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关键词:南宋;辞赋创作;宋代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2-0039-09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兴师北伐,旋即以大败告终。史弥远诱杀韩侂胄,传首北国,宋金议和罷兵。以此为契机,庆元年间开始的党禁随之结束,理学终于在理宗淳祐年间取得了学术上的一尊地位。对南宋国运来说,开禧北伐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时期直到灭亡,其政治生活、学术文化、士人心态等,均表现出颓势。此时期我们称之为南宋后期。
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风貌与以往既有联系又有所变化。理学对学术文化的浸染更为深入,一些辞赋几乎成为道学的传声筒。随着衰败气象逐渐浓厚,政治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人们的生命激隋也在委顿、萎缩,辞赋创作缺乏铺张扬厉的气势,取而代之的是写实倾向的流行,文人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慰藉,描写生活小景致小感悟的辞赋多了起来。“怨以怒”、“哀以思”的乱世之音、亡国之音通过辞赋迸发出来,恋恋不舍地为延续了三百多年国祚的宋王朝和行将“履霜坚冰至”的华夏文化唱着挽歌、悲歌。理学文化的昌盛和国力的委顿等因素促成了辞赋创作中重征实重人文的创作倾向。对此,我们将尝试论之。
一、理学观念深刻濡染浸渍着辞赋创作
南宋后期,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几乎没有大的建树。当时的理学大家如真德秀等,他们的兴趣主要在树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把理学明义理以切世用的实际功用落到实处。因此,当时的理学为了施之于政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渐趋实用化、世俗化,变成教条,以便于人们恪守,尤其是科场,更需要观念的固化以便于衡文考量。由于学理层面的探讨严重缺失,也使得理学思想僵化、绝对化,朱熹、陆九渊等的言论均被他们的后学奉为不可更改的圭臬,矻矻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南宋后期,理学已经控制了科考,这是理学成功的关键。通过包揽人才的培养,可以把它的思想观念深深植根于学术文化的核心,借以施之于政事,移风俗,厚人伦。更重要的是,此举可以使读书人深深浸渍于理学之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辞赋的创作亦深刻地受到理学观念的濡染浸渍,这不同于孝、光时期辞赋对理学思想的探讨和境界的揣摩探索,而是成为宣扬、图解理学思想的传声筒,理学观念成为赋家们理解人生,反映自然、社会的准则。
理学思想的过度张扬,很容易使文学丧失其固有的审美特性而沦为理学的附庸。南宋的理学家们承认道统之外文统的独立性,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扇不太宽敞的门,但是真德秀们标举道德为本,文辞为末,对宣教功能的过分强调,则给文学创作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辞赋创作也不例外。当时的辞赋多习惯在描写物象之后,缀之以言理的尾巴。理学讲格物致知,赋中的描写部分自然是格物的过程,而曲终奏雅部分,就成了穷理尽性的心得,而且多数与文章的主体部分不能混融为一,这种格套很容易使作品变成关涉不紧密的两张皮。比如张侃的《石首鱼赋》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石首鱼成群结队轻快游行的姿态,不过,作者没待放笔展开就迫不及待地转入说理:“凡物之生,其生不穷。因是而见,天地全功。且夫鱼水类也,秋化为雀,冬化为凫,又不止于一生二。或云鱼有石,厥状棋子。为凫之首,石亦相似。既不同胞,又不同体,雀入水而成蛤,蜂祝虫而类己。信物理之循环,吾有感而赋之。”