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外交上获得承认，最典型不过地反映了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加拿大在承认过程中的游移不定，让人深省。 1949年1月，蒋介石邀请在南京的外交使团跟他那逃亡的政府去广州，他为各国大使馆和公使馆人员提供搬迁用的飞机。
加拿大决定拒绝邀请，没有犹豫。我到外交部去送达渥太华的回答，正往大门台阶上走，没想到遇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将军。我说他拒绝邀请比我还性急呢，他却沮丧地说，上面命令他接受邀请，他正在安排马上去广州。罗申将军知道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有重整旗鼓、阻挡红军部队前进的可能性。新政府不久就要成立，这已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在南京的重要大国里，只有苏联大使跟国民党一起逃亡，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牧师也留下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不顾苏联的劝告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和上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时，美国国务院的分析仍然认为，因为新政府就是苏联的傀儡，日子长不了，所以不应该承认。而苏联反倒立即改变了初衷，承认了新政府。
南京是1949年4月解放的，上海比其晚一个月。新政府在10月成立，那时整个中国已在它的控制之下。上海的外国代表不等新政府表态就已在设法让自己的领事馆获得事实上的承认，借以尽量推迟法律上的承认，同时从领事馆的继续存在获得好处。不过，低于法律承认的东西中国人是不会接受的。
英国和美国很早就表现出了政策上的差异，而且继续发展。尤其在上海，由于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锁，形势急剧恶化。美国倾向于从中国撤退，孤立中国，而英国则由于在中国有巨大的投资，急于谋求暂时的妥协。
在封锁上海的问题上，美国国务院担心上海的美国和英国私人企业如果得不到支持，有可能跟共产党合作，使美国政府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比 如，国务院就以不能帮助敌对政权为由，压迫过西北航空公司，要它停止在任何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国际业务谈判。
美国不打算为讨好英国而撤销封锁，而英国则强调货物运输比撤离更重要。事实上英国希望中国能够收复沿海岛屿，打破封锁。但是国民党挫败了每一种回避封锁的企图，坚持对每一艘船只进行搜查，不准携带违禁物品。
戴维斯先生和我在8月份拜会了南京外国侨民局局长黄华先生。黄先生预计新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政府将欢迎在友好、平等、撤销对国民党的承认的基础上对新中国的承认。黄先生指责说，美国支持封锁上海，其目的是在削弱中国，对它的新措施造成威胁。但是黄说，虽然遭到了封锁，中国照样过日子。然后他说，中国要使自己成为强大、独立、繁荣的国家，有工业化的计划，因此需要对外贸易。
1949年10月1日，外侨局局长请来了南京外交使团成员，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敦请在华各外国代表请求各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他的发言使用中文，没有翻译。
中国的外交官跟外国的外交人员进行工作一向使用两种外交语言：英语或法语。但是黄想让大家懂得，中国人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过，我仍然以为黄会把自己的话译成英语（他毕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而燕大毕业生是能说英语的）。但是外侨局局长宣布完毕就一言不发地候着。
澳大利亚外交官凯斯・奥非萨终于打破了僵局。他站起来用英语说，在外交使团的代表里，除了加拿大大使之外，谁都没有听懂局长的话。然后他问，是否可以容许加拿大代表作一回翻译。我翻译了奥非萨先生的话。局长用中文回答说，我可以做翻译。我作了翻译。那以后黄和我曾多次交换对这件事的回忆。
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建立的机构是“由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海外侨胞、其他爱国分子和民主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大会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定北京为中国的首都。
在中国，人们常说北京（北方的京城）是中国政府强大时的首都，而南京（南方的京城）是中国政府软弱时的首都。比如，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他就葬在南京）死去之后，明朝就把首都往北京迁，用以表示新王朝的强大。随后的十三个明朝皇帝都是葬在北京附近的。
清王朝继续定都北京，蒋介石1927年夺取政权之后，选择了南京作首都。于是北京改名北平（北方的和平），表示中国只有一个京城南京。虽然新政权已经把中国的首都迁回北京，但是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却继续把中国的京城称作北平，故意拒绝接受实际掌权的政府所选择的首都。那无疑是希望蒋介石再回南京，中国再回归“自由世界”。
现在，随着新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原已撤销的跟双方政府使用密码通讯的权利又已恢复。我对渥太华提出的建议是：应当承认新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了整个大陆中国，已达到获得国际承认的公认标准。
我得到的回答是：加拿大政府正与其他英联邦成员国协商。我很希望早日作出决定，因为我感到一个问题：承认中国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好处将按照作出决定所耗费的时间的平方比例减少。
11月，印度在与英联邦各国驻印度的代表磋商后，立即宣布决定，承认了北京。印度没有因为害怕美国削减援助而影响自己的外交政策。它当然要跟各国商量，但是决定还是自己作的，时间也是自己定的。印度人没怀疑过中国新政权建立得健全、稳定、能坚持（印度决定，承认中国的恰当时机应是1949年12月15日至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后）。
