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不但成为漕运的主要干道，同时带动了两岸商品经济的发展。聊城地处山东西部，是明清时期运河山东段经过的唯一一座府级政治中心城市，自会通河开凿之后就踏上了运河之旅。借运河交通之利，东昌府区经济迅速繁盛起来：先是临清在明朝率先崛起，继之府治聊城于清道光时期达到鼎盛，在它们的辐射下，东昌府区所属州县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南北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各地商人为了联络感情，共谋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地方会馆，而现存最完整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历史上东昌府商业发达的象征，也是东昌运河经济兴衰的缩影。本文在前人考察的基础上，征引方志、文集等文献，以山陕会馆为引对东昌运河经济兴衰作初步探究，以期对京杭运河区域的经济研究有所助益。
一、明清时期运河经济的发展及其产物——山陕会馆
运河经济离不开运河的开通，运河开通又与运河工程密不可分。京杭运河一段最早流经东昌府区始于隋代，当时它流经东昌西北部，叫作永济渠；到了元代，重新开凿大运河，流经东昌的一段叫做会通河，才纵贯东昌府地；明清在此基础上又开凿、疏浚，大运河才发挥出它作为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的重要作用来。对于明清政府，开通运河的主要作用就是运输漕粮。“漕运之设，启国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人府库者，官欲他给而移之，则漕运者行焉。”而就东昌而言，大运河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漕粮的运输，它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漕船的建造，漕粮的征收、转运、交仓等主要环节无不存在着商业活动，漕粮运输中活跃着的交易活动给运河沿岸带来了繁荣景象（赵金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伴漕而生的贸易不仅优恤运丁，而且还加速了运河区域的商品交换，满足了官民需要，这不仅使城市更加繁荣，而且江北沿运地带工商业市镇也纷纷兴起（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
聊城是鲁西北的流通中心，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会通河开通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西部交通闭塞的局面。明清时期日渐宽松的漕运政策，使得聊城地区形成了以东昌运河为主干，各自然河道为分支的便利水路交通网。水路结合另外两条“广州官路”和东西大道，加之作为货物运转中枢的沿河码头，东昌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为东昌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通河成，大运河自东关外经过，聊城藉运河之利便成为“商贾所聚”之处。东昌运河经济是随着明清政府不断对漕船夹带土宜政策的放宽和途径东昌的商船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自明代中叶起，朝廷规定漕运可以附载其他货物，即所谓“土宜”，免征税钞（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东昌府是水路漕运的枢纽，黄河东西、运河南北在东昌交汇。甘肃、陕西、河南的商品在此中转，苏杭及江南的丝绸盐茶等物在此分流，再加上各省的进贡，漕运更是经此直上京城，蔽日桅帆、连云樯橹是寻常之景。但是，明朝聊城的商业发展并不是很快，因为它只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商业不甚发达，商业区仅限于东关之外。聊城商业主要还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人清之后，随着社会的重新安定，聊城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雍正九年，聊城城区就有“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清中期之后，聊城的商业规模日渐扩大，乾隆至道光年间是聊城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乾隆年间漕运鼎盛，东昌府声望剧增，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于慎行：《东昌府志序》，载道光《东阿县志》卷二十《艺文》）。运河全线贯通之后，众多的商船来往穿梭于运河之上，它们运载的商品也和漕船夹带的货物一样，多在运河沿岸码头从事交易。各地商人装载货物，南下北上，运河成为南北之间最重要的商路。政府也把收取商税的目光投向运河沿岸的主要城市。由于水路运输成本低廉，可装载大宗货物，内河航运风险较少，所以运河一度成为南北商人首选的运输路线。聊城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盛世延至公元1854年，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随着东昌府区经济的兴盛，南北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如徽商、浙商、山陕商、苏商、辽东商人等纷纷入驻东昌。在外省商人中，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尤其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碑文云：“（聊城）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为了增强竞争实力，“祀神明而联桑梓”，山陕商人于乾隆嘉庆年间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前后历经三代人，耗时66年。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整个建筑由山门、戏楼、夹楼、钟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南北大殿、春秋阁等组成。画栋雕梁，飞檐挑角，金碧辉煌。在这所极具民族建筑风格的会馆内，还保存有记述历年修建、扩建事项的碑刻、楹联、照壁及折壁石刻画，整个会馆内的气氛融合了儒、道、释及新兴的市民文化，充分展示了山陕商人的经商理念、价值取向、经营方略、欣赏水平和人生追求。会馆的正殿供奉的是会馆的主神——关帝。正殿前檐下悬挂着“大义参天”的巨幅木匾，既是对关帝的高度评价，也是众商追求的目标。祭祀关公除了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与荣耀感，仰仗家乡这尊千古之神保佑秦晋商贾招财进宝之外，更深层的文化含义，那就是倡导中国儒学的核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义”，关帝被赋予道德、人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最优秀的品格，成为民众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
