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老子与韩非皆以“智”为人生之“大敌”“大祸（惑）”，但他们所指斥的“智”，却并不相同：老子所言的“智”，多为智谋、智巧，韩非言及的“智”，则为智能、智识；老子以“智”为“心橱”，旨在“弃智”，韩非视“智”为“心蠹”，推崇“反智”。但是，后人却每每忽视这些不同，皆以“（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强化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从而将“愚民”之祸一并推与老子。笔者以为，在“弃智”与“反智”的认识上，老子与韩非有纠结、传承，但在“弃智”与“反智”的追求上，二者初衷迥异，异理而殊途。谨此，略述如下，待教于方家。
老子处于春秋乱世，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出入、居托于危邦、乱邦之中，如果依仗智巧，放纵志欲，沉湎于争名取位，则更易招惹是非，唯有洞悉“智之弊”，才能全身远祸。是以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的思想，就是看到了当人已有才智，得到一定的名利时，往往不知自止，反而对名利更加趋之若鹜。他提醒人们：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九章）
在此，老子将“有智”比作锤打武器，本来已经很锐利的武器，如果再锤打，使之更加尖锐，可能使武器易折而不能长期保存完好，“揣而锐之，不可常保”。盖智劳生欲，欲多则惑频，易致人失其本真，即如道路多歧，每使人“自遗其咎”，生多歧亡羊之祸。
至于他提出的“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第十九章）、“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傅奕本第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等针对政治而发的言论，确有告诫人君求“有智”治国之悖。但是，弃绝“有智”治国并不等同于“愚民之术”。老子之“不尚贤”，乃在“使民不争”（第三章）。“和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一样，人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才是他关注的核心。”（郭齐勇、冯达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老子的主张，是想通过、借助为政者、统治者的倡导、推行，来摒绝人们心目中的智巧、欲念——一旦为政者将“智”视为“邦之贼”、以“不智”为“邦之德”，则“大伪”无市、“淫巧”不行，人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守住本真，天下“无为而无不为”，“不治而治”。
如果说，老子的“弃智”，是从人的个体修养出发，用以解决人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韩非的“反智”，则是从统治者的客体需要人手，它“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运用“冷酷的理智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在韩非的眼里，庶民“有智”是为政者的大敌：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五蠹》篇的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倾向。在韩非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先王之语）尤在禁绝之列，人民不需要学习甚或思考，各层的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人们只需遵令执行。在这一路线的领导之下，只有两类人最受欢迎和优待——能够“富国”的农民和用以“强兵”的战士，拥有知识和思想的“士人”，是邦国的“大蠹”“至害”。遣贤去知后，人们不会有批评国家政策的智识和能力，在位者就根绝了执政的危机和困难。《显学》篇中另有一段话，最露骨地体现了韩非的“愚民”主张：
今不知治者必日：“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韩非的主张愚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无法了解国家最高政策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认为如果让人民拥有一些足以批评国家政策的知识和思想，势必增加统治的困难。为“位上者”谋之，只有“愚民”才能实现“尊君卑臣”，“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子·主道》）；最好的统治，不是“天下英雄人吾彀中”，而是人人安分守职，一切悉听“上命”。为便于统治计，“焚书”“坑儒”的暴行是可行的，“诛心”“腹诽”的罪状是必须的，韩非不只要控制人的言行，更要控制人的思想内心，硬刀子和软刀子一同悬于上，这才是最彻底的统治——专制。愚民术作为一项隐秘国策，之所以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的青睐贯彻和坚守如一的执行，历时两千余年不动摇，原因无非一条：无条件地站在统治者一边，一切围绕着“万世一统”的统治出发；为达此目的，不仅认识上必须视民众为无知无识之辈，行动上还得确保民众的无知无识状态得到维持。韩非，这个具有一流理性思辨能力、一流分析阐述能力、一流举例论证能力的不世天才，本该以自己的智慧大幅提高汉语思辨水准的理智强人，偏偏明珠暗投，走向了“反智”的歧途，将自己铸造成一个思想酷吏，为了满足、实现帝王的统治欲望，不惜荼毒百代苍生，对中国文化来说，不啻无妄之灾。“五四”英彦为高彰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振臂力呼“打倒孔家店”，殊不知选错了对象，真正阻扰“德先生”“赛先生”来到的痼疾，其源头并非孔子，而是韩非和受其启发被后世统治者完善并刻意经营的世界上最精致、最高效同时也最冷酷的愚民术。
综上所言，虽然在战国末年法家的攀附下，老子的思想确有愈来愈权谋化的倾向，而后世帝王之注《道德经》如明太祖者，更不期而然地从权谋方面别具用心。但是，归之老子的思想本源，“弃智”绝不等同于“愚民”。要之，老子的“弃智”，旨在人人皆知进守止、远欲无争，从而轻松生活，使天下自治，每每求诸“至人”；韩非的“反智”，则意使人人寡思罕想，顺从响应，进而便于统治，使天下好治，最终落入“愚民”。通透逍遥、绝世超越的庄子别取老子思想而发展之，或可另为力证。
作者：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语文组，邮编25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