这段议论颇有些形而上的特点,但是,它的格物不是建立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而是依小说家言以立意,来阐述理一分殊的观点,所谓一物之微,一理寓焉,这充分说明理学的格物致知很容易在认识万物时堕入虚妄。而且,这段文字和前文的描写几乎毫无联系。其他如赵万里的《吐绶鸡赋》、胡次焱的《山园赋》、傅自得的《秋花草虫赋》等,都是这种结构,给人狗尾续貂之感。即使那些状物传神富于理趣的作品,也由于在结尾缀以格物言理的尾巴而大煞风景,如周南的《弃砚答》、史子玉的《枸杞赋》等。辞赋凝固成这种结构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辞章学的一种风气,这种辞章结构,当与格物致知有密切关系。
这个时期直接宣扬理学思想的辞赋也比较多,但是大多缺乏朱熹、张栻等人赋作的那种胸襟和杨万里等人作品的那种通透哲思,缺乏真诚和深厚,多是干巴巴地宣教。如袁甫的《觉赋》,探讨人对圣道的觉悟能力,把人心修养与天理万物及其发展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心学人士“心即理”、“万物与我心契”的主张。袁甫是甬上陆学再传弟子,师从杨简,该赋反复宣扬的由心之觉悟及于理,正是心学的悟道门径。问题是此赋既无生动的形象、铿锵的节奏、巧妙的文思,更无修辞炼句方面的深思,除了板着面孔说理,艺术欣赏性荡然无存。他的《静寿赋》也是讨论放大自我之心而达于天理、由静悟道的主张,同样是用辞赋写成的理学论文。有些赋没有袁甫赋较为慎密的思致,只是借题发挥地聒噪着理学的观念,更是等而下之的作品,如傅自得的《味书阁赋》、《训畲堂赋》,丁椿的《尊经阁赋》,吴渊的《江东道院赋》,吴如愚的《勉学赋》等。也有的赋作文辞考究,结构紧凑,如王柏的《宋文书院赋》、方岳的《白鹿洞后赋》、韩补的《紫阳山赋》等。
辞赋创作需要跃动的情思,自由的心灵,更需要对群籍的泛观博览,这些因素都被理学改造或者冷落了,尤其是通过科场衡文的手段,彻底改变了文人的知识结构。此时的辞赋,缺乏优雅的笔触、灵动的思致、贯通人情物理的愉悦,弥漫着迂腐的说教气息,充斥着鄙俚的冬烘做派,这正是理学穷理尽性的结果。
二、宗教情怀在辞赋中得以彰显 社会文化层次结构丰富多元,当崇高逐渐褪色的时候,其他层次的色彩则会逐渐鲜明。南渡以后,文臣们依然冠冕堂皇地傥论于庙堂之上,处士们依然激昂慷慨地横议于江湖之远,恢复故国、匡俗救世等崇高命题依然在支撑着主流话语,理学的强势发展以及深入人心,更给南宋社会涂抹上一层王道之治的色彩。但是,在君相专制的政治格局下,在党争的意气用事中,读书人很难寻找到致君尧舜的舞台,于是,文学所观照的命题遂逐渐由体国经野等崇高探讨转向生活层面的日常叙写。表现在南宋辞赋的发展上,则是逐渐摆脱润色鸿业、穷通际遇等宏大命题,开始转向庸常生活中凡人俗态的描摹。“三不朽”的人生理念逐渐失去吸引力,士人们对“世禄”的追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外,由于人的多层次的心理需求,在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之外,也需要终极的崇高来救赎。于是,在此时期的辞赋中,“宗教情怀”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我们所谓的“宗教情怀”是指皈依宗教的心理体验和追求宗教救赎的终极关怀,与借助宗教的哲理来展示人生感悟是有区别的。
南宋时期的宗教氛围相当浓烈。人们多热衷于向冥冥中的神秘力量祈求身家的通泰与发达,风水、服食导引等有着广泛的市场,而且,对科举的狂热也使“科名前定”论深入人心,加之南方地区本来淫词发达,更助长了虚妄风气。文人们在趋俗,道士释家则趋向文人化、学者化,两相靠拢、合流,随使宗教情怀的表达在文坛占得一席之地。
