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何伟被吴天明厂长要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分了一套房子，那楼叫解放军楼，他在三层，张艺谋在四层，但他只去住过两三次后来他去了上海永乐集团，被上影厂合并后就到了电视剧制作中心，在上海定居一直到现在，现在网上的资料显示他还在西影厂何伟说自己不怎么上网，最近演的也少了，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导演，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他，所以网上的资料没人更新，可回想当年，他是真正的红过，人们那么喜欢他在《高山下的花环》里扮演的靳开来，争着跟他握手，争抢中他的羽绒服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羽绒漫天飞。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何伟依然很感慨，时间如流水逝过，他—直追寻的是一片丰富的安静
母亲做的新鞋
何伟在东北长春出生，母亲是印刷厂的职工，父亲是机床厂的车工，按说他压根跟表演不沾边，更没想到以后会当导演那时候看场电影就跟吃饺子似的，特别是一次没看成电影的经历让何伟印象深刻母亲把平日的旧衣服拆了洗，洗了晒，每天晚上在灯下给何伟纳鞋底，终于做了一双新布鞋、那天娘俩都很高兴，母亲说：“今晚妈妈会早点回来，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别往外跑在家等着啊！”但何伟心里痒痒的，他没听话，穿着新鞋就出去显摆了，和一群小孩儿玩“甩鞋”游戏——把鞋倒着穿，看谁把鞋甩得远。“嗖！”何伟把新布鞋—下子就甩到树上去了。他赶快去爬树，那群小孩儿都坏着呢，他一爬就往下拽他，正互相打闹这会儿，有人喊：“何伟，你妈回来了！”吓得他鞋也顾不上找了，马上往回跑。跑回家母亲一看他光着脚，就问，“鞋呢？”“鞋甩树上去了……”母亲马上跑出去找鞋，何伟也跟了出去，可树上连鞋的影子都没有。何伟不敢回家，跑了。母亲就挨家找，邻居家、大伯家、二伯家、姑姑家，都找遍了，也没找着。后来母亲顺着大道找，走到长春二商店前无意朝里看了一眼，发现何伟一个人在日用百货的柜台前，用手指摸着玻璃一圈一圈地走呢。当时母亲的眼睛就湿了，她进去抱住何伟，这是唯一一次何伟闯了祸没挨打。娘俩出来时，正碰见电影散场后涌出的人群。
多年以后，何伟的形象出现在大银幕上，这就像他说的，人生就像扳道岔似的，本来是在固定的时间来扳，往左扳就看到左边的风景，往右扳就看到右边的风景。他还记得那天他穿着红色的跨栏背心，刚带着同学们去车站搬完钢板要回家，被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问：“爱看戏吗？演过戏吗？”原来那阵子一个名叫《风华正茂》的话剧全国风靡，是讲教育战线复课闹革命的事儿。教育局想组织学生们观看，但即使是包场，一场话剧的票价还是高达三毛钱，对学生来说仍然太高了。教育局打算自己组织演这台话剧。何伟的语文老师正是《风华正茂》的组织者，他觉得何伟的形象好，长得像渔民的儿子，让他做个无实物表演——“就表演—下扫地吧”。
这能难倒何伟吗？家里的活都是他干，洗衣做饭、买煤劈袢子，冬天削大白菜再码好他样样都拿手，可怎么手里一没有笤帚扫地就顺拐了呢？语文老师一看：“得了，那你朗诵个《艳阳天》吧。”这回何伟表现得很令人满意，声音洪亮，很有激情，于是被任命演《风华正茂》的男一号赵晨光。关于朗诵这事，何伟是这么说的：“当时就是扯着嗓子一喊，就是朗诵得好了。”
一封举报信
《风华正茂》一演就是99场，何伟找到了点儿表演的感觉，可转眼就要毕业了。那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要插队下乡，母亲在家里给儿子一铺床就哭，说给何伟铺不了几次床了。这时候长春市文工团话剧队招生，老师让何伟去考，如果考上就不用下乡了，这就像是天上掉的大馅饼，砸到何伟头上了。全家都开始忙活起来，何伟在家里成了小皇帝。以往家里的活都是他干，母亲是个事业女性，在单位干了一天回家后就累得散架了，都是何伟把饭菜都端上桌，再帮母亲擦皮鞋打鞋油，而这回成了全家人伺候自己，何伟一下子消受不了这福气，耳朵起水泡——上火了。考试时何伟就顶着包着白纱布的两个大耳朵去了，他说自己像猪八戒似的。吉林省报名的有3700多人，只招7个人，他考了5次才考上。当时一起考试的还有李幼斌、史宪富、李玉峰、张瑞琪、刘雪婷，他们都比较顺利，第三试就录取了，只有何伟考到最后。招考的老师有些纠结，他们招的都是大高个儿，觉得何伟的形象不是那种标准的白马王子。后来他们一商量，也不能都按男主角的标准招啊，总还是需要演配角的演员，这才决定录取了何伟。
不用下乡了，何伟感觉好极了！可乐极生悲，教育局接到了一封举报信。信上举报有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让他们的班长何伟下乡支援革命建设，这无疑是巨石轰顶，全家人都很紧张。到底是谁写的这封举报信呢？谁都猜不出来。