加拿大原希望印度把承认的决定推迟到英联邦各国的科伦坡会议之后，那个会要研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但是加拿大充分理解印度不愿等到1950年的道理。
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1949年12月26日，巴基斯坦的承认在1950年1月4日，联合王国则在1950年1月6日。加拿大把决定推迟到科伦坡会议之后，但是渥太华在1月就已授权我在北京租一套房屋，准备用做加拿大大使馆。我立即完成了这一指示。我们必须租赁一套房屋，因为我们跟英国不同，在北京不曾有过外交使团――加拿大在中国的第一个大使馆在战时的首都重庆。
莱斯特・皮尔逊先生在科伦坡计划会议之后，取道香港回到了加拿大，然后就按原来的计划设法跟在南京的我联系，打算给我关于承认新中国的指示。可是没有联系上，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已提出的最早时间可能是在1月底。
1950年1月6日，丹麦政府宣布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越来越相信，美国对一个被赶出中国的政权的承认正在耗尽中国对西方国家原有的友谊资源，尤其是对原来最受欢迎的大国美国的友谊。蒋介石因为仍然受到承认，就可以坚持封锁，就可以使用美国轰炸机轰炸中国的城市，而不受追究。
我在1950年2月23日给父亲的信上说：“在大陆，内战已经结束了许久，可你如果仍然一连几个月处于被一个声名狼藉的腐败政权的飞机轰炸的一面，看到生命和财产遭到那样肆无忌惮的破坏，你是会每天祈祷，希望撤销承认，不再支持那个政权的。”
他们的这类活动对最后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却确实造成了对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国家（加拿大是其中之一）的反感，同时也使中国人感到迫切需要从苏联取得海军和空军实力。
毛泽东到苏联寻求援助，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很不恰当的重建和工业化援助。他的大部分收获是苏联关于放弃在东北地区控制的铁路和港口的承诺。这成了南京外交界议论纷纷、心怀不满的话题。
可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仍然是美国处理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中国和苏联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公众舆论和国会意见原来都是可能更早承认中国的，比如在司徒雷登认为承认才是唯一现实的政策的时候。但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等级统治的神话却把公众舆论和国会意见凝聚成了与北京的对立。据说正是这个等级统治的神话使苏联赢得了中国，使美国失去了中国。
中国没收了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馆的财产，美国公布了这一消息，撤走了美国在中国的代表。从此看来，美国的选择是把那事当做重大问题的。这就在准备终于承认中国的道路上添设了许多障碍――那时西方各国几乎全都还有代表在南京。
台湾问题也影响了美国的立场。在国民党到台湾之前，美国并不认为那个海岛有什么战略意义。可突然之间美国就认为它对自己在太平洋上的安全产生了战略分量。台湾对于美国当然并非举足轻重，但是美国却认为它拥有物质资源，如果受到中国攻击，可以无限期地坚持。没有把握的因素是士气和政治的稳定。承认北京是会产生负面效应的，那也是他们不乐意承认北京的理由之一。
在1950年2月，皮尔逊先生从科伦坡回到加拿大时，加拿大政府进一步考虑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问题，却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普遍的看法是：除非情况有变，是会承认的。那时认为，加拿大可能在3月下旬承认北京。
到了1950年3月，美国的政策对加拿大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国的决定一再推迟，我们想等着看北京对英国承认的反馈。
北京对印度作出回答前，让它等待的时间大体跟印度的承认让中国等待时间相等――差不多三个月。然后印度的谈判代表被接受为驻华代办。但是中国却让英国等了差不多四年半，直到安东尼・艾登和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朝鲜问题会议结束时，才达成了协议，互派了代办。
对于英国1950年承认北京和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的照会，北京外交部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联合王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哈金森为临时代办，作为联合王国派往北京“就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协商”的代表。
英国承认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的外交关系。这事有几个原因：一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改变中国代表权，以北京取代台北的提案时，联合王国投了弃权票，而不是赞成票。二是伦敦驳回了香港总督把国民党在香港的飞机交给北京的决定。最重要的则是，认为联合王国没有跟台湾的国民党完全断绝关系，英国人在淡水还保留了事实上的领事馆。大体说来，联合王国虽然承认了中国，但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仍然支持着美国的政策。
1950年6月，安东尼・艾登还认为，联合王国决定承认北京的时间与方式都是不幸的。伦敦的许多人也认为，联合王国跟英联邦伙伴国和美国更应该保持步调一致。联合王国没有能跟北京建立充分的外交关系，根本原因是它还在想跟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没有建立充分的外交关系，就不可能利用承认中国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有，如果现行政策并不是对双方有利，外交关系的作用是不会大的。这也是事实。
