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高质量的人参产品是提高中国人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是，高品质的产品并不等于知名的品牌。 中国的人参要走向市场，打入国际，还必须注重品牌战略的实施 “那根细细的红线绳，拴住多少人参娃……当年放山的老把头，如今你在哪？抚摸顶天的青松，我明白参乡是你灵魂的家。”这是第21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的主题歌《参乡是咱家》，悠扬的歌声唱出了抚松人作为参乡之子的自豪，更道出了他们对古老人参文化的崇敬之情。
关于人参的传说，流传甚多，如人参娃娃、赶山王、人参姑娘、童子参等，给人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众多传说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神秘的采参习俗，历经岁月的洗礼，这种习俗已经沉淀为古老的人参文化。
长白山的人将人参俗称为“棒槌”，把进深山老林寻找、采挖野山参称为“放山”。过去，在当地人眼中，参与放山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因为在原始森林中采挖山参是对其胆量、智慧、体能乃至道德的考验和锻炼。因此，能够参与放山，是无比荣幸的！
放山人讲究“去单回双”，上山的人必定是单数，因为他们视人参为人。在放山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即“老把头”，他是放山人根据民主原则推举出来的领导，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最丰富的经验。在林中搜索人参时，初入山的“雏把”小伙子总被安排在队伍的最中间，以示保护。放山人自觉遵守一条重要的行规：“抬大留小”，小人参不挖，待其长大给后人挖；在参籽成熟的季节，要将参籽撒播到土里，即为后人种参。 放山挖到人参，即使帮伙中有老幼尊卑之分，但是卖的钱却由帮伙成员不分老幼一律平分。
其实，关于采参习俗讲究，远远不止这些，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助、谦让、友善，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值得现代人尊重、学习的是他们淳朴的环保意识。而这些，正是中国人参文化的基本内涵。
现今，长白山的野山参基本绝迹，老把头越来越少，采参习俗作为一种文化被传唱，并被评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填补野山参的空白、延续人参“百草之王”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人参种植生涯。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抚松。抚松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无关系。抚松县位于东北长白山的腹地，葱葱郁郁的长白山为抚松人种植人参提供了极为适宜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记者从抚松县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2011年底，全县人参留存面积达到1，200多万平方米，其中园参占绝大多数。此外，抚松县还有价格可与黄金媲美、质量和价值可与野山参比美的林下山参，2011年末，抚松林下山参留存面积约32万亩，仅当年新发展的面积就达1万多亩。
2012年8月19日，“重走人参路”北京站活动现场，公益女当众裸奔反对种参毁林，打出了“少重几斤参，留住一片林”的标语。有媒体认为，“人参门”事件折射了人参种植背后环境与经济的冲突。
北京普华康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邵国平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人参门”事件反映了当前很多人对人参种植的不了解。“园参虽然是在林地里人工种植，但是种植地是次生林。从1982年开始，国家规定种参实行‘33年参林轮作’。种完人参后，退农还林，33年后土地再种参。同时还实行参林间作，在参田边上种树。种参和种树是循环的，并不是一味地毁林种参。而林下山参的种植属于林下经济，在原始森林里撒下参籽，树不被能采伐，即使枯倒也不允许被移走，在种植、生长中，不需打药、松土、施肥，遵循着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并不存在毁林的情况，这也是国家倡导的人参种植方式。”
即使人参的种植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但对于东北尤其是抚松的一些人来说，人参是他们的饭碗。因此，人参产业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参农的命运。恰逢人参入食被解禁，人参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做大、做强不再是梦想，而如何实现完美升级则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两代人的人参路
