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指英国1837年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该时期英国经济工业大发展，帝国达到顶峰，各个领域都领先于世界，整个国内一片繁荣。尽管国内经济、政治繁荣无比，但繁荣的背后还隐藏着诸多危机，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可谓危机重重。这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为英国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而托马斯·哈代（1840—1928）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见证了维多利亚时期由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他凭借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小说近20部，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
一、《卡斯特桥市长》概述
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是托马斯·哈代小说作品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是其作品中唯一一部以市镇为背景的小说，作品中映射出的社会风情和伦理道德观念同时指向城市和乡村，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乡村、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的人们思想道德意识的转变过程以及遭遇的困境，尤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婚姻恋爱的价值取向。小说以亨查德酒后卖掉妻女为引子，开始设计一系列情节来刻画主人公亨查德的性格特征，展示了亨查德在酒后卖掉妻女之后的奋斗史，一步步从无所作为的割草工变成地位显赫的卡斯特桥市长，又从万人敬仰的市长跌落为无人问津的孤独者，其命运可谓起伏不定，大起大落，风云变幻。其中主要人物有亨查德的前妻苏珊、女儿伊丽莎白、情人露西坦、助手法尔弗雷，他们从各个方面促使着亨查德悲剧的诞生，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婚恋观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文主要从苏珊和亨查德的婚姻起伏关系来剖析当时英国社会的婚恋观。
二、精神生态批评理论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环境生态意识日益增强，这也反映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北美的生态批评打破惯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得到了世界学界的认可和推崇。以拯救地球环境和整个人类生存环境为目标的生态批评主要任务是用生态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寻求目前人类生存危机（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深刻根源，重建和谐的生态家园。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生态批评可以细化为精神生态批评，也即人与自身活动的文学批评体现。我国著名学者鲁枢元如是定义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存在的主体的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鲁枢元，533）这样一来，精神活动作为一种独立于周围客观环境的内在活动，也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生物存在、社会存在共存地发生着、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像“生物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一样，精神活动也是一个“生态系统”。精神生态批评就是以拯救人类精神环境为目标，摒弃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通过生态学的研究视野审视人类精神活动，用批判的眼光寻求人类精神世界枯萎的根源，用发展的眼界构建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虽然以亨查德这一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男性为绝对主人公，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父权制下的男性悲剧英雄的命运，但是正是从隐喻层面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声音湮灭者”的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与地位，也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态隐喻。
三、精神生态视野下《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婚恋观分析
婚姻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婚姻家庭不是自然关系，而是具有一定自然条件的、特定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罗国杰，285）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多处透漏着维多利亚时期婚恋观的隐喻特点。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可以看到亨查德和苏珊的夫妻关系状况，他们当时属于地地道道的英国乡村农民，失去土地后，成为英国特色的农村工人，生活平平淡淡，养着女儿，过着自给自足的乡野生活。亨查德不属于那种优点突出的男性，相反具备了一般农民缺乏文化修养、脾气暴戾、刚愎自用的鲜明缺点，在家庭生活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他的妻子苏珊在家中则是具有传统英国女性的特征：贤惠温顺、听从丈夫的安排。因此，看上去苏珊和亨查德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可谓是典型的代表。丈夫主要外出挣钱养家，女性则在家主持家务，照顾孩子，起陪衬作用。这样的平静生活一直延续着，以男性亨查德的意愿延续着。