南宋后期重要的道教人物是白玉蟾,他是道教全真派南宗的真正开创者,也是一位执着的以辞赋来弘教的赋家,他目前留存于世的辞赋及赋体杂文有11篇。白玉蟾主张修炼内丹,对内丹的理解是“身有一宝,隐在丹田,轻如密雾,淡似飞烟”(见《道藏辑要》之《冬至小参文》)。《金液大还丹赋》、《龙虎赋》是讲内丹修炼的,这两篇赋秉承了道教方书的一贯特点,自神其说,含义隐晦。他的描写道教成仙境界的作品与思玄游仙一类的赋作颇为相类。《紫元赋》、《鹤林赋》等出神入化地描绘了飞升仙界的景象,读之使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他善于把人间生活景象描绘得仙气郁然,引人入胜,如《麻姑赋》仙界景象和人间生活图景互相启发,收到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白玉蟾笔下的道教神仙境界和艺术境界是相通的,都具有白日梦的特点。达到此种境界,在于心灵的修炼。白玉蟾主张以内炼为基础,雷法与内丹术相结合,而内炼功夫,全赖心之作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他的《懒翁斋赋》、《屏睡魔文》等是展示心灵舒展境界的佳作,显示出白玉蟾在心灵修炼方面的深厚功力。《懒翁斋赋》是这样描写心灵自由的境界的:“翁欲睡时,化作蝴蝶飞,上登华胥国。翁欲饮时,伸颈如玉虹,一吸酒海干。翁欲吟时,玉树忽生风,玑珠吐落纸。翁欲棋时,纵横斗星乱,剥琢玉声寒。翁欲舞时,谷神移玉山,飞剑指空碧。翁欲行乐时,横拖七尺筇,松间一长啸。翁欲狂歌时,一声吹铁笛,唤起玉渊龙。……翁居斋中,惟懒所适,雨送添砚之水,竹供扫榻之风,云展遮山之帘,草铺坐石之褥。昼则博山飞碧蛇,夜则银红泛红粟。欲酒吞风月,吟持咬水云,研竹斩春风,移花锄晓月。此则翁之懒中不能懒也。”这段描写展示了心超物外御风骑气的陶然之态,既是道教修炼内丹所达到的脱落尘滓的境界,也是文人孜孜以求的摆脱心为形役的自由境界。道教为文人所青睐,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白玉蟾赋多用五七言句,显示出其与俗赋的渊源,其豪纵旷达的文笔充分展示了道教内丹术在解放心灵方面的魅力。
在表现道教的辞赋中,作为道教胜景胜地的楼阁山峦常被赋家们所描绘、赞叹。楼阁方面如赵宗道的《吟飞楼赋》、白玉蟾的《怀仙楼赋》等;山峦方面如白玉蟾的《天台山赋》、《华盖山赋》,甘应龙的《老君洞赋》,程公许的《葛仙山赋》,王柏的《长啸山游记》(附骚体),曾原一的《金精山赋》,梁泰来的《龟山赋》等。除白玉蟾外,其他人的作品往往在铺排楼阁山峦的景象时无法展示其神仙氛围,只好在篇末缀以对升仙的渴望与祈求,这当与诸人在心灵的修炼及文华风采方面不敌白玉蟾有关。当时还有一类谀美大佬的赋作,喜欢把主人描绘成得道的神仙,显示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如戴埴的《群仙赋》、蔡渤的《图峤赋》、程珌的《四明洞天赋代寿何中丞》是贺寿的,吴势卿的《瑶池赋》是恭贺主人获得瑶池画卷的,送势也把主人描绘为画中的一员神仙,陈仁子的《清静蓬瀛楼赋》则把主人的楼居比作仙人所居。
佛教方面,居简的赋作颇为引人注目。居简存赋19篇,多为雕章琢句的短章,从文风来看,他没有白玉蟾的洒脱豪放,更像个悃倡无华的文士,在才气内敛腹笥简陋这一点上,更与“四灵”诗人相近。南方淫词盛行,当时也有一些赋与民间多神信仰有关,如周文璞的《黄连香赋》、《吊青溪姑词》,郑起的《洞庭君山辞》、《吊富沙梨山大王祠》、《招魂》,李龒的《祠神词》等。
三、展示生活场景的辞赋风格趋于平实
如上所述,南宋文人的写作兴趣总的倾向是由宏大叙述趋向于展示庸常生活。终南宋一代,辞赋表现庸常生活的嬗变轨迹较为明晰。初期以表现富家翁般的陶然为主;中期主要倾向于展示光风霁月般的襟怀、境界和心通万物的机趣;后期则趋于平实,展示生活中淳朴、和平、宁静的一面,其审美风尚具有“人间化”、写实化的倾向。
南宋初中期的辞赋在表现庸常生活时多喜描写亭阁台榭,以展示高旷的胸怀和优雅从容的人生态度。南宋后期,描写亭阁台榭的辞赋呈下降趋势,表现乡居生活的作品则逐渐增多,且不乏优秀之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辞赋追求平实淳厚的审美好尚。刘宰的《漫堂赋》这样描绘其居所的风光:“东沿柳巷,北届蔬畦。小沟环其南,通川漫其西。靡种靡艺,不薅不治。葭芦茁而映带成行,沙土溃而壅底为堤。荼寥蒙生,蒲稗因依。菡萏红白,错如布棋。斓乎若吴陂初按于彩陈,粲兮若月宫更下于瑶池。翠盖亭亭,芳气菲菲。鹭惯圆沙之宿,鱼便密藻之依。蛙蚓争鸣而鼓吹百万,鸳鸿来下而阑斑舞衣。云断而霞散锦绮,风平而月漾玻琪瓈。兹实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斋临乎水涯,小桥斜径,矮屋疏篱。雨未多而泥没膝,门虽设而草侵扉。朽木惯宰予之昼寝,青苔惊玉川之夜归。”