家住吉林市抚松县露水河镇七十多岁高龄的钟老先生说，他与长白山有着深厚的感情。谈及这种感情，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他在这片森林里种植人参，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初，30岁的钟老先生追随着闯关东的步伐，从山东移民到了抚松北岗镇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谙熟中医知识，1974年，他成为村诊所里唯一的赤脚医生。那时的诊所虽然没有人参药材，但人参却是很多药方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当时的东北盛行一种地方性心肌病，俗称克山病。为了防治克山病，村里组织专人用人参和五味子熬汤，逐户发放。因此，人参对当年东北老乡的健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钟老先生说，他听说当地是从清朝开始种植人参的，但在这个小村庄里，随着合作社的引入，人参种植从之前的家庭户个人种植变迁为生产队集体化种植。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打响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枪，1980年初，农村土地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国农村，开启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1981年，改革的这股风潮也吹到了抚松县北岗镇，随着分田到户的实施，原有的集体化参地被分配给农户家庭，有了自家土地的农民也被允许个人种植人参。
钟老先生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搭上了村里个人种植人参的早班车，成为“单干”后的第一批个人参户。据钟老先生回忆，当初村里有130多户人家，在原有集体化参地分配的基础上，加上单干个人种植户，全村共有110多户种人参。
1981年，钟老先生花432元钱从村里老乡那买了一批两年根，又从县林业局处承包了一块参地，开始了种参的生涯。谈及当初为什么要种参，他在一阵笑声中直爽地回答：“想发财呀！那时候人参价格很高呐！”
钟老先生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人，在有了种参的打算后，他从县城书店买来一本人参种植技术指导书自学，有空的时候，他也去参地与老技术员们探讨交流，学习经验，加上自己的领悟与摸索，钟老先生种的人参长势相当不错，在村里当属“第一好”。两年后，这些人参转手卖了8，000多元。而在这两年间，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大概是几百元，其中1丈参地的价格还不到10元。由于只有原始森林砍伐过的腐殖质土才能种植人参，随着种植人数及面积的增加，参地的价格也在不断提高，“1982、1983年后，买200丈参地估计需要花2，400元”。 据了解，1983年，当地人参的收购价格大概是70-80元/斤，而当时一个乡镇干部的工资为40-50元。因此，两年人参种植确实让钟老先生实现了发财的初衷，他早早地成为村里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为了卖个好价钱，当年的钟老先生不辞辛苦，走出小村庄，远赴河北、山东、黑龙江等地，向当地药材市场推销自己的人参。他解释说，“卖给外地药材市场的价格大概要比我们当地人参收购价高出30%！”
种植人参虽然赚钱，但参农却很辛苦。参地都是方圆荒无人烟的偏僻树林，为了防止人参被偷，参农往往都要住在参地旁边搭建的柴棚里，白天黑夜地守着。“八几年的时候，国家对枪支的管制并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因此好多人都是带着枪护参的。”钟老先生说。
据他介绍，当时99%的参农都选择种植园参，因为林下山参的种植需要承包一大整片的林地，种植周期长，成本相对高出好多倍。
虽然园参的种植成本相对较小，但种植程序一点也不简单。每年立秋前，参农都要及时采摘成熟的鲜参籽，晾晒、淘洗干净，然后均匀地洒在一个装了参土的池子上面，覆盖约2尺厚的土，再盖上蒿草杆，上面再压土，等待参籽开口。在霜降后、小雪前，待参籽的开口率达到80%的时候，将参籽均匀地播撒在参地里。来年清明时节，这些参籽就会开始冒芽。由于人参喜阴，等鲜嫩的参苗享受过第一场春雨的滋润后，就必须及时用塑料布给参苗搭建遮阳棚，为其创造合适的生长环境。两年后，这些小苗将长出5个叶子，成为2年根。在参苗长到2-3年的时候，为了保证土地营养的充分补给，必须及时移栽到新的参地里。再等待2-3年的成长，原先的小参苗变为5年根或6年根，起参、卖参的时机就到了！
其实，人工培育人参，远远要比钟老先生的上述介绍复杂得多，复杂地催芽、精细地播种、耐心地移栽，还要在至少五六年的年头里保证定期田间管理，防旱、防晒、防雨、防寒，更要防病虫害，否则，多年的心血可能因为一两天的懈怠而功亏一篑。
种植人参并不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据钟老先生这些年的观察，地方人参的价格基本上十年一个循环，经历了从高价到低价的变迁。“90年代的人参不值钱，很多参农都赔哭了！这几年种人参又成气候了，人参的价格相当不错！”钟老先生感慨。