在演《风华正茂》的时候，一个老师对何伟说，有个女同学看上你了，你觉得人家怎么样？何伟这才发觉一个女孩儿总坐在自己对面，每次都帮他拉幕布，还把发的蛋糕给他吃。蛋糕是何伟这辈子最爱吃的，即使到现在，他在外面遛弯，只要看见有卖蛋糕的就忍不住要来一块。出了举报信的事之后，母亲生怕儿子去不了话剧团，事事谨慎。到了那一届毕业生集体下乡的前夕，女孩儿来何伟家向他道别，何伟想出去送她，被母亲拦在身后。那时候谈恋爱是个大事，很有可能会影响前途，母亲就是怕这些。几年过去了，何伟最后一次碰见那女孩儿是在医院里，她告诉何伟说他的戏她都去看了，还保留着所有的说明书。直到两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何伟的母亲还在自责当初的做法。
石膏脚和花裤衩“事件”
进了话剧队，第一台大戏就是《雷锋》。因为其他人都是大高个儿，雷锋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何伟身上。从这开始，一边学习一边体验，何伟的专业表演技能显著提高。1984年，谢晋导演为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选演员，靳开来的角色竞争激烈，当时一线的男演员张连文、赵尔康等都在候选之列，谢晋看了很多都不满意，让副导演去东北再找找。副导演到了长春，见到的却是躺着床上，脚面骨折打着石膏的何伟。骨折发生在两个月前，何伟抱着儿子去医院看病，心里火急火燎，一不小心踩进坑里骨折，已经在床上躺了俩月了。那阵子他正在话剧《少帅传奇》里演一个土匪头子，留着大胡子，长时间没顾得上理发的外形给人感觉很怪，人也显得很萎靡。副导演见面后二话不说，马上掀开何伟的衣服看他的肚子：何伟有点儿不好意思，脸红了。原来《高山下的花环》剧本里的靳开来是个大肚子，有一段戏镜头要专门对准他的肚子，画面是家里的信放在肚子上，靳开来睡着了，信随着他的呼吸在肚皮上起伏，随后，副导演让他做个小品，表演打扑克发牢骚，何伟刚一动作，副导演的眼睛立马瞪大了，最后他决定把还打着石膏的何伟带到北京。 俩人在机场被拦住了，那时候二王劫机事件刚发生不久，何伟在机场一出现，机场工作人员马上围了上来，他的形象太可疑了：二次安检后，他们还是不放心，拿着小锤又过来敲他脚上的石膏。好不容易登上飞机到了北京，谢晋看完何伟做的小品后一拍腿——这不就是靳开来嘛！马上派人把何伟送到了国家女排训练基地、最牛的骨科专家在那儿，看了何伟的伤之后给谢晋导演一句话：“没问题，下个月就能下床”就这样，何伟从话剧舞台走上了大银幕，
《高山下的花环》拍摄前，演员们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在开拍前，每个人都要交人物小传，何伟交的人物小传被导演复印了很多份下发给大家，上面用红笔标的是写得精彩的地方。用蓝笔标的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靳开来的出场被何伟设计成穿着一条花裤衩，被谢晋大大的标着“好”。何伟体验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个排长，别人穿的都是军队发的一色短裤，就他穿着一个花裤衩。别人问，他就咧嘴一笑，“媳妇儿给做的！”在何伟看来，靳开来性格中有很花哨的一面，牢骚大王，油头滑脑的，还爱讲些黄段子，这个装扮很适合表现他的性格。可到了实拍的时候，是在四川的山里，何伟穿的花裤衩和后面的山有点儿靠色，摄影朱永德就喊何伟换下来花裤衩。何伟一听马上不高兴了，当时他正发着烧，又刚接到家里的信说儿子生病了，心情很不好。谢晋喊开始拍戏，他坐着没动，场记过去照着何伟的屁股踢了一脚，“开拍了，没听见啊？”何伟气得跳起来就把鞋甩了出去。谢晋导演一看，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开口就骂场记：“演员要兴奋！我要他高兴！你们干什么吃的！何伟啊，把花裤衩穿上，我老早就说过这个设计太好了，就穿那个！”何伟立刻美了，高烧39度也忘了，一口气拍了四五条；三个摄像机一起拍，最后拍完的时候，他精力耗尽一下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就是《高山下花环》刚开始的场面。
双眼皮儿风波
这件事其实是谢晋导演给何伟上的关于如何当导演的第一课，谢晋对演员细腻的体察，让何伟受益匪浅。他不直接启发演员，而是通过行动，语气，像打台球一样，走折线入洞。还有一场戏是何伟和吕晓禾壮别的戏，他俩在棚里喝着酒，旁边的录音机里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谢导猫着腰撩开帘子低声问：“怎么样？开拍了……”说到这儿，何伟有些动情，声音也不自主地提高了：“你想，谢导平时都是高大、威猛的形象，那种时候很卑微，让我们一下觉得自己很高大，英雄豪情一下就上来了。那场戏是五分半钟的长镜头，一个镜头下来，旁边的人都热泪盈眶，”很多年以后，何伟也是用谢晋导演的方法来执导拍戏，在事情发生前就体察到了演员的情绪，很会调动气氛。
