式是父母都是企业的职工，孩子在这里长大，然后到厂里工作。在这种封闭的生活状态下，杨律师认为。如果不是李亚自己打电话给警察，案子不会轻易破获。
转折点在2001年，企业减员增效。以每年4300元的价格让职工买断工龄。“当时，企业的效益不好，这些钱也是个大数目了。”那一年自愿买断工龄的人很多。李亚是其中之一。
已经习惯依赖单位的李亚对“社会”上的生活并不适应：他曾经给部队单位当电工，但是觉得“每月只有1000多元，工资低”，干了几个月就不去了。后来又在另一家单位做老本行，认为别人不如他，看不惯别人的做法而辞职，“每次都干不长”。后来他还做过安利产品推销员，但是因不善言辞，并不适合这样的工作。2006年他开始与人合伙办网站，投资了2万元，结果网站没办起来，钱也都赔进去了。
王先生是与李亚同一年买断工龄的。他告诉记者，当时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大家都想着做生意，炒股票。可是工厂的工人。没经验，生意不成功，那几年股市也不好，钱都折腾没了。“许多家庭都离异了。原来不觉得什么，男人下岗在家，慢慢地就产生了矛盾。”
2006年，李亚的妻子也失业了。2007年，女儿考上大学使这个家庭面临一项庞大支出。亲戚们想帮忙负担学费，可李亚觉得大家也都不富裕，拒绝了接济。夫妻间互相抱怨，出现感情危机。虽然助学贷款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杨律师说，作为父亲，李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李亚在作案后的表现与常人不同，因此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为人内向、好面子，人格素质不健全。面对这些生活上的压力，身为丈夫和父亲的李亚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
2007年12月13日，北京房山区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李亚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
(文中罪犯使用了化名)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