宋代描写园林的篇什不在少数,大多侧重于精雅绝妙的景致和优游以陶然的志趣,而这段文字则是在表现乡土风情、田园情调,显示出作者对淳朴平和的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扣壤南亩的真切感受。赋中的这种人生旨趣是作者刻意表现的,在展示村居生活或高雅或淳朴方面,刘宰选择了后者,为此,赋中借客人之口说:“余闻李愿安盘谷之趣,杜老喜浣花之寓。彼岂玩志于物,纵心佚豫,盖以厌俗喧卑,脱身遐举,要必有伟丽之观,幽闲之趣,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虑。庶白日可到于羲皇,而宵梦足通于帝所。……胡不增其高而为基,夷其平而为圃?画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真馆凉台之接庑。使邻曲改观,兄童欣舞。”这段话意在阐述以往那种富贵优雅忘世陶然的园林之趣,与自己的追求大相异趣,于是,篇末点题日:“彼花迷金谷之园,雪冷袁宏之渚,凄凉钓濑,富哉邱坞,拭由今而视昔,果孰去而孰取?”这种安贫乐道穷居守志的人生志趣是当时人们对乡居生活的普遍认知。这篇赋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乡居审美观念与以往的差异。这类作品之优秀者还有洪咨夔的《老圃赋》,方岳的《茧窝赋》,胡次焱的《山园赋》、《山园后赋》,张侃的《春风赋》,蒲寿宬的《古赋》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表现对乡居生活淳厚质朴的深刻体认,而抛弃了展示高旷优雅的审美追求。 社会生活中那些习见的人情物态每每能引起赋家的兴趣,被他们写入赋中,这同样反映了人们对庸常生活的热爱。比如胡次焱的《步瀛桥赋》赞美其伯父樵叟修桥的善举,赋中不仅以桥为中心描绘风光之美,而且希望踏桥而去应考的学子们能金榜高中。作品描写习见之景,表现平凡人平凡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祈求,读来倍感亲切。再如傅自得的《丽谯赋》以谯门为中心描写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悠扬的谯鼓声中把人带入农业社会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情调,引人入胜;张榘的《吊丛琢文》没有表现这类题材惯常的对生死问题的探讨,而是旌表乡人出资埋葬野尸的善行;谢禹的《武安塔赋》叙写武安塔的重建过程以及开光时乡民欢庆的热闹层面。这种种图景像一幅幅风俗画卷一样,展示着南宋社会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
南宋后期的辞赋对庸常生活的偏爱究其变化之因,大概不外以下几端:第一,当时权相迭出,士人缺少参政议政的机会,于是,不得不在乡居田园中寻求人生的支点;第二,读书人队伍愈发庞大,而有幸科举得中者甚少,因此,社会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在野士人群体,他们多穷老乡野,眼界所及、胸臆所感,多在乡野村居;第三,苟延残喘的南宋朝廷无法为天下人提供集体认同的主流话语,无法倡导一种体现核心价值的文艺主旋律;第四,与理学对社会人生价值观的调整有关,这是最核心的因素。理学既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征,又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身处庙堂,它要求人们忧国忧民,匡世济俗;身处江湖,它要求人们抱道而居,固穷守志。理学在南宋后期的传播中,其醇厚人伦的齐家理念被着力弘扬,敦厚朴实、剥落文华的人格典范被着力塑造。张世南曾指出:“世南从三山故家,见朱文公一贴云:‘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先生教人,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规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可见,当时社会对理学思想的汲取,其兴趣主要在洒扫应对之际的循规蹈矩。辞赋所表现的也是这种循规蹈矩、纯朴自然的乡村生活之本真。
四、末世悲音寄寓于辞赋