可谢导也不一直都是好脾气，他原本就对何伟的双眼皮很有意见。在他心中，靳开来是个单眼皮，像钢板一样一敲三响，但他看样片的时候才发现何伟是大眼睛双眼皮儿，他讽刺何伟说，你怎么和唐国强一样，都快成奶油小生了！一次何伟睡觉没睡好，把双眼皮儿睡成了三层眼皮儿，这下可把谢导气坏了，站在那掐着腰开始骂：“有些演员，戏还没拍完，就不知道怎么地了，还贴双眼皮儿臭美……”何伟知道他是在骂自己，气得不说话，旁边的吕晓禾一看形势不好，就踢了何伟一下，何伟没反应，吕晓禾又踢了他两脚。这下把何伟惹火了，站起来喊：“你踢我干什么！”谢晋瞥了何伟一眼，转头开始骂化妆师，“你给他贴双眼皮儿干什么？”化妆师傻了，他一早上刚来，连见还没见着何伟。可谢导不管，像孩子似的嚷着：“就是你贴的就是你贴的！”何伟看不下去了，走过去说：“我这双眼皮不是贴的，就是睡觉睡上去的，自然现象！谁也管不着！”然后就扬长而去。
第二天，在上海的延安饭店集体吃饭，谢晋端着酒走到何伟面前：“对不起了，那双眼皮儿不是贴的……”何伟一听，顿时眼泪就下来了，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这么大的导演给自己赔礼道歉，年纪比自己父亲都大，他的心一下就软了。从此俩人的关系更好了，谢晋导戏的时候旁边放了一个凳子别人都不许坐，是专门给何伟坐的。何伟说自己长了一个扁脑袋，北方人都说这种脑型不好，是笨瓜、扁瓜；可谢晋是南方人，浙江人说这是发财脑袋，谢导就爱摸他的脑袋。《高山下的花环》得了大奖以后，演员们下到地方都要发言，轮到他时所有的人都已经感谢谢晋导演感谢了一圈，但何伟说自己才是那个应该要由衷感谢谢导的人，谢晋导演是他导演生涯的启蒙老师。
从影就拿奖
《高山下的花环》拿下了当年“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大奖，何伟也拿到了这两个奖的最佳男配角奖。他心里一直有上大学的情结，1985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大专进修生，他得的奖一个能加100分，就这样如愿进了大学。北电85级进修班一共21个人，带他们的是李苒苒老师，据说本来是让一位年轻老师带的，可他没答应，说这些人都是老油子，可不好带。整个班大都是有表演经验的演员，唐国强、郭凯敏、寇振海、宋春丽、吴玉芳……人人都是当时响当当的腕儿，系里特地规定他们要好好学习，平时不许出去“走穴”。这些腕们儿哪管这些规定。结果被系里通知做检查，可他们回应得铿锵有力：“群众需要，那没办法，”何伟在旁边听得差点哭出来，前一阵子王好为导演找他拍《迷人的乐队》（1985），戏还差一点儿没拍完，他说学校规定不能拍片，心急火燎地恨不得马上就去学校报到，还是王好为导演亲自给他请了一个月假，才把片子拍完。何伟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根本不会油嘴滑舌，他说在《高山下的花环》剧组体验生活时，他其实是梁三喜那样的人物，而饰演梁三喜的吕晓禾平时和靳开来一样，两个人完全倒了个个儿。平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吕晓禾的嘴就没停过，他就在旁边听着；但只要谢晋导演一进来，吕晓禾马上闭嘴，换成他开始比比划划地白活。
在《迷人的乐队》里，何伟饰演的辛天喜又是个能说能玩的人。回忆起拍摄的情景，何伟记忆最深的就是导演王好为的爱人、也是片子的摄影李晨声，他为人低调，行动缓慢，每天一大早何伟上厕所的时候，一听见收音机的声音，保准是李晨声在厕所听广播呢。《迷人的乐队》获得了1986年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还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85年优秀影片奖。之后在北电的两年期间，何伟一门心思花在学习上，他写的论文《扮演靳开来三题》发表在1985年的《电影艺术》上。1987年快毕业时，何伟接拍了黄健中执导的《贞女》。他在《贞女》里—人分饰两角——车杆子和长工，当记者问他在片中曾拿着张贤亮那本很有名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床上看的情景，他说已经不记得了；那时痛诉“文革”悲惨命运的“伤痕文学”流行一时。 在拍摄《贞女》时，另一个毕业大戏也在拍摄。郑洞天导演的《鸳鸯楼》几乎召集了他们班全班人马集体上阵。整个电影由六对大龄青年夫妇各自的生活片段组成，用何伟的话说讲的都是家长里短，是男女间很微妙的感情。在这部电影里，郑洞天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淡化表演”，要和以前那种程式化的表演有区别。何伟扮演的是一个厂长，跟他一组的是同学方卉和袁茵，分别演他的妻子和秘书。由于当时《贞女》和《鸳鸯楼》是同期拍摄，再加上又是毕业论文季，那段时间何伟忙得晕头转向。转眼到了毕业分配，八一厂、空政、北影厂都要何伟，但吴天明的西影厂开出的条件是，解决家属工作外加一套住房。何伟是一个一辈子为了别人做选择的人，他选择去西安，后来又转到上海，陆续拍摄了《古币风波》（1987，饰肖明达）、《面目全非》（1990，饰石笼）、《女人也是人》（1992，饰孙老三）、《都市打斗》（1993，饰李阿井）、《莫忘那段情》（1994，饰赵玉福）等影片。
