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当年，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地杀向东北、杀向华北、杀向江南，一路上留下的是中国大地的重重废墟和中国军民的累累尸骨。但二战结束后，却有一个最大的战犯，从来没有受到过审判，他就是整个日本帝国的最高掌权者——裕仁天皇。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与美国做了交易，以保留日本天皇制为条件实现所谓“无条件投降”，裕仁天皇因此得到了庇护，逃过了东京审判。二战后，裕仁天皇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好和平的老人。然而，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日本国内，对于裕仁天皇应该接受战争罪行审判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笔者依据全球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美国拉各斯大学教授李培德在《日本战争罪行：为了追求历史的正义》中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整理出此文，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裕仁。
乃木希典大将对裕仁天皇的训练
在裕仁的早年，他受到了乃木希典大将的巨大影响。乃木希典是甲午战争的悍将、日俄战争的“英雄”。他教导年幼的裕仁，要求他勤俭、耐心，有男子汉气概，在困境中锻炼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乃木希典对理想君主的设想中，尽责与尚武同样重要。乃木对裕仁的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四个小时的晨练，接着用午餐——裕仁通常一个人吃西餐，喝一杯牛奶；下午再进行四个小时礼仪训练，接着进行身体锻炼和军事技能训练。
在乃木的教导下，裕仁很早就认识到他身体的孱弱——他需要通过勤奋的锻炼来克服它。尽管裕仁离乃木心中的理想君主形象相差很远，但他仍以巨大的热忱对待裕仁。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乃木在听到消息后和裕仁见面长谈了三个小时。乃木希典询问裕仁在自己担任校长的学校里都学到了哪些东西。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裕仁始终不动声色地坐着，生怕产生烦躁情绪让他的老师失望。谈话结束后，乃木和他的妻子双双切腹自杀，为明治天皇殉葬。消息传出后，在裕仁天皇和他的两个兄弟中，唯独裕仁情绪失控，流下眼泪，不能说话，并且无法停止哭泣。而在他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点却是作为帝王不能表现出任何情绪。
乃木希典对裕仁天皇进行帝王之术的培养是因人制宜的，且极具实用性。与希特勒刺耳的声音，外向的、丰富有力的语言表达和善于表演的能力相反，裕仁给人的印象是羞涩的、局促的和内向的。在日本投降前，他几乎不公开露面和发表演说。他没有伟岸的仪表，他身材矮小，轻微驼背，声音尖利，没有出色的智力和想象力，以至于他的亲信时刻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怕他承受不了帝王的辛劳。他还不善社交，看起来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他1921年准备出国旅行的时候，诸多亲信都表示反对。
但实际上，在经过乃木希典的训练和裕仁自己的摸索后，裕仁将帝王之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他实际上比绝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聪明得多，精明得多，有精力得多。在他最初统治的22年（1924～1945年）里，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裕仁行事的第一要务就是保住皇位和统治权，就这点而言，他绝对是一个成功者。
裕仁天皇的“模糊表态统治术”
为了保护天皇不被攻击，将天皇塑造成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的神，裕仁天皇的顾问们对他有诸多的“限制”，限制他用直率的方式表达观点，即使他在很多问题上有明确甚至强烈的观点。而裕仁天皇也几乎不向他的顾问以外的人透露任何信息。
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少说话，总是做出最高领袖的姿态，总是把真实想法隐藏在不动声色中，让一切决策变得“模糊”，这其中自然包括参与战争的决策。但是，二战前，由于天皇拥有日本宪法赋予的无限权力，所以裕仁的任何一个心思，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暗示，都将成为日本政府做出重要决定的依据。裕仁天皇一直在用微妙的方式使用权力，他可以用委婉的语言表达建议、警告、质疑，或者用意味深长的沉默表示反对。事实上，他的绝对权力使他可以通过很简单的一句疑问让他的内阁总辞职。比如他看似不经意的一句问话：首相，你认为总辞职会有什么影响吗？这一时刻，他的首相和内阁都会认为他们已经被解职了。毋庸置疑，首相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辞呈。
这样说，是有实例的。日本军人在沈阳皇姑屯密谋杀害张作霖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两次面见裕仁天皇，由于前后说法不一致——田中一开始向裕仁报告皇姑屯事件经过时，说是日本军人干的，并拍着胸脯保证严惩河本大作等日本军队的凶手；第二次田中却因为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改变说法，说是中国的南方革命军干的。裕仁天皇对着田中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表态，但在田中第二次见他离开后，他对自己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随口说了一句，田中前言不搭后语，见着就烦。铃木把天皇的话原封不动地转给了田中，田中被吓傻了，立即内阁总辞职，很快就死了。日本人历来都有说法，说田中义一是被裕仁天皇吓死的。
第二个例子。在决定执行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御前会议中，裕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引用了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一句著名的俳句，说：“我视四海为兄弟，为何波涛如此汹涌？”然后让他的官员和顾问们去思考他真正的想法。他忠诚的官员们，很快理解了他的明确意图，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