家住抚松县泉阳镇泉阳河子村的武献彬就遇上了钟老先生所说的气候。四十岁左右的武献彬已有20多年的种参经历，但种人参并不是他成年后的首选行当。靠着农村几亩地种点玉米之类的粮食并不能支撑起全家老小，他选择走出村庄，南下打工，先后去过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但是，即使忍受离家之苦，挣得也不见得比村里同龄人种参赚得多。于是，武献彬重返家乡，也加入到参农的队伍中。
在经过前期两三年的成本投入后，武献彬种的人参也开始盈利，每年的人参纯收入最少时也有几万，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几十万。武献彬告诉记者，他们村100多户人家，大概有四五十户人在种参，从今年来看，收入最多的大概有100多万元，投入估计有60万元，一般家庭有二三十万的收入。
与钟老先生时代不同的是，现在的参农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推销自己的人参。因为在万良镇有亚洲最大的人参批发交易市场，每年秋天，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人参收购商都会来万良收购。参农要么直接在参地里与收购商成交，要么把挖的参送往万良市场，那里不缺买家。
在种参的这些年里，武献彬明显地感觉越来越难。
“这第一难就是种植人参的成本越来越高，除了不断增涨的工钱外，参地的价格更是年年攀升，一般的家庭如果没有一定的积蓄，恐怕很难进入这个行当。”据了解，当前吉林抚松园参的生产仍然采用去林栽参、参后还林的栽培方式。随着多年人参产业的发展，废弃的老参地越来越多，适宜栽参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土地使用价格昂贵，无疑给农民种植人参设置了一道高门槛。“去年一丈参地的价格是350-380元，今年马上就涨到400元了”。记者了解到，今年武献彬共种植人参200丈，但各种成本投入估计达到十四五万元。
“第二难就是市场对人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几年来，政府要求我们统一使用参工集团植保公司研制生产的低残留农药，虽然它的价格相对市场上普通农药要贵一些，但起码能保证我们种的人参符合质量要求，要不然我们的参就卖不出去了。”由于人参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各路收购商对人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参农们不得不开始学习科学的种参方法。“我家有好几本人参种植指导用书，什么时候打农药、用量多少等，书上都有明确说明，不学习就会在人参市场上被淘汰！”武献彬如是说。
作为并不亲自种植人参但又与人参种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来讲，吉林抚参堂的邵国平对参农的现状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从人参的种植来看，参农非常辛苦，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是靠天吃饭，不知道人参当年的市场价格将如何，更对地里的人参在几年后能否挣到钱没有底。“种几年人参却赔了全部家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目前参农一个很大的困惑。”
据了解，今年秋天，武献彬的人参收成并不算好。2012年春天，有200丈本应在今年秋天收获的6年根因为参土土质不好的原因腐烂了，足足使今年的收入少了二三十万元。
记者从钟老先生处了解到，在他种人参的那个年代，基本上每个镇都有一个国营参厂，规模比较大，涉及人参的种植、加工及销售环节。但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影响下，国营参厂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视野中。近几年中，抚松参农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集体，即“参农合作社”。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是集参农的财力、人力及知识，甚至销售关系网，自发形成参农合伙，经村委会审批成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他们共同投资、共同种植、共同分配收益，实现参农的共赢。
邵国平对这种新型“合作社”组织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当地参农自发组成合作社，这对农业经济、林业经济来讲具有生存的价值，能够凸显地域的特色和价值。虽然刚开始是松散型的，但未来都应当是集团型的。这种农户的合作是科学的！”
武献彬说，“这种合作社组织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能享受到政府的无息贷款扶持，但是合作社实行的是统一管理，我总觉得有些不自由。”据悉，他目前并未加入这种参农合作社，还是延续以往的单户种植。但在人参的对外销售中，武献彬与其他八九个老乡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分工合作，渠道联系、竞价及客户培养等，就这几年的生意来看，他们的合作还是很有效果的。 人参“变身”之困
近十年的每年白露前后，武献彬除了采收自家的人参外，还忙着和他的合作伙伴从村里人参种植户那里收购当年的水参，然后转手卖给从外地来的收购商。今年秋天，他们一天最高能卖出约1，500斤的水参。