南宋后期的政局是相当糟糕的。佞律擅权,窃弄威福,官员淫朋比德,习以成风,士风猥琐。科道乌烟瘴气,读书人心灰意冷,在心理上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冷漠处之。经界田地,置买公田,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王税,广大人民被推向苦难的深渊。端平年间,徐侨曾人对论国势,颇为得旨。他说:“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倖用事,将帅无才,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帮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这说的是理宗一朝的状况,以后的状况则更加不堪。在内外交逼之下,权臣们只知道不择手段地维持稳定,维稳的结果,是国家死气沉沉,迁延时日,以至于不可收拾。有鉴于此,辞赋创作亦弹奏出“怨以怒”、“哀以思”的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这个时期的辞赋对现实弊政的反思较为隐晦,多有沉郁愤懑之气,在愤慨中寄寓着对朝政的深深失望,具有“怨以怒”的特点。
科考是当时读书人关注的中心,也是王朝绥抚羁縻士人的主要手段,因此,赵构即使在狼狈逃奔中,依然开科选士,读书人除了科考,对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多“集体冷漠”。南宋后期,科道大坏,严重撼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胡次焱的《嗟乎赋》就是一篇猛烈抨击科考的力作。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科考对才能展示的束缚:“嗟乎!场屋为困贤能之地,科举为老英雄之术。宜哉斯言,未尝不书空而咄咄也。且夫士者,毓海岳之清淑,孕斗牛之灵光,驾青蛇而骖白螭,被明月而佩宝璜。金躺边陲,有表饵以缚首虏;鼎铉廊庙,有仁义以禅皇王。此其雄杰之志、魁垒之行,视余子真琐琐耳,又岂肯低首下心与之较一日之长?奈何乡里举选之法坏,公卿下士之礼亡,朝廷以时文取士,士舍文则无进步用之方。磋乎!岂料夫莞芎弃于洲泽,瓠龉登于簏筐,衡鉴失实,取舍不当也耶。”作者以汉代的乡选里举作为衡人之正法,由此否定科举衡才的可行性,这种观点是理学人士复古思想的反映,不过,他认为科举阻滞人们活力的释放,则是有道理的。南宋士风委顿、世风低迷,当与科举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凸显有密切的关系。在赋中,他深入反思科考偏离选才宗旨,以至于有识之士郁而难伸,平庸之人飞黄腾达。宋代科举形式上的要求更为严格,不利于士子才华的展陈;南宋后期理学垄断科场,考选越来越偏离对胸襟学力和文华风采的衡量,而趋向考量对儒学典籍和时文辞章的熟悉程度,这就背离选才的宗旨,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赋中所言,是相当有见地的。此赋还猛烈抨击了当时科道之乱象:“今者漕台之差次,只据脚色之崇卑。彼以真材擢高第者,半已昏于簿书之期会,而以假手入仕途者,又乌识文字之妍媸。糊眼之辈,冬烘之夫,盼流传于谬种,朝廷亦安得而考诸。遂使儿辈,淡笑登名。或析薪之手未洗,或荷蒉之肩尚颓。或口犹乳臭,或字仅识丁。或黄金买贵而不耻,或葫芦依本以翻腾。兔园册人其素习,羊我氏岂伊所能。缪阶计吏,迥乎可憎。而吾徒者抱周程之学问,驰韩柳之文声,乃尔寂寂,邓禹笑人。”这段文字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当时选人之实情。科举之选人,关乎国家之气数,科道如此,国家的局面可想而知。胡次焱没有对科场乱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指出了一条安贫守志的人生道路,并且极力贬低科考的意义,反映出他与王朝政治生活在心理上的距离感、疏远感。胡次焱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如方回的《石峡书院赋》也是反思科考之作。那些漂泊流寓的江湖文人,那些穷守乡里的道学先生,面对着朝政的混乱、王朝尊严的缺失,何尝不是无可奈何地冷眼观世!