英国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跟它的两个英联邦伙伴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步调也不一致。当然，艾登这话实际上指的是跟英联邦的老“白皮肤伙伴”的一致（他们一个也没承认北京）和跟美国的一致。老“白皮肤伙伴”跟美国本来就一致。
我那时的意见是：只要联合王国右手伸向北京表示承认，左手在联合国又对北京投反对票，它就不能希望得到好处。
3月，堪培拉命令驻南京的澳大利亚大使馆人员回国。他们计划在英国大使馆最后的成员去北京后再离开，因为那样就可能腾出一幢楼存放澳大利亚的家具，到堪培拉改变立场承认北京时，那些家具还可以使用（在外交角逐里家具有时还是重要的）。可他们真正的理由是：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而不是英国。那时谈论得很热闹的是一个包含了日本、菲律宾、南韩和台湾地区（但不包括印度）的太平洋公约。与此同时，北京对封锁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反击措施，包括苏联的高射炮和米格战斗机的介入。
还不到3月底，由于英国跟北京之间的困难还继续存在，加拿大决定再次推迟承认。
1950年3月27日，荷兰宣布决定：承认中国。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数目增为六个。
加拿大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没有英国的那类障碍。我们原是大不列颠的自治领，跟中国的往来没有黑暗的往昔。我们没有参加过鸦片战争，没有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占有过租界，没有在那里驻扎过加拿大部队。我们没有警察和法庭对中国公民执行过法律。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却具有治外法权，让我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跟中国甚至没有外交关系。
可是加拿大政府仍然不乐意让它在南京的代表去北京。它怕承认北京之后说不定会永远等待外交关系的建立。外交部想找出一个办法，避免英国人所遭到的那种困惑。加拿大希望在公布承认之前搞出一套恰当的程序，让渥太华和北京同时宣布加拿大对中国的承认及加拿大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建立。
因此，加拿大考虑的是让我跟南京外侨局口头交换意见，说是我受到政府指示，通知中国当局，加拿大正在考虑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意互派外交使节的问题进行磋商。在磋商之前，我国政府想知道中国当局是否能接受这一程序，以便考虑派我去北京事先研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能提出的问题。
可能需要的谅解是，如果讨论的结果一致，我就向北京当局递交一份照会，表示我国的承认，然后中国和加拿大互换照会，记录在其他问题上已达到的谅解，如撤销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代表席位之类的问题。
我把我想讨论加拿大对北京的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意思告诉了南京外侨局官员，他就邀请我跟外侨局局长作了非正式会谈。局长又立即跟北京交换了意见。
一周以后，外侨局代理局长给了我一份非正式的书面意见，说明如果加拿大政府愿意“正式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就欢迎加拿大政府代表去到北京，为建立外交关系讨论预备性和程序性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既然加拿大已采取了这一非正式的主动步骤，就必须尽快采取正式行动。我深信，加拿大按照非正式建议接受中国邀请越早，取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我逐渐得到的结论是：已经是作出抉择的时候，是跟随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的脚步，还是跟随美国的脚步。无休无止地推迟决定，事实上意味着跟随美国的脚步。
渥太华对北京的回答的解释是：那回答并没有构成对加拿大建议的充分接受。北京作出的是反建议，限制了拟议中的谈判的范围。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些反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拿大的犹豫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影响，而不是其他个别因素的影响了。
在我看来，中国的回答就是对加拿大建议的接受，而不是反建议。中国外交部已经说过，如果加拿大政府愿意“正式表示”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意图，北京就会欢迎加拿大代表。他们的回答并没有要求预先承认，而只是表示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如果没有承认的愿望或意图，还派代表到北京干吗？
1950年6月25日，我接到通知，加拿大已经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我得到指示对外侨局局长传达一个保密的口头信息：只要对建立外交关系达成了满意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就准备宣布承认中国政府。上面要求我把那消息秘密传递给北京。
但是加拿大等待的时间太长。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我接到消息，北朝鲜的进攻和加拿大所支持的联合国的坚决行动已经把新的重大因素引进与北京的关系问题。
那感觉是：跟北京开始谈判已是不合时宜。不过，加拿大仍然没有作出反对承认的决定，而是选择了推迟对程序问题的协商，等待朝鲜的直接危机过去；等待中国对朝鲜行动的态度更加明朗；等待中国对英国代办6月17日的信息作出反应之后――英国代办只被承认为谈判人。
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屋，一年以后又关闭了大使馆大院，离开了南京。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以停战结束。过去的交战国和苏联一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商讨冲突的政治解决问题。