据了解，武献彬他们收来的人参基本上都是在万良人参批发市场上卖出去的。“这里的人参主要卖给国内的药业，还有一部分卖给韩国、日本等国外的收购商，由于国外收购商对人参品质要求比较高，所以他们的收购价相对较高一些。”武献彬说。
国内药业是抚松人参市场的主要收购者，于是抚松的人参基本被摆放在了各大中药店的柜台里，有的被切片做成饮片充当药剂，有的被加工成生晒参和红参，稍作礼盒包装，成为高档的滋补品。
众所周知，人参是名贵补药，其性平、味甘，素享“百草之王、百药之首”之美誉，久服健身延年，有很大的医疗价值和经济价值，在中国的药用史上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早在战国时代，良医扁鹊对人参药性和疗效已有了解；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药中上品；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记载了人参的众多药用功效。这一切都给后人食用人参强身健体提供了史学依据，更为中药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
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到现在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堂，作为中国医药行业闻名遐迩的老字号，于2001年11月在靖宇县组建了北京同仁堂吉林人参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建立了国家级吉林长白山人参无公害规范化种植基地。据了解，公司自有人参种植面积达68万平方米，有现代化的人参及中药饮片加工厂6，800平方米。
在同仁堂官方网站公司简介中赫然写着：“应用规范化种植优质吉林长白山人参及人参精深加工技术研究是公司自主研发，有独立产权，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用该技术生产的人参产品已达到高丽参同类水平，在国内领先。”
同仁堂在传统的人参中药行业内走在了前列，它自种、自产、自销，研制、培育了同仁堂人参品牌。在北京某同仁堂店里，除了同仁堂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人参养荣丸等中成药含有人参成分外，记者看到的人参产品仅仅有人参饮片、生晒参礼盒，根据人参的生长年限、大小及体形等因素的不同，价格有明显区别。一棵礼盒包装的五年根、约重100克的人参，售价约200元。当时正值2012年9月中旬，售货员见记者对柜台上的人参颇感兴趣，不忘极力推销，“现在这个价格很合适，听说公司10月起人参要全线提价了，您还不赶紧带几棵走。”
然而，在这家店里，与吉林长白山参相隔不到10厘米的柜台上摆放着一盒高丽参，铁罐密封包装，无法看清里面的真实面目，但是仅仅38克的净重，价格却高达300多元。
如此悬殊的价格，不禁让人疑惑，吉林参与高丽参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这些吉林人参可是响当当的同仁堂品牌！如果拿吉林参农自己种植的园参与高丽参相比，岂不是不堪一击？据了解，今年秋天的抚松人参市场上，每棵重100克左右的人参的售价是80-100元＼斤，这种价格与同仁堂品牌的生晒参价格相比已经相当悬殊了。
从事人参产业开发的邵国平告诉记者，韩国的好人参大部分从中国吉林那边购买，经加工后贴标再高价售出，叫高丽参。“过去，没有媒体对此系统地作出引导报道，使老百姓误以为是韩国产的。韩国高丽参的价格比中国人参高出三四倍，这是没道理的。其实高丽参卖得就是他们的牌子。”
也许是看到了人参的潜在价值，在近几年，许多大型药企先后进入人参行业，如吉林本土的修正、敖东、紫鑫等。但是，即使是同仁堂这样在全国乃至世界中药行业内颇有名气的品牌药企，其培育的人参在韩国高丽参面前也并不占据优势，这种状况从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中国人参在世界人参市场的境遇。据了解，中国人参产量占世界70%以上，但产值不到世界人参总产值的4%，韩国高丽参种植面积4万多亩，仅是吉林人参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年产量约1，700吨，也比吉林省人参总产量少了6，000吨，但其年产值却是中国人参的6倍之多。
虽说人参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从吉林人参的变身路径来看，相比韩国高丽参的发展规模，中国人参与韩国高丽参存在巨大的差距。早在1899年，韩国政府就创立了韩国人参公社，专门掌管高丽参的制造及输出，并且培育了“正官庄”的高丽参高端品牌。据了解，“正官庄”人参在种植、田间管理到加工和销售各个过程的管理都极为严格，超过5次以上的农残检查以确保人参的高规格品质。同时，大多数农户都是按订单需求种植高丽参，人参公社不间断地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监督，人参统一回收，统一加工，统一销售，不仅控制了人参产品质量和销售价格，更保证了韩国人参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让韩国高丽参的发展实现产业化并远远超过人参产量大国的中国，最为关键的是韩国政府对人参市场的解禁令。20世纪50年代初，韩国在人参制品厂的门额上挂出了“药食同源”的横匾，其自产的人参90%以上是作为食品消费的，开发的人参食品有十几大类数百种，包括饮料、饼干、糖、茶、果酱、方便面甚至咸菜等，极大地推动了韩国人参的产业化。