聊城商业的发展，与晋商的进入大有关系，而山陕会馆的创立发展，也与晋商密不可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碑刻记载：为这次工程捐资的仅山陕商人的商号店铺就有366家（聊城山陕会馆藏《山陕众商会馆续拨厘头碑记》），再加上本地的商人店铺和其他省份的客商店铺，聊城的商业店铺多达1000多家。由此山陕商人在东昌地区的势力可见一斑。宣统《聊城县志》载，嘉道年间，运河畅通，聊城商业十分繁荣，“殷商大贾，晋人为多”。山陕会馆等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依的现实困难。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出现各种矛盾。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保障的功能。会馆逐渐有了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进行管理性质的社会组织，并日臻完善。 山陕会馆是同乡人士在聊城建立的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它的存在与发展和运河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等社会背景密切联系，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象征。它作为山陕商人的管理机构，有利于分业经营、分行管理；商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多数通过会馆来进行，会馆是明清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维护社会平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山陕会馆由山陕商人所建，具有故乡人文特色，是山陕文化在物象上的投影，能够张扬本土文化，这也是会馆把“联桑梓”“敦乡谊”列为首义的原因。
二、运河经济兴衰的原因及历史借鉴
会通河东昌段对聊城经济在明朝时期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明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征夫16.5万，历时5年疏浚了会通河，使会通河逐渐进入了繁盛时代，但此时聊城的商业发展并不是很快。到崇祯年间，战乱使运河沿岸的经济一片萧条，聊城也不例外，之后聊城的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地处山东运河中部的聊城无地理优势，加以政治中心城市为主，故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稳定，聊城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甘肃、陕西、河南的商品在运河东昌段中转，苏杭及江南的丝绸盐茶等物在此分流。各种日用商品、蔬菜等随运河的运人运出为东昌府商业的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康熙年间，聊城已发展成“幅员数里”的重镇了（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乾隆至道光年间是聊城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俗谚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
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原来由运河北上的商品转而改用低廉的海运，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的经济重心开始东移。嘉道以后，由于河患，运道逐渐受阻。道光六年（1826），清政府试行海运漕粮。运河愈加失去正常的维护，河道被泥沙淤塞严重，一些河段很快就难以行船。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打击了清政府，使其无力维修河道，会通河逐渐淤塞。运河不通航，没有货物流通，各省商人纷纷撤退，这对沿岸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穿越山东地界的津浦铁路通车，运河沟通南北贸易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铁路所取代，黄河与临清间的大运河段不再需要，清政府于是停止了漕运。
明清时期东昌运河的经济从繁盛到衰弱，其原因如下：第一，由于过分依赖运河，自身缺乏增长弹性活力，经济逐渐走向衰弱。东昌经济的繁盛离不开各省商人的参与和巨大影响，然而在经济意识方面自身缺乏进取精神。第二，由于东昌地区深受儒家重农轻商的思想影响，所以缺乏忧患意识，在决策上墨守成规，创新精神不足；再者，传统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过于依赖自然资源，漕船北上经销的都是经过加工的手工业产品，而南下的都是初级农业产品，缺乏对资源的进一步加工。
商人都是为利而生的，随着会通河淤塞不能通行，货物不能流通，山陕商人渐渐撤出了东昌府，山陕会馆也随之寂静下来。不过，山陕会馆是历史上聊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它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融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体，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对于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史、商贸史、运河经济文化史及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产生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重大意义。
作者：山东省聊城市博物馆群工部，邮编25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