权臣政治是当时政坛的一个显著特征,诛韩之后,史弥远独揽朝政,以后又有史嵩之、贾似道以及董宋臣、丁大全等人的专权。一些权臣为了达到控制政局的目的,往往以权术驾驭上下,以官爵牢笼一时名士,言路断绝,威福肆行,贤士裹足,道路以目。而且,国家政权逐渐淡出为苍生立命的角色而堕落为为某一小集团牟利的工具。当时的政治斗争是以道学人士为首的人物与近幸势力的斗争,君子小人之辩仍然是斗争的主要理论基础。辞赋对小人的讥刺多是针对朝中群小而发,流露着对朝政的深深失望。俞德邻的《荽茗赋》以芫荽比喻小人,清茶比喻君子,清茶被冷落而芫荽行时,这完全取决于人之好恶。由此,他指出小人政治的源头是帝王的好恶,是上有所好,给小人以可乘之机,是上不好义而喜佞所致。这样就把佞幸专权的根源委婉地指向了昏聩的帝王,其反省的力度是空前的:“是故纫兰缉蕙者以逐臭而为非,嗜碳美痂者以馔珍而为噱。其见虽殊,其适一也。……叔季之世,圣贤逆曳,愉壬猖披。彼蓝色而鬼貌,岂断蕾与蒙魃?伊豺声而蜂目,其削爪与植髻?然时君旨其言而心悦,甘其佞而色怡。亦由嗜好之同异,是以忠邪之背驰。”帝王在文人们的反思中逐渐褪去神圣的光环,辞赋由诡文谲谏变而为骂世,帝王的过错不再因其为尊者而避讳。这就是宋季的士风,由对朝政的失望怨愤走向对王权的疏远。那种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渐趋消沉,人们对世道之陵替异常清醒甚至冷漠。赋的结尾警醒有力,日:“返柴门兮自乐,嗟世浑浊兮奈何?”人心尽失,众叛亲离,这是宋季的末世图景,群小当道,文人避世于江湖,武人几无用命者。对这种现实关注的赋作不在少数,如家铉翁的《和归去来辞》、姚勉的《斗蚁赋》、高斯得的《答客问》等,均是非常深刻的优秀之作。 整个南宋后期,亡国的阴影笼罩在士人心头,李曾伯的《闻雁赋》对国家无力恢复、前景黯淡表示了深深的悲哀,作者以大雁飞越中华大地的形象来展现哀思:“其来也,岂从龙荒朔莫之墟,将自狼居姑衍之地。过西域之后门,亦尚记于汉垒;历长安之铜驼,抑曾饮于渭水。麦芃芃兮如何,黍离离兮奚似!谅山川之无恙,今风景之不异。”风景不殊,山河变异,封狼居胥的武功、威震遐荒的气势、汉武唐宗的荣光恍然如梦幻一般,黍离之悲,麦秀之叹,尽在不言中。其他如周文璞的《钟山赋》、《石麟赋》,刘黻的《横浦操》等均寄寓着无力回天、人才凋敝的感叹。
在历时五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后,南宋失去了基本的拱卫屏障,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德祐元年(1275),元军大举伐宋,次年正月,宋遣使迎降,五月,恭帝及生母全太后等被押解大都,1279年,最后一只具有抵抗力的南宋军事力量在广东崖山被消灭,南宋灭亡。宋廷终于尝到了长期佞幸政治的恶果,临安危机之时,朝臣宵遁,朝堂之上门可罗雀,以至于谢太后愤而揭榜朝堂,怒斥群臣。南宋灭亡之际,辞赋中的亡国之音是异常沉重悲恸的。据载,谢翱曾作骚体以抒愤:“宋亡,文天祥被执,翱悲不能禁。严有子陵台,孤绝千尺。时天凉风急,挟酒登之,设天祥主,跪酬号痛。取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其辞曰:‘魂来兮何极,魂去兮江水黑。化作朱鸟兮,其咽焉食?’歌阕,竹石俱碎,失声大哭,作西台恸哭记。”寥寥几句,字字血泪。对于王朝的灭亡,文人们感受最深的不仅是山河变色,进退失据,而且更是由此而来的华夏文化命脉的深重危机和义不与犬戎戴天的羞耻感。对他们来说,人生的一切意义都不存在了,横亘于心的只有深深的耻辱和激愤。郑思肖的《泣秋赋》是这方面的名篇:“礼废兮道丧,气变兮时推。天乔短阏兮,杀气何盛?阴寒痴惨兮,生意何微?黄花傲荣兮,睇晓而若泣;宾鸿感气兮,逢秋而来飞。日月无情兮,积昏晓而成岁;翠华巡北岳兮,六载犹未遄归。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啸;妖兽据城兮,人立而啼。