人参产业被誉为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省的优势产业，更是抚松县的主导产业，仅2011年，全县人参总产值62亿元，较2010年43亿元约增长47%，占全县GDP的19%。但是，无论是三十年前钟老先生的种参时代，还是如今以武献彬为代表的参农，记者了解到，在多年的人参种植、经营中，他们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自主经营，人参种植尚未在参农中形成一定程度的规范化经营规模。
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我国人参在市场化过程中所能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药业，仅在抚松县，从事参药业总户数约14，000户，涉及人口41，000人。除药业外，人参还进入了保健行业。但是，无论是药业，还是保健业，人参的产品形式相对单一，基本只有初加工产品，遗憾的是，在韩国等其他国家所盛行的人参食品、人参化妆品等领域内，中国的人参迟迟未能实现规模突破。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抚松有企业研制出了人参雪花膏，这个地方特色化妆品在当地女性人群中曾经风靡一时，可谓家喻户晓，是当地女性护肤品的首选。“那个时候，我们同龄姐妹们基本上人手一袋人参雪花膏，既便宜又滋润，后来不知怎么，市场上就不见这个牌子的护肤品了！”一位四十岁的东北大姐仍有疑惑的告诉记者。一位知情的业内人士称，“人参雪花膏是中国最早的人参化妆品，虽然曾经是吉林非常好的品牌，但因为不挣钱，就没能发展延续下去。” 抚松是中国的人参之乡，是地道的人参主产区，栽培人参技术已有440多年的历史。经过多年的发展，抚松人参种植面积及产量居全国之首，是亚洲最大的人参专业交易市场。记者从抚松县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全县各种人参加工企业（业户）约有3，900多个，但在工商注册的参业企业仅有166个，占人参加工业户的4.1%，而注册企业中仅有8家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中药加工许可证，占注册企业的4.8%。虽然抚松人参占据了全国80%的产量，但人参产业的规范化、标准化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而这也是全国人参产业现状的缩影。
记者从2012年9月1日在吉林抚松召开的“2012中国人参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获悉，目前我国拥有近2万家人参种植、加工和贸易企业。虽然数量比较可观，但我国的人参企业呈现“小、散、乱”的典型特征，造就了我国人参“高生产量、高出口量，相对低产值”的产业格局现状。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人参产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品以水参或简单晾晒产品为主，缺乏深加工和精加工，附加值低，没有形成统一的强大的品牌效应，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
中国人参历史如此悠久，吉林长白山人参种植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什么我国人参尤其是长白山人参未能做出规模产业？难道中国注定只能是最为便宜的人参原材料提供地？难道中国的人参注定只能有一种最为简单的变身，即药用人参？
邵国平回答了记者的疑问。他说，这些年来，我国的人参产业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脚下栓了一条绳索，发展起来寸步难行。“紧箍咒是指理念上的不正确，很多中医知名专家号脉的时候说身体虚，需要补高丽参或补西洋参，但是吃人参不好，吃人参上火等等，这种观念严重束缚了人参产业的发展。乾隆是吃人参的高手皇帝，他吃人参的习惯与他的长寿，就说明了人参对健康长寿具有非常明显的意义。绳索指的就是政策，过去人们买人参只能去药店作为中药材来购买，这种情况，中国的人参产业怎么发展得起来呢？过去做人参的企业，其实就是做药厂，但人参不仅仅是一个药厂的问题。以前吉林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发展人参产业，但实际涉及的只有药企，仅仅依靠药企来发展人参产业是不可能的。而在韩国，一开始就把人参作为食品类别推向市场，各种人参保健品大量出现在超市、食品店和街头的自动售货机里。这种情况下，中国与韩国的人参产业竞争本来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紧箍咒和绳索的存在，使人参产业想不了、走不了。”
