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第二年，1938年初，我就读的中学､省立安庆初级中学由长江北岸的省城安庆，迁到大别山支脉天柱山下的潜山县城，以避战火。县里的孔庙成了学校的临时校会。迁来的学生一二百人在宽敞明亮的明伦堂里弦歌不辍，继续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在省城，这些初中生大部份都是走读生，住在家里，生活条件自然比外县优越，但他们并不以此为苦，反以此为乐。
由明伦堂抬头远望，天柱山上的水吼岭依旧在白云缭绕中展示着它威武雄壮的英姿，它仿佛激励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中华民族永远是打不垮､压不倒的英勇民族，退却和转移是暂时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上海南京的先后失陷，的确给人们带来不小的精神压力，但坚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史迹，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也鼓舞着人们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的勇气。
我们这群初次离开家庭的孩子们，虽然不再有父母的呵护，但在老师们的悉心照料下，一面学习，一面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课间排练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到街头演出，经常到街头刷上抗日标语，以增强民众对敌斗争的气氛。
县城里驻扎着军队，或待命出征，或由前方撤下来暂时休整，也有伤兵医院，老师们常常带学生们到士兵驻地与他们联欢，以增强他们杀敌�武的士气，也鼓舞着学生们抗日救国的斗争。
有一次在慰问伤病员时，我同一个头部包扎着白纱布的伤员聊天，他也很爽朗地同我聊起了家常，我先是问他家乡在哪里，是怎么样从军的……
这小伙子看来也不过十七八岁，性格可开朗了，他不等我问完，就滔滔不绝地‘摆起龙门阵’来:
“我是四川人，家在农村，跟你们一样，也念过初中哩……”
说实话，这时我心里马上涌起一股惭愧感，人家也是学生，现在拿起武器打日本，而我们却还在念书……
“日本鬼子真可恨啊!侵略中国很多年了，他们一来就烧杀淫掠……我的从军完全是自觉自愿､自己报名的，弟兄们个个都同仇敌忾，奋勇当先，没有胆小鬼，怕死鬼……我这次头部负了伤，不要紧，治疗一段时间我还要再上前线，把鬼子杀它个有来无回!……”
这个小兵的谈话，令我们鼓舞，使我们身受鼓励，在他们身上真正蕴育着民族的希望。
我怕他说话太多，影响休息，嘱咐他好好休养，将来重上前线。我们这些穷学生没有办法准备较多较好的慰劳品，只是每人赠送一个馒头，表示我们崇敬的心意。
随着春天黄梅雨季节的来临，也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如日军已推进到安庆北郊的高河埠，这是安庆至合肥公路上､安庆北郊的重镇，又听说，安庆附近已听到两年激战的枪炮声。潜在这个小县城没有报纸，学校也没有无线电收音机，一切消息都是道听途说，人们也只是半信半疑。不久我接到母亲来信，说安庆局势不稳，全家人已避难武昌，叫我将来设法来武汉，如果来不及，也可以跟着老师上天柱山，鬼子是上不去的。同时还告诉我，政府为了指挥抗战，已迁都重庆，大后方也准备兴办一批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学生。
何去何从?颇费周章，老家安庆已无亲人，而且敌人可能不久就会占领，是回不去了。跟着老师上天柱山固然好，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世上惟有妈妈好’，将来情况危急，还是到武昌去找妈妈吧。
流亡途中
局势一天天严重起来，一天夜里，学校忽然响起紧急集合的铃声，还夹杂着远处传来劈劈拍拍的枪声和轰轰隆隆的炮声，学生们急急忙忙披上衣服来到操场，这时乌以风校长已经站在讲台上。他神情凝重地开始讲话:
“同学们，你们不是隐隐约约地听到枪声了吗?我们的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毕竟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远的不说，近的如1931年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日本鬼子的，暂时还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但这场战争决不是速战速决，而是旷日持久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是被侵略的一方，我们有信心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校长长篇讲话，鼓舞学生的情绪之后，他接着说:
“鬼子现在离县城不远了，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安全，决定由我和老师们带你们上天柱山，鬼子只能占领城市､控制交通线，他们不敢，也没有兵力上山下乡的……”
校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像是突然失去了爹娘似的，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因为大家设想的前景，不仅仅是山河变色，不是刚刚学过的法国著名都德著名小说《最后一课》里由外国人(普鲁人士)来上德文课，而是要来一群豺狼虎豹，对我们烧杀淫掠，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吞噬掉!