大块鼓灾兮,庶物命断;问汝群儿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涟如兮,为大耻未报;誓挺空拳兮,当四方驱驰!非我自为戾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虽死亦为!金可销兮铁可腐,万形有尽兮此志不可移!天虽高兮明明在上,一忱啮檗兮,宁不监予衷私!谋为仁义吐气兮,人不从之天必从之。大誓死死不变兮,一与道无尽期。”天地之大无以容身,几千年绵绵不绝的文明体统毁于一旦,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华夏种族的厄运和华夏文明的灾难,建立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体系和道德体系完全崩塌。因此,这篇赋的呼天抢地不单是对赵宋王朝的悲恸,而更是对华夏文明大厦崩塌的泣血嚎哭。哀莫大于心死,文人们必须直面人生的绝境和未来的幻灭,如刘辰翁的《思来庵赋》,连文凤的《虚舟赋》、《登高赋》、《独居赋》等着重表现幻灭和空寂,很好地阐释了亡国之痛。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迸发出来的故国之思不能一概理解为出于对宋官家的留恋,其中蕴含的对中华没于胡虏的无奈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当时文学中对中华文化理念的弘扬就是基于延续华夏命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宋王朝的哀思的挽歌,如金履祥的《广箕子操》希望能像箕子那样远适他乡以延续华夏正脉,反映的正是这种思想。
五、辞赋创作中重征实重人文的创作倾向
两汉大赋,其创作旨趣是有区别的。西汉大赋重视铺采摘文以彰显王朝声势;东汉大赋重征实典则以显扬敦厚之旨,班固的《两都赋》颇可揭示其一斑。其于西都描写铺张扬厉,以揭橥穷奢极欲王霸参用的多欲之治;于东都描写简括典重,以勾勒纯用儒术恪守礼法的王道美政。在厚人伦淳风俗的治国理想大行于世时,辞赋的虚辞滥说便失去了市场。辞赋摒弃夸饰风格而重视征实,是儒学文学观的一种体现,与辞赋中突出厚人伦淳风俗的人文内容,其归趣是一致的。
在整个宋代,骋辞大赋的创作没有多少起色,基本上是追求宏丽渊雅而非气势飞动,只是在北宋真宗、徽宗和南宋高宗、孝宗的某一段时期,在上者或是要润色鸿业或是要振作士气,有意识地提倡夸饰文风,骋辞之赋才往往有作。
南宋后期,地理、典礼等大赋有明显的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这是理学成为官方学术的大环境使然,也是当时汉赋研究在创作中的显现。朱熹论汉赋有两个标尺,一个是道德,一个是真实,反对轻薄为文,浮华为文。虽然人们深谙辞赋中虚构夸张之三昧(如王观国),但他们更愿意对汉大赋做些考辨名物(如王观国、王应麟等)的工作,并把这种颇有实学意味的为学精神引入创作中,而不愿步司马相如等之后尘。孙因的《越问》是为弥补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之不足而作的一篇地理赋。王赋虽未堕人虚诞一途,但其旨归与司马相如大赋同类。孙赋则从事实出发补缺纠偏。孙赋的《封疆》、《金锡》、《竹箭》、《鱼盐》是就王赋之偏而谈的,针对性极强;其《舟楫》、《越酿》、《越茶》、《越纸》是就王赋缺略之越地独特风物的补充,且每一部分述其渊源特征文字质朴准确,毫无夸饰失实之弊。其述人文方面,补入了《神仙》、《隐逸》、《舜禹》等内容,以期完整反映越地之文化源流。且《勾践》一章详述其卧薪尝胆以血耻,以彰显越地人文精神之核心所在。其《良牧》一章历数南宋以来越地的牧守及其美政,而对当下的牧守尤多褒扬之词,且以较长篇幅歌咏其临事、行乐生活。这一章,作者是想突出此地牧守在淳美风俗敦厚人伦方面的佳绩,这正是理学为政主张的反映,而对当下牧守的颂美又杂有当时文人的帮闲习气。