所谓束缚人参产业发展的绳索，其实就是“药食同源”政策的缺失，虽然人参自古以来就是“药食同源”植物。200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32届大会审议 通过了《人参食品》国际标准，规定人工种植人参可用于食品，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把人参作为食品应用，我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销售一些人参食品、制品、如人参酒、人参烟、人参糖、人参饮料、人参蜜饯等，但2002年卫生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却仅将人参列为保健品使用范围，因此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并不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虽然，卫生部于2011年初将吉林省设定为人参“药食同源”的试点，允许开发人参食品，但这次松绑也仅仅涉及76家试点企业，更多的参企被挡在了药食同源的门槛之外，人参若想实现除药品、保健品之外的多种变身，仍然面临很大的困境。
解禁令来了！
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共同发布了《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首次将“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并将开展食物新资源研究与开发、充分利用我国特有动植物资源和技术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和新功能的保健食品作为其中重点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这个政策的出台，为健康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邵国平看来，中国人参产业的发展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突破。政策上对人参产业在保健品领域发展的支持才从今年开始，是国家在培育人参产业上的新的、有力度的政策，即使这项政策才起步。
然而，真正让涉足人参产业的众多企业备感欣喜的是，他们等来了国家对人参药食同源的解禁令。9月4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批准人参为新资源食品，且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参（人工种植）来源于5年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食用部位为根及根茎，卫生安全指标应当符合我国标准要求。这个解禁令的出现，让多家翘首期盼的企业终于看到了新的希望。
解禁令来了，让中国人参产业的发展面临多种机遇，众多的参企跃跃欲试，企图在解禁后的人参市场中博得满堂彩。紫鑫药业作为第一批获得药食同源试点的一家上市企业，无疑已经在这场市场争夺战中抢占了先机。在9月6日召开的“2012中国吉林·国际人参大会”上，吉林紫鑫药业在展会上推出了几十种介于功能食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新资源食品——人参食品，有人参茶系列、人参酒系列、人参糖系列，并有包含160多种食品、5到6种药品以及面霜、香皂类的化妆品等在内的在研人参产品也参与了展示。
在中国人参市场上，看好人参产业多领域大发展的并非紫鑫药业一家，北京普华康泰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曾经专注于老年产业、健康产业的保健品公司，普华康泰公司董事长邵国平认为，健康产业的发展，必然会跟人参产业对接，这不是跨界，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由于市场的存在，随着保健意识的提高，大家最终还是要追逐、回归到老祖宗留下的药食同源的理念，因此他们公司进入人参产业，即创建吉林抚参堂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也是很正常的。
抚参堂进入人参产业链实际只有3年时间。整个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是依靠整合人参产业链的研发、种植、加工及销售四个环节来完成的，其人参来源于当地参农及参农合作社，公司并不实际种植人参，但在培育“抚参堂”人参品牌过程中，公司将资本和知本两大块资源带到了抚松，试图撬动当地的人参资源产业。
邵国平说，从吉林省政府到地方政府，有很多扶持人参产业发展的政策。针对抚参堂带头整合人参产业，当地也有不少政策，既有普遍性也有个性化的。“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我认为这些政策的力度还必须继续加大。” 人参产业要整合，就必须有资本与知本的进入。抚松作为一个县级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资金支持显然非常有限，因此抚参堂并不祈求抚松县政府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支持这个产业。“但是地方政府上上下下对人参产业的期望，使我们觉得投资到这个地方是比较稳定的，他们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信心。”
记者从抚松县人参产业办了解到，2008年3月起，抚松县政府财政每年都列支800万元设立人参产业发展基金，用来推进和发展人参产业。但是，要发展抚松人参产业，仅仅依靠县级地方财政资金提供的800万元显得有些杯水车薪，因此，必须要借助外部力量的投入，来撬动当地的人参产业。