本命年的生日
80年代末，何伟的个人生活陷入了低潮期。他回忆说，当时的社会是“乱动”，他自己呢，是去掉一个“动”字，生活就是“乱”。婚姻的变故带给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儿子很依赖他，每次周末送他到姥姥家，他总是从墙后面偷偷地看何伟走远的背影。那段日子对何伟来说是灰色的，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过去的记忆多是细节的描述，他有记笔记的习惯，对人、对事、对风景、对表演、对生活，只要有一点儿感想就记下来。他说80年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积极向上，充满理想，但同时人们经过“文革”之后，梦都碎了，心中全是苦痛。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所有的一切等待重建的时刻，至于结果，何伟相信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人的本能追求美好，只不过过程漫长，到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
1992年，何伟和潘长江、孙海英一起拍摄电影《球迷心窍》。拍摄期间的一天下午，单位的档案室突然给何伟打电话让他去一趟，他进屋一瞧，大写字台上铺得满满的都是材料，管档案的人用手指着那一堆纸说：“何老师，麻烦您给指指，您这些档案上的生日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啊！”原来他档案上的出生日期分别是1956年5月1日，5月7日，6月1日，6月7号……在此前，他根本没过过生日，东北过生日就是煮面条下个鸡蛋，但他没享受过这待遇，也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傍晚，又下起了小雨，也不用去剧组拍戏了。他坐在家里，在台灯下写下了一篇文章——《本命年的生日》，直到36岁，他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6月9日。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1991年，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上海一家人》播出后引起轰动，何伟凭借黑皮哥差一点儿拿到当年的金鹰奖，又小小地火了一把。紧接着《三国演义》剧组找他演董卓，《水浒传》找他演李逵——“我最讨厌最讨厌董卓，我才不演呢！”何伟说自己到了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的年纪，家里不用再等着米下锅，所以他转行当了导演。他做导演的这些年，剧组里没人打过架，南来北往那么多人，这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不过用他的话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抢”——抢时间抢收益，到处都忙忙叨叨的，影视圈更是这样。他现在导戏都不敢提太高要求，“你想啊，他三个戏一块拍，不记串词儿就不错了。”台湾的李立群来他这演《田教授家的28个房客》，“何导演，你给我讲讲这个剧本怎么回事，太不好意思了，我实在是没看！”何伟很理解，这是修养好的职业演员才这么谦虚，有些连台词都是现场才背呢！他很怀念80年代电影创作的从容和淡定，所以他在他将要拍摄的一部电影里，让爷爷一直说的口头语就是——“慢点儿，再慢一点吧！”这部电影叫《最后一头战象》，原小说是他1987年就看过的，但他一直没敢动，直到母亲去世时，一下激发了他创作的念头。母亲走的挺突然，虽然身体一直不大好，但身边的家人也没心理准备，当何伟打开衣柜看见老太太把自己的寿衣，还有子女们带的黑纱早就准备好了的时候，他想到了大象走的时候也是这样有尊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体面地离开。何伟说以前的苦难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是充满诗意的，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是关乎人性，人情，这些才是他将来一定要拍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