王应麟的《四明七观》在重征实重人文方面更进一步。作品从七个方面全方位展示四明(今宁波)一带的历史现实画卷:一观山川形势,二观壮阔海景,三观丰饶海产,四观历代职守,五观历代名贤,六观学士闻人,七观理学大儒。为了显示其崇实黜虚的宗旨,作者又详细笺注,字字作实,句句不虚。此赋描写的重点在人文方面,详述其历史与当下的各色优秀人物,尤其是述及理学人士及学问家,为他赋所无。文中提到的楼钥擅长内外制及书奏启札之类应用文字,博通经史,讲求实学,长期供职内廷,是当时著名的才学之士;舒磷、杨简、袁燮、袁甫则是当时著名的心学人物。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尤可见出四明风俗之淳美。储国秀的《宁海县赋》描写的是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的地理人文。赋中对宁海的历史沿革考辨详实,对其山川、树木、农稼、盐铁等叙述简略而真实,不务虚夸。尤其可贵的是,赋中非常详尽地描绘了此地海产的丰富:“以至惟错之珍,所产者多,鲈脆鳖肥,螺珍觥柱,蛎牡虾,魁望潮章巨。鲟含膏而团脐,繁凝油而塞肚。鮻通黄而粲金相,鱼孱柔白而悬银缕。新妇臂婉而凝脂,老妪披长而曳组。旧总谓之鱼鲜,贱不论于分数。若夫涝涨而河豚生,汐退而弹涂聚。蚝沫浮,鰂黑煦,鳌车攒,蚝山竖。修带知篦,斑鹿赪虎。缣目之比如瞪,魦觜之铦于锯。缸梅之软如束,熊苗之多于黍。鲳枫叶之膘轻,鳢竹夹之癯露。加之鲯鳗魛之党类,蚌蛤蛏雌之俦侣。《水经》失于登载,《尔雅》昧于记注。名不周知,品不殚举。”这段文字是赋中铺叙物产的重点。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言,宁海丰富的海产正是它的特色所在,在这一方面。作者放笔铺排,以彰显此地的物产特色。接下来,详细描绘了宁海文明开化的历程和孝悌节义之行以及诗文方面的杰出人物。此赋仍然在彰显着重征实重人文的为赋追求。这种为赋追求在其他赋作中也多有表现,如一些褒美地方官员的赋作(如吴渊《江东道院赋》)以及描写地方景致的赋作(如姚勉的《宜堂赋》)等,多把描写重点放在地方民风上,一些赋还详尽记载历届科考之得中者。
地理赋重征实重人文的特色,除了理学文化的环境使然以外,国家气象委顿,自信力不足,于夸饰描写缺乏底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大约完成于南宋前中期的葛沣的《圣宋钱塘赋》①则正好与此时的地理赋风气相左。此赋洋洋洒洒,极力铺排杭州的气势,反映了南宋国力上升时期的开阔宏大的气势,从而印证了国力对人的精神风貌、文学风貌的影响作用。辞赋的征实精神也离不开当时重视学问的文化氛围,当时的一些学问家重视通过名物考辨以经世致用,这应该是事功之学的一种反响,务实为文的主张对夸饰虚诞之风会起到阻滞作用。当时的确有些赋表现出征实以济世用的倾向,如洪咨夔的《大冶赋》洋洋三千言,详细考证冶铸泉币的历史,以期对当时的楮贱物贵尽到献芹之功,孙因的《蝗虫辞》则考证救蝗历史和做法,以期对有司有所献纳。
南宋后期的典礼赋不多,目前仅存程珌的《壬申岁南郊大礼庆成赋》和罗椅、刘黻的两篇《明堂赋》。这些赋的篇幅都不大,程赋文辞丰赡而内容空洞,在声讨了韩侂胄弄兵误国之后,对史弥远的维稳之功颇多溢美褒扬,很好地传达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反映了韩、史更迭专权的事实。那两篇《明堂赋》几乎没有渲染气势,而是探讨明堂制度及其所蕴含的治国之理,这从一个侧面彰显着征实黜虚的创作倾向。
综上所述,南宋后期辞赋以其对理学观念的追求、宗教情怀的彰显,及展示生活场景的平实风格、怨怒哀思的末世悲音、重真实重人文的创作倾向,体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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