“我们公司进入人参产业，是联合资本公司带着钱进去，同时整合一些科研院所的专家作为外脑，以智库的形式，把知本带进去，现在就希望能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积极致力于中国人参产业的开发。”据了解，目前抚参堂的人参产品主要是生晒参、红参全线产品，其中高端的林下山参是它的特色产品，产品形式包括了人参滴丸、人参精油、人参粉等。如今，卫生部的这个新政策，给抚参堂和其他的参企都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邵国平透露，他们首先会加大在食品、饮料等方面较高端产品的拓展，其次的重点是使人参进入餐饮店和商超。“我在人参产业高峰论坛上就提到，中国人参没有标准的销售渠道，被迫进入药店。在未来就好了，不出5年时间，超市中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产品，我们的产品也会进驻北京等城市的各大超市”。
在3-5年后，人参一定会进入中国人的餐桌，作为滋补的佳品。目前餐饮业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领域，抚参堂也不落后，据了解，他们已经提炼出了10种人参药膳配方，试图打造地道的抚松食材，并与北京的一些餐厅合作。不难想象，将来在中国出现专门的人参餐饮店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未来我们还要在人参餐饮这一块开展网络配送，如果需要孝敬身体欠佳的母亲，可以从网上下单订购我们的人参配方餐饮产品，包括抚松林下散养鸡、人参及辅料等，我们将直接配送至目的地，家里直接煲汤食用即可。”
国家出台了这样一个利好人参产业的新政策，作为参企，必须要努力。目前，中国人参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高丽参主打食品系列，要比高丽参有所提高，就必须推出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抚参堂把人参产品的拓展也瞄向了比较高端的功能性化妆品。目前，抚参堂名下的化妆品有人参肽面膜、人参精油，相对来讲品种还是较少。
邵国平说，其实中国人参出口到国外，已经有很多被用到化妆品中了，包括法国、韩国等国家已经走在了前列，而中国仍然仅仅是原产地的身份，并没有研制出品牌终端产品。“当中国人在国外买了人参化妆品的时候，认为国外的很好，但是化妆品中真正发挥营养功效的核心成分其实就是我们的人参。中国目前没有一个自有品牌的人参化妆品，这是悲剧！面对如此广阔的化妆品市场空间，我们对人参化妆品是非常乐观的。”
然而，对于卫生部关于人参加入新资源食品的解禁令，业内人士认为这个新政策还存在一些遗憾。邵国平认为，这个新政策里有很多条条框框，限制了人参产业的发展。“这些限制是否科学，我不是专家，因此不能下结论。但是我认为这对中国人参产业的发展还是有束缚。如它规定只是5年以下参可食用，但是作为林下山参，我们公司年头最短的是18年，从煲汤角度出发，高端人士保健的话，肯定是18年林下山参更好。如果要开个18年人参的滋补汤店，则依然开不了。因此这还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实际不应该，因为到现在没人通过大量人体研究实验，检测证明说18年人参吃完后会出问题，也没有一个专家指出存在这种可能，那么凭什么要这么规定？当然，国家出台这样的政策是需要慎重的，得一步步来，但对产业发展来讲仍然是束缚。”
不过，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对参企们还是非常有利的，等于对其发展放开了一道槛，“这样就保证我们和韩国高丽参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因为中国人参跟韩国竞争的是园参，而非林下山参。”
对众多参企来讲，发展人参产业可谓恰逢天时地利人和。上至国家政策、下至地方政府配套政策，对人参产业发展都是利好的消息；从老百姓消费意识来讲，个人的保健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如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再做不好就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问题了，不能再怨任何人。我们不能光躺在家里去埋怨韩国买了中国的人参，经加工后变为高丽参再来打压我们的人参；法国高端化妆品是买了我们的人参，添加在化妆品中后再卖给中国人。再去抱怨就没有意义了，各大参企必须立刻行动起来！”邵国平分析道，“除了国家的政策要继续更加明晰外，媒体的态度也要明晰。媒体在宣传的时候，并不是要单一的宣传抚参堂或其他人参品牌，而是要视为在宣传几千万老百姓的饭碗，因为人参产业影响着吉林当地农民的生存。”
制胜法宝
关于中国人参与韩国等其他国家人参产品的差距，普通参农认为在于加工和包装，参企方面则主要认为在于产品种类。在当前新政策形势下，抚参堂的邵国平又给出了新的答案。他说，“我认为中国的人参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基本上没什么差距了，我们的各种产品其实早都已经研制出来了，只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已有的人参产品因为没有标准的销售渠道而不被众人熟知。相比韩国高丽参，我们有高端的林下山参，而高丽参是大田轮作种植的；在高端的人参皂苷单体产品里，中国的提取技术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公司已经推向市场的就有13种单体产品。要说和高丽参的差距，其实关键在政策上。”
