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1927-1937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内政局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近代中国体育运动也有了长足进步。本文着重论述这10年间中国体育运动在体育制度的制定、学校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开展等方面取得非凡成绩，为建国后体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体育法规;学校体育;竞技运动;武术运动
自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掌握国家政权。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10年期间，国内政局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此期间体育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近代中国体育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完善。
１．体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体育法规的制定
1927年12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该会拟订了《全省体育会组织条例》、《省会及通商大 城市公共体育场办法》。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又通过对高中及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的决议案。另外，通过了有关体育学校和体育师资的决议案。这些条文，成为国民党当局最早按“党化教育”精神“整顿”社会体育机构的借口和依据，凡与条文不合者，及遭到取缔或制裁。
2.学校体育和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
1931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体育课程标准》，1932年11月公布了《小学体育课程标准》，1936年2月，又公布了《咱系大学体育课程纲要》，这些标准以后都多次修改、补充。在制定有关学校体育规定的同时，教育部还聘请国内一些教育专家编辑出版了《小学体育教授细目》、《初中男生体育教授细目》、《初中女生教授细目》，和一套中、小学体育教科书。这些“标准”和“细目”包括了学校体育的各个方面，范围之光，规定之细，都是前所未有的，使学校体育开始比较系统和有序的地发展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政府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
这一时期体育专业人员的培训，主要是通过派送留学生、开办大学体育科（系）和私立体育学校等途径来实现的。在派送留学生学习体育方面，以赴美者居多，其次是德、日、法等国。1927年至1937年间，赴美得有10余人，赴德的有7人，日的有3人，赴法的仅1人。当时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派送的，一部分是教会学校保送大多在高等学校体育科、系任教，他们在介绍国外体育运动和体育学术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大学体育系、科仍然是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中央大学体育系的毕业生有241人，北师大体育系的毕业生公272人。除了上述两所大学体育系外，这一时期还开办了一些大学体育科、系和公、私立体育学校，主要有8所。这些培养体育专业人员的机构，其数量确实空前，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所招收学生的实际人数仍然不多。当时一个体育系（科）或体育学校，学生多至一、二百名，少则 一、二十名，甚至只有几名的，因此，全国每年的毕业生很少。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也仅有154人。因此，体育师资严重缺乏的状况仍然未能真正解决。
3.竞技运动的发展
在这10年间，由于体育体制的逐步成形和学校体育的发展，运动竞赛日渐频繁，运动成绩达到了近代中国的最高水平。从1910年到1948年共举办了“全国运动会”7界，而在1927—1936年的10年，就举行了3界。近代中国运动竞赛最好成绩大多在这3界取得的。
1930年4月，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举行，由浙江省当局筹办这届运动会，辟杭州梅东高桥军营操场为会场。规定以省、市、特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实到82个（包括日本神户华侨队），男女运动员共1630人。竞赛项目男子组有田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和棒球，女子组有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分设男子共8种及女子共4种锦标。本届男子总锦标为上海夺得，女子总锦标为广州夺得。
第五届“全运会”于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参加单位实到30个（包括菲律宾及巴达维亚华侨队），运动员共2248人（男子1542人，女子704人）竞赛项目中，男子组在上届基础上增设“国术”1项，女子组增设游泳、垒球和“国术”3项。其他还有摔角、射箭、踢毽等，为历届所未有。竞赛结果，上海获得男女两个总锦标。在整届运动会上，出现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共破全国纪录28项。
第六界“全运会”于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参加单位共38个（其中有爪哇、马来亚华侨队），运动员共2700余人。参加单位和运动员均破历届纪录。竞赛项目除上届各项外，又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足球、摔角、自行车等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共设19个锦标（其中男子11个）。竞赛结果，上海再获男女总锦标。这届运动会创造当时全国最高纪录共19项。
这3界运动会在规模、运动项目和部分运动成绩上，逐步有所发展和提高。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发展是很缓慢的，与当时世界水平和亚洲水平的差距都日益扩大。这种状况在中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上反映得非常突出。
1927年以前，远东运动会都是每两年举行一次，从1927年开始，一度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1930年又改为每四年举行一次。中国参加这几届运动会的各项事宜，都是“全国体协”筹办的。在这几届运动会上，中国运动成绩相对落后的趋势愈益明显。当时中国的许多田径单项纪录，都是30年代前半期创造的。但是以这些最好成绩同当时远东运动会的纪录比较，也有不小的差距；同世界纪录比较，差距就更大了。
4.武术运动的发展
1936年8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除符保卢的撑杆跳高以3.80米的成绩取得复赛权外，其余运动员均在复赛中被淘汰，只有武术表演获得了意外的好评。武术获得好评，与国民政府一直重视国术（即武术）有很大关系。1927年3月，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获得国民政府的赞同，在原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武术馆，次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下下设理事会，负责推举正副馆长和议定预、决算等。馆长为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建馆初期设武当、少林两门，高振东、王子评分任门长，1929年后改制为教务、编审、总务三处一室制。
中央国术馆成立以后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相应机构。到1933年底为止，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国术馆达300余所，许多区 、乡也建立了支馆，各级国术馆均受上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领导。馆长大多由同级政府首脑兼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国术馆系统。国术馆的主要职责是，一是组织武术考试和比赛；二是推广和普及武术；三是进行武术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
由于许多武术家和社会人士的努力，不少国术馆在推行有组织的武术训练和比赛，促进武术运动的整理、改良和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但是，国术馆本质上是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杂糅的产物，它在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内部宗派林立，相互倾轧，师徒间讲究“奉师如父，执役如仆”，国术考试中更是大肆宣扬封建复古，变相恢复了封建武举制。这些都是不利于武术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