在苏珊和亨查德一同去集市的路上，可以看出他们夫妻的微妙关系，他们在路上几乎一言不发，保持着一定距离，加上亨查德脸上与生俱来的倔强，他们的一路同行显得如此不和谐，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男性权利与地位的彰显，女性地位的卑微。到了集市，怪异达到了高潮。亨查德喝了些许烈酒之后，颇有醉感，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苏珊和女儿卖掉。这应该是亨查德酒后的失言，但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一切梦语或呓语都是有现实根源的，因此不管亨查德酒醉程度有多深，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举动的现实根源：那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中，男性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男性可以过放荡不羁的生活，而女性则在被迫失去贞洁之后必须承受多重的惩罚与责难。女性活在男性制定的不公平的双重标准之下，这样一来，男女地位的差异相当明显，也造就了男女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已经渗透到当时人们的内心，这就是精神的严重失衡，有悖于精神生态的价值取向。
苏珊的举动更值得关注，在丈夫亨查德酒后说出怪异言论之后，苏珊当然本着维护婚姻或爱情的初衷，以为丈夫在开玩笑，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举动，因为夫妻双方有责任去维护婚姻和家庭，也体现了当时女性的贤惠与体贴。但得到丈夫的再次确认后，她就听从这次荒唐的安排，抱着“试试运气”的态度看看水手纽森怎么样，是否是自己想要的男人。这种态度是完全不可取的，首先，如果真的是出于维护她和亨查德的婚姻以及家庭，她应该等待，也许亨查德酒醒之后就一切正常了，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或许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他们分开的一个时机或借口而已。其次，即使是自己趁机主动放弃亨查德，苏珊也应该东山再起，另找自己喜欢的男人，而不应就这样无所谓地跟着水手纽森走，仅仅是“试试运气”，不仅是对丈夫、女儿、家庭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命运的退让和不负责任。另外，苏珊和水手纽森在一起之后，就像以前跟亨查德过日子一样，又开始了平平淡淡的夫妻生活，似乎很幸福，对婚姻根本没有过分的追求，在肯定苏珊贤惠温顺的同时，更应看到苏珊人格的丧失和话语权的湮灭。而精神生态要求二者的和谐，个体精神有一定的独立性、人格性、主体性，苏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别奢望意识到自身价值，这也从一方面阐释了维多利亚时期婚恋观异化的根源之一。 若干年后，误以为现任丈夫水手纽森已死后，苏珊又带着女儿寻找亨查德，当然她是基于对当时婚恋观的理解才做出这个举动的，她绝不会主动打破这个道德约束，当她见到亨查德时说：“我现在来见你，只是用他的寡妇的身份；——我认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权利来要求你。要是他没有死，我绝不会来，绝不会！”（张玲，88）苏珊这次来投奔亨查德，目的主要是为了女儿的前程，她觉得自己无法给女儿提供光明的前程，而又不能耽误女儿。因此，她是有目的的，当然苏珊并没有以婚姻的理由来让亨查德负责任。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关键是她这次的动机相当不纯，她明明知道女儿不是亨查德亲生的，却来投奔亨查德，并且如愿获得了亨查德的帮助。这也说明了苏珊人格独立性的丧失，在自以为失去纽森之后，觉得生活无望，尤其无法抚养女儿健康成长，她没有要独立自主养家糊口的意识，而是要依附于男性来生存，因此在这种情势下，根本无需考虑爱情本身，是对真爱的亵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体现。在英国，婚姻行为乃法律行为，苏珊在知道和纽森的婚姻没有法律效力时，并没有舍弃而去，显示了苏珊为了家庭的和睦和女儿的成长而产生的一种责任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苏珊以为纽森死后，就迅速去投奔亨查德这个还有法律效力的丈夫，最终他们又成功复合。但是，她一直隐瞒女儿并非亨查德亲生的事实，如果没有报复亨查德的因素，苏珊的这种行为是相当狠毒的，体现了人性的异化、精神的扭曲。她的这种精神行为以及内心的精神追求与人的精神追求的理性表达和实现是相悖的，这种错位的精神诉诸行动不会为她带来解脱、自由和幸福。
四、结语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世界文坛有显赫地位的作家，托马斯·哈代在以作家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当时的社会，其系列作品都从不同程度上透露着社会现实的文学表现特征，具有深刻的隐喻。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从苏珊和亨查德的夫妻关系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英国社会的婚恋观念。在这种男权至上的父权制社会体系下，女性鲜有自己的主体声音，她们多数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即便是有了自己的声音，也是在局部范围内的无谓挣扎。除此便是，在阴影之下，像男性一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在本身已经失去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性格进一步扭曲，精神世界更加空洞，在失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因此，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婚恋观的异化也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态失衡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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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真（1978—），女，山东菏泽人，硕士，菏泽学院外国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英语语言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