既然已经有了同步竞争的政策，也有了与高丽参相抗衡的技术和产品支持，看来，要逐步实现中国人参与高丽参同日而语的局面，继而树立中国人参强大的“宗主国”形象，不再是难以触碰的梦想。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梦想，必须手握制胜武器，即无论是人参进入最基本的药业、保健品行业，还是进入食品、化妆品领域，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领高地，必须确保人参的质量，培育高品质、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参品牌。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品牌的道就是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而口碑的塑造，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产品的质量。 那么，到底该如何确保高品质的中国人参？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食品安全督查处副处长史根生认为，要发展好人参产业，既要强调产品功能性，又要强调产品安全性，两条腿都要硬，缺一不可。
邵国平说，要想打造一个知名、有信誉的品牌，就必须有一个好的质量监控体系，不仅要在企业自己能力范围内，还要整合社会上的强有力资源，与社会上最权威的机构联盟，构建质量监控体系。
据了解，为了培育、推广抚松的长白山人参的品牌影响力，抚参堂正与国内顶级的科研院所合作，试图打造抚松人参的化学与质控体系，通过对林下山参参林的检测，对园参产业链重金属与农残的全程质量跟踪，通过对抚松人参属性的认定，最终制定出抚松人参的标准，打造优质的抚松人参品牌和产品，全面提升抚松人参价格，拉平与高丽参的终端产品价格，建立标准的林下山参价格体系。
参业要做标准、做质量。人参企业第一要做有文化的事，学习人参文化，一点一滴渗透文化的力量；第二要做科学的事。科学种植、科学加工以及建立科学的质量追溯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讲科学和讲质量是并列的，因为这个质量并不是是否用了农药这种简单问题，而是要用科学的手段追踪、判断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邵国平指出。
2009年10月，媒体曝光“野山参”疯狂造假，对抚松县在发展人参产业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披露，一时间多方声音都对长白山人参的质量发出了质疑，严重影响了当地人参的声誉和销量。事发后，当地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自查自纠。
“现在大家的意识都在提高，中国的人参产品不仅要在国内起到治病救人、强身健体的效果，还要能走向国际市场。”邵国平强调，“但是，这个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不是企业自己制定的，而是国际上。因此，要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人参产品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否则入不了关。”
毋庸置疑，高质量的人参产品是提高中国人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是，高品质的产品并不等于知名的品牌。中国的人参要走向市场，打入国际，还必须注重品牌战略的实施。
市场营销学告诉我们，品牌战略的关键点是管理好消费者的大脑，在深入研究消费者内心世界、购买此类产品时的主要驱动力、行业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联想的基础上，定位好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品牌识别系统，然后以品牌识别系统统率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
因此，参企在研制人参产品时，必须依据市场调查做好产品定位，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研制高品质的人参产品；同时要在人参产品研发、包装设计、广告、通路策略、终端展示到促销甚至接受媒体采访时抓住与公众沟通的机会，演绎品牌的核心价值，在细节中做好人参产品的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
对于中国人参产业的发展路径，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周邦勇也曾指点迷津。他说，人参产业要想实现突破，需要走好“产品化——商品化——品牌化”这样一条道路，首先将人参转化为产品，产品销路打开成为商品，最终打响品牌，成为高附加值的品牌化商品。
然而，要实现中国人参产业的品牌化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正如国务院参事、中国保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秦小明强调，“振兴中国人参，创建国际品牌，非一朝一夕可成，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