1954年3月12日，有人问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特先生对承认中国的态度，他回答道，承认虽然只是接受新政府这一事实，可它仍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只要朝鲜战争还在继续，加拿大就不能承认中国。不过，既然现在双方已同意结束对抗，而且正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加拿大就可以再次考虑承认北京了。
1954年3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报告，预言加拿大将考虑承认共产党中国和支持毛泽东政权成为联合国成员的问题。人们相信加拿大态度的改变是圣・劳伦特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几次谈话的结果。
尼赫鲁先生的确给了加拿大总理深刻的印象。圣・劳伦特先生1957年和我谈话时就让我清楚感到了这一点。那时我即将去印度就任加拿大高级专员。到达印度之后，尼赫鲁先生又告诉我，他把圣・劳伦特先生看做是他的时代里一个最睿智的政治家。
但即使如此，加拿大对北京的态度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加拿大重新作出肯定承认的决定已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伦敦和北京已完全建立外交承认。
1954年4月2日，莱斯特・皮尔逊在加拿大众议院说道：“关于承认中国的问题……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否定的。”
美国从没有放弃任何机会，使其他西方强国跟它那死板的不承认政策保持一致。例如1954年9月，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透露了一点考虑承认北京的重要性的想法，马上便接到照会，说比利时的承认将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对西方大国不利。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加拿大1954年9月告诉美国国务院，加拿大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将接到的指示是：支持暂缓考虑的安排（那一安排又把一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努力推迟了一年）。美国每年都认真开展活动，使尽可能多的国家紧随其后，排斥北京。
加拿大继续希望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灵活一些。
在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王炳南（我跟他从1945年就认识）向我透露了加拿大对华关系的问题。他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没有突出的分歧，也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向他提出了三个在牢里的加拿大传教士（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一个得不到出国批准、回不了加拿大的神父的问题。四个人都受到严重的关注，只要这种状态还存在，跟加拿大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王对几个传教士的事一无所知。于是我把几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他，他答应立即关注这一问题。
整九天之后，王炳南通知我，几位加拿大传教士即将释放，他们如果愿意回加拿大就可以回去。几个人都安然无恙回了家，可是加拿大并没有采取任何承认中国的步骤。
不过，日内瓦朝鲜会议后皮尔逊先生有一次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说：
从我的官员和我自己所搜集到的情况看来（我要借此向在日内瓦协助我的干练的官员们表示谢意），我感到满意的是，大家的观点普遍一致：对中国的不承认和不容许不但确实妨碍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而且加剧了国际形势的紧张，威胁着世界和平。
我是1956年听见加拿大承认中国的决定的。那时我在加拿大驻挪威大使任上。
听皮尔逊先生说，加拿大已经决定承认中国，而且打算派我去北京做加拿大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他还说，我毫无疑问马上就能得到完整的消息。我确实得到了。哈伐尔・朗格听说了我们的良好意图，却不知道那只是进一步铺平着美国那僵死的路。
事实上，加拿大已经决定了承认北京，圣・劳伦特总理和外交国务卿莱斯特・皮尔逊在正式宣布以前去了美国。他们打算在弗吉尼亚州白硫黄温泉一个会议上把加拿大承认中国的决定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通知之前，他们决定跟总统而不是跟国务卿交换意见，以为艾森豪威尔对这个问题不会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么冲动。可出乎两位加拿大人意外的是，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艾森豪威尔在中国问题上比杜勒斯还要冲动――如果那还有可能的话。
总统大发雷霆，他问加拿大怎么可能想到承认共产党中国。“他们手上还滴着死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国人的鲜血呢。”他说。如果加拿大承认了中国，那么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肯定会承认。加拿大承认的后果无疑是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占有席位。“公众舆论是反对共产党中国的。”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共产党中国占有了席位，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总部从美国踢出去。
既然加拿大不愿承担打发联合国步国际联盟后尘被人遗忘的责任，我国的总理和外交国务卿只好把这事完全搁置了起来。联合国遭到了让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没有代表参加的痛苦。
我再次听见加拿大试探美国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态度时，以约翰・迪芬倍克阁下为首的下一届政府已经上任。