不过，也有例外。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巨大军事胜利，让裕仁忘记了乃木希典的言传身教。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2月，裕仁召集了八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争计划，这还不包括幕后无数次的小型会议。在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里这样描述裕仁得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时的喜悦：他笑得像一个孩子。他说，“战争果实过于迅速地吞进了我们嘴中，爪哇前线的敌人在万隆宣布投降，现在我们的军队与荷属东印度敌军部队正在进行投降谈判，泗水的敌人已经投降了，缅甸前线的敌人已经放弃了仰光。”这一次，裕仁忘了收敛，喜形于色了。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虽然二战之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其占领日本后保留了天皇制，没有将裕仁天皇送上战争法庭，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却是无法逃避的。
第一，裕仁是日本战时的最高统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他批准的。裕仁天皇当政后，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日本宪法所赋予的。裕仁绝不是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傀儡首领。1889年日本国宪法宣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的继承者，由男性继任，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服从天皇的领导，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帝国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天皇有陆军和海军的最高领导权；天皇掌握帝国陆军和海军，确保和平；天皇有宣战权、媾和权和签署条约的权力；天皇还拥有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颁布天皇饬令取代法律、任免和罢免国家大臣和其他官员的权力；政府官员要发誓对天皇忠诚，必须服从和尊重天皇的意愿。日本发动战争和在二战中的重大决策，都是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得到裕仁首肯的。所以，裕仁才是日本发动二战的最大战犯。对这一点裕仁天皇自己也承认。他在1945年9月27日拜见麦克阿瑟将军时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第二，爱好海洋生物学、迷恋带病真菌、杆菌研究的裕仁天皇一直关注着日本细菌部队和化学部队的发展。对日本细菌和毒气部队的发展，裕仁一直给予充足的经费保障。1925年11月14日，摄政的裕仁发布敕令：“兹决定给予对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实验、生产、检查及使用，有直接受其危害之虞的陆海军军人、军工以所规定的化学武器津贴。”津贴发放对象包括陆海军的相关研究所、兵工厂、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医疗品厂、陆军习志野学校和海军相模工厂等机构当中从事“有毒气体或蒸汽或炸药类”的化学武器研制的军人、军属、职工以及委托者、雇员、佣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化学和细菌战部队）的建立、扩充和军事行动，都与裕仁密切相关。731部队是奉裕仁的敕令在1936年成立的（另外一支化学和细菌战部队100部队，也是由裕仁直接发布敕令成立的）。731部队的首领石井四郎曾得到日本政府颁发的带有裕仁印玺的高级勋章，裕仁还通令嘉奖整个731部队。1940年，裕仁又颁布新的敕令，责成石井将部队扩充到3000人，并将主要基地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的平房地区。石井四郎在1930年代至少获得过裕仁的两次召见，还请裕仁喝过一杯由尿液过滤出来的饮用水。731部队的秘密经费不需要日本国会批准，每年获得大约1500万～2000万日元，甚至更多。这些都是裕仁给开的绿灯，裕仁对日本细菌战和化学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裕仁天皇密切关注着二战的进程，他不仅做出最高决策，而且直接指挥战役或者战斗。以南京保卫战前的中国战事作为例子。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裕仁天皇在8月15日任命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7日，裕仁召见松井，并与他详细商谈上海作战计划。9月4日，裕仁出席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发表讲话，使日本国会追加了20亿日元的军费，这相当于当年日本政府年度总预算的75%。9月6日，裕仁以担心两个师团在上海陷入悲惨境地为名，增派三个师团和台湾守备队、四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11月5日，按照裕仁御前会议的指示，日本由三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组成的第10军，以及第16师团增援上海战场，以打破上海胶着局面。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裕仁非常高兴，发布敕语：上海作战部队将士同海军密切合作，英勇奋战，果断出击，杀伤大批敌军，使皇威宣扬于世界。12月1日，裕仁亲自签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日军攻陷南京后，裕仁又发布敕语：我陆海军各部队继上海作战之后施行勇猛果敢之追击，迅速攻陷首都南京，朕对此深感满足，期将此旨传谕将士。裕仁还奖赏攻陷南京的日军官兵御酒一杯，香烟十根。南京大屠杀的三大罪魁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回到东京后，很快被裕仁召见。裕仁赐御宴，并奖赏松井银花瓶一对，日元1000元；柳川获得银杯一对，日元3000元。松井和柳川很快都升了官，找到肥缺。裕仁的这些举动，对南京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裕仁天皇在战后没有受到审判，一方面是日本在投降前与美国秘密达成了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官的集体袒护。日本投降时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一上台就对国内外宣传“天皇陛下没有战争责任”。日本皇族高松宫策划将英美舆论中的首要战犯“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的说法改变为“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于是东条英机成为了裕仁的替罪羊。此外，接受东京审判的日本战犯们，心照不宣地把战争责任往东条英机身上推，要么往自己身上揽，总之要使裕仁脱罪。
然而，历史不容忘却。2000年12月12日，国际和平人士在东京设立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裁决裕仁犯下了“反人道罪名”，必须对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屠杀罪行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