校长最后说，“如果同学们愿意到大后方继续求学，你们可以顺着公路，走过太湖宿松两县，进入湖北省的黄梅､广济，到武穴，再乘船到武汉……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在大后方办了许多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学生。不论是上天柱山的，去大后方的，或者回家的，都到老师那里报名。枪声更近，你们的行动要快，行李自己挑，不要带很多东西。”
母亲自然盼望我早日回到她们身边，我也巴不得马上就能够投身到她们的怀抱里。但由安徽的潜山走到武汉，数百里之遥，岂是一朝一夕能够到达的!她也是以我的学业为重，让我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拿到毕业文凭，否则她老早就会让我赶回安庆，和她一同避难去武汉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平时要好的三个同学，冒着细雨，用一根小扁担挑着几本书和洗换衣服，走上泥泞的公路，踏上了二､三百公里的逃亡之旅。
原来在这条惟一的公路上，与我们逆向而行的，正是开赴前线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部队。道路泥泞，深可及膝，这些部队着装整齐，荷枪实弹，也和我们一样，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军车无法行驶，也都暂停公路两旁待命。记得去年在安庆时，守城部队是杨森将军率领的川军，现在东行开拔的部队是经李宗仁将军的部下李品仙将军率领的广西军。大概这些部队都是驻扎在四川广西吧，现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它们都离开了根据地，开出来参加抗战了。国难当头，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把地方武装统一到民族团结､共同�侮的大旗之下，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与我们流亡学生同路前行的，是由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这些流浪儿更加凄惨和艰难。他们都有伤病，但他们没有抛弃沉重的枪枝子弹，还有人背着湿漉漉的军毯，因为有伤病，行动不便，大都拄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拐杖，一瘸一拐，在泥泞的公路上挣扎前行。本来重伤员是要用担架抬着走的，但一路上没有看见担架，估计他们也只好住进农民家里养伤了。
忘不了老奶奶
战争教育了人民，战争也团结了军民，一路上我们看到不少农民自发地摆出小摊子，给过路的士兵供应开水。那时候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常常是衣不蔽体，三餐难以为继，他们何尝不想煮点稀饭慰劳一下这些抗日将士呢?心有余而力不足，难啊!只能供给一碗白开水，聊表心意啊!
黄梅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被雨水淋过的包袱也越背越重，孩子们的两条腿，经过长途跋涉也越来越不听使唤了。
他们白天赶路到了晚上都是投宿于县城或乡镇的小客栈，晚上把衣服脱下来烤干，大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吃点稀饭就急急忙忙赶路。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傍晚实在走不动了，就走近一个农家投宿，那家的老奶奶推门一看，见到我们这几个离乡背井像是小乞丐似的逃难孩子，无限深情地招呼我们快进厨房，她立即烧起柴灶，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烤干，不要受凉生病(说来也怪，我们这几个一路上风吹雨打，竟然没有一个生病!)，锅里煮了一大锅地瓜稀饭，让我们饱餐一顿。我们走了一天，又困又累又饿，狼吞虎咽地吃完稀饭，围着灶台，就在柴草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起身赶路。没想到老奶奶比我们起得更早，她早已烤好几个玉米饼子，让我们带在路上充饥，我们对老奶奶万分感激，要付她钱，她坚决不受，说是你们一路上还要用钱，一再叮嘱我们要一路小心。这位老奶奶的亲切形象至今仍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时隔七十年，永远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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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到了长江北岸的武穴，挤上小轮，于1938年的夏天来到了武汉，与家人汇合，不久由武汉乘船来到宜昌，再换乘民生公司的川江平底船来到重庆。当时在大后方各省陆续办起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主要收容沦陷区学生，我被分配到重庆上游江津县德感坝农村的国立第九中学(原名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高中第一分校，从此结束了流浪生活。国立九中的校舍，除了校本部和高二分校(女生)外，其他的初中高中分校几乎全都借用了当地的祠堂。没有理化实验室，老师们也只好纸上谈兵。学生们在这个十分简陋，但却相对安定的环境里继续学习，机会十分难得。学校集中了不少由沦陷区来的优秀教师，在他们的悉心哺育下，学生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有时甚至每天只能吃到两餐稀饭，用萝卜干下饭，但他们怀着报国之志，心无旁贷，准备为将来的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单食，一瓢饮，人不堪其爱，回也不改其乐”从前孔子赞扬颜回的话，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学生身上。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由国立九中毕业的。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则出身于湖南的国立八中。
重庆大轰炸
在后方，虽然听不到战争的枪炮声，但还是可以见到战争的硝烟。
1938年冬，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打响，中国空军奋起与敌人飞机英勇作战，我至今还记得曾经击落多架敌机､最后壮烈牺牲的空军英雄刘粹刚的名字。当时苏联空军也派遣一支部队来华与中国空军并肩战斗，虽取得辉煌的战绩，武汉失守，长沙大战后沦陷。
日军攻势咄咄逼人，陆军由湖南直驱贵州，空军完全取得了制空权，对后方进行狂轰滥炸。