事情发生在1959年。那时我是驻印度高级专员（这是英联邦成员国之间互派的大使的头衔）。迪芬倍克先生做总理已经两年，他和夫人在远东观光之后来到印度。在他俩离开前一天，我拜访了总理，交给他一封重要的（只在总理眼里重要的）电报――我只好在星期天一大早把他惊醒。他看完电报后说：“跟我谈谈中国的情况吧。”
我在渥太华时，外交部的朋友曾对我说：“天呀，总理到印度，你千万别跟他谈中国，他会炒你鱿鱼的。”于是我支吾其辞，说那得足足花上两个小时，而且暗示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耽误。可迪芬倍克先生是挡不住的。
我解释说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远东和世界的和平非常危险――因为它的基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特别是成立之后，所发生的情况的想入非非的分析。我答应总理用两个小时解说清楚。
总理听得很仔细，在我批评完美国的政策之后，我告诉了迪芬倍克先生他的前任在白硫黄温泉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场经历。迪芬倍克先生的回答令我意外。他说他不能相信这个故事。我解释说，因为我在中国的经历，我在日本投降后被邀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这件事跟我整个外交生涯的基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怎么可能弄错呢？然后总理问，我有没有文件证明那故事。我不知道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办公室对承认中国问题是否一直了解情况，但我说我要设法找出点东西来。
我的一位官员确实找到了外交部在渥太华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会上有人问起1956年3月31日《纽约时报》上的一个故事，故事里詹姆士・雷斯顿报告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西弗吉尼亚州白硫黄温泉一次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私人会见时曾告诉路易・圣・劳伦特总理先生和外交国务卿莱斯特・皮尔逊先生，美国的公众舆论不能够容忍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或把他们的问题提交联合国。
我让迪芬倍克先生看了那故事，他向我解释了他起初不相信我的故事的理由。他以为我把它和一桩类似的事件混淆了。那一回他跟他的第一外交国务卿西德尼・史密斯也去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谈中国问题。很显然，总统表现出的情绪比我所听见的白硫黄温泉会晤还要强烈。
对美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情绪最具预见性的评价，也许见于1956年4月7日的《丹佛邮报》。那意见是：总统对于公众舆论的看法，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那只能是在总统和两党其他领导人保证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时，才有可能。公众是在真相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的判断，然后考虑构成他们的最大利益的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有一份功劳倒应该承认：他相信在朝鲜的长期相持不下之后，许多参加联合国朝鲜行动的美国盟友已在反对军事解决，而且相信各国，尤其是加拿大，不会积极参加军事解决――既然那不过是为了满足李承晚的要求。于是他指示联合国军总部签订了停战协定。
迪芬倍克总理没有告诉我他和西德尼・史密斯去征求艾森豪威尔意见之前是否作出过承认中国的决定，因此我只能假定那是一种旁敲侧击，为的是探测美国的态度。
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一年一年受到“严肃考虑”时，再也没有人作过跟北京进一步协商的努力。这就到了1971年，那时比埃尔・艾略特・特鲁多总理表明了他的意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
在斯德哥尔摩，加拿大和中国代表就承认中国和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对于台湾问题，有的加拿大人希望在两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解决――保持一种既承认北京又不跟台湾决裂的关系。但是双方终于赞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公式：加拿大“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加拿大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撤销了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在21年加13天之后，1971年10月13日，渥太华和北京宣布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尽早互派大使。
拉尔夫・科林斯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大使。1922年我在北京做学生时就已经认识他。那时我还没有成年。
黄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第一任大使。1949年向南京外交使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由我做翻译的就是他。
加拿大一被邀请承认北京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就发表过意见，要求尽早作决定，否则承认所带来的好处将随作出决定所耗费的时间的平方递减。21年加13天之后承认的好处将会趋近于零。
我错了。好处已经相当大。
加拿大曾表示，希望自己的承认为美国“学样”铺平道路，可美国并没有学样。但是加拿大的承认总能使美国人在谈论承认中国时腰板硬一些――说不定还使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容易了一些。
我深信，没有比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对太平洋和世界和平更重要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