1939年的5月初的一天，日本飞机连续两天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对陪都重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空袭。敌机来袭时，我方空军仍然起飞迎击，我们在乡下曾经多次见到我方飞机拦截敌机的场面:敌众我寡，但我们看见我方集中两､三架飞机围攻敌方落在机群最后一架飞机，上下翻腾，左右夹击，把它死死咬住，最终将它击落，见到这样英勇壮烈的场面，人人都为之欢呼雀跃，热泪盈框，欢呼我们的胜利!毕竟中国空军寡不敌众，没有办法阻止敌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
这两次大轰炸使山城的三分之二变成了一片火海，死伤者数以万计。远望着城市上空腾起的久久不散的硝烟，人们莫不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
重庆是座山城，这就给建造防空洞以避空袭提供了天然条件，它比莫斯科､伦敦这些平原城市更有条件建造防空洞，重庆防空洞之多，恐怕也是二战中之最。建造时间仓猝，而且物资有限，大部份防空洞都很简陋，通风设备差，处处都在滴水，没有钢筋水泥封住洞顶洞壁，只是在洞的两侧放置木板让人们憩息，炸弹的冲击波常常把人们由木板上震到地下，耳朵也暂时聋了。敌人的轰炸常常轮番进行，人们有时要在洞里待上一整天。防空洞虽然简陋，毕竟也还是保住了不少人的生命。也有过因管理不善，而发生洞中闷死人的惨剧。
日军的轰炸不但以重庆为主要目标，就连离重庆八十公里设在嘉陵北岸小镇黄梅树的复旦大学，也遭到敌机的轰炸，著名教授孙寒冰就是在轰炸中牺牲，还有人受伤致残。
为了应付敌机的轰炸，减少损失，政府采取了疏散政策，把政府机关疏散到由重庆至北碚这八十公里沿线地区。称这一带为迁建区。
由沦陷区内迁的不少大学，本来就在重庆市的郊区，例如中央大学在沙坪坝，交通大学在九龙坡，复旦大学在北碚。我在复旦就读时已是抗战的后期，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局比较稳定，学习生活也比较稳定。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形成中苏美英四个同盟国和德意日的三个轴心国你死我活斗争的局面。中国战场于1944年日军已推进到贵州独山，妄图由贵州进窥重庆，形势十分严峻，当局就发起了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成立青年军。珍珠港事变后，美军参加对日作战，由境外空运物资到中国，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在后方建立了空军基地，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这才遏制了日军的空中优势，使日寇再也不敢轻易轰炸大后方。
重庆，这个在大轰炸中几乎变成一片瓦砾的城市，除了修建了许多防空洞之后，城市面貌也慢慢恢复起来，城市中心修建了巍峨的精神堡垒，它显示着人们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
冯将军募捐
江津是重庆上游､长江之滨的第一重镇。有了前方将士的浴血抗战，才保证了后方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准由于战争原因而大大下降，但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始终是饱满而旺盛。
有一天忽然传来喜讯:冯玉祥将军要来江津宣传抗日并进行募捐活动。大家都知道，冯将军是主张抗日的著名将领，当时他虽然已是无兵之将，没有再上前线，但他仍旧为抗战而奔走呼号，巡回各地宣传抗日并进行募捐活动为抗战作出贡献。
时值隆冬，但阳光和煦，给人民带来温暖。平时比较冷清的县体育场，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四周树起了许多抗日标语，主席台上大红布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冯玉祥将军莅津演讲”，讲台的后方也排满了座位，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下，人们早已忘记了那是冬天。
我们这些在对江德感坝的学生们，也匆匆赶过江来听冯将军的演讲。这时体育场上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们来晚了，只好站在一旁听讲。
这时冯将军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讲台。他身穿灰布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是典型的军人形象。两道浓眉下面，有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冯将军的风采，我当时出于顽童心理，暗自思忖:日本鬼子如果见到冯将军这样威武雄壮的‘庞然大物’，一定吓得屁滚尿流!
在冯将军的身后，紧跟着一些地方官吏和士绅，他们在讲台后方坐定后，冯将军走到讲台后方开始演讲。
“同胞们，各界父老兄弟们……”说他声如洪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浑厚､亲切的北方口音，立即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他就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也介绍了我军在一些战役中取得的战果，最后他向群众呼吁:“我们后方同胞和平安全的生活，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换来的，有了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应该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万众一心，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冯将军的讲话，都是极其普通的语言，但掷地有声，具有极大的震撼力!
演讲完毕，群众纷纷走上讲台，往捐款箱中投入钱物，多数是纸币，但我也看到有人投进了金手饰。群众表达了支援抗战的心意，也都高高兴兴地心满意足地散场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凯旋而告终。无论胜利者或是战败者，回顾人类这场空前的浩劫，疼定思痛，大概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世界持久和平!
【责任编辑 泓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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