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女院长的“生意经”
医疗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敏感领域，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关注的重点领域。多年以来，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频发，乱象丛生，不仅影响到了整个医疗工作者队伍的公众形象，也给党和国家的改革造成了诸多的困扰。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红珍曾经在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担任负责人达十余年，而她的腐败时间跨度也是十余年……
基层妇幼保健院的强势女院长
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系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局所属的事业单位;该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全面领导医院的工作，包括保健、医疗、财务和后勤等。王红珍于2001年8月从昌平区卫生局政工科副科长调任该院院长，一直持续到2013年10月。其间，从2007年起还兼任了该院的党总支书记，可谓是“党政”一肩挑。实际上，根据相关任免文件，王红珍从2013年1月开始就已经被任命为昌平区卫生局副局长，但其在妇幼保健院的院长职务一直到2013年10月才被正式免去;更为吊诡的是，其于2014年5月才不再担任该院的党委书记。据继任的院长称，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王红珍在该院担任院长的时间较长，从新老交替、以旧带新的角度出发，王红珍在提拔到卫生局担任副局长后，仍然在较长的时间内兼任了妇幼保健院的相关职务。实际上，不仅是在妇幼保健院任职期间，王红珍一手把控了该院的全面业务;在其到上级单位履新后，仍然以“老领导”“新领导”的姿态，多次插手干预该院的相关业务，继任的院长在这个强势女院长面前，基本上也只能言听计从。王红珍在这种强势的领导风格下，大权独揽，大肆为自己攫取利益。
雁过拔毛式的疯狂腐败
昌平区妇幼保健院作为一家主营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业务的单位，对于镇痛泵、采血管、解剖器、宫腔镜、面罩、负极板等医药和医疗器材的消耗量和需求量都很大，需要定期向社会采购。由于这些器材基本上都属于医用耗材，更换和采购的频率很高，但单次的采购金额都不大。所以一方面形成了常规的供应链条和供应商;另一方面，因采购金额达不到招投标的要求，大部分时候甚至连正式的采购合同都没有，故而在选择供应商时，王红珍作为院长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就至关重要。
正如王红珍在供述中提到的，这种医用耗材的供给几乎没有专业门槛，社会上的供应商多如牛毛，“正常情况下供应商想见业务科室主任都是很难的，有了我的关照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了，省了好多波折，而且科室主任知道是我介绍来的，肯定会给面子，不会拒绝他，谁也不会这么不识数，驳我的面子”。一些不法商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对王红珍展开糖衣炮弹式的狙击。为了同王红珍搞好关系，有的行贿人甚至利用周末长期到王红珍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俨然一副“私人管家”的模样。
得到了王红珍的许可，供应商就可以把耗材送进妇幼保健院的大门。供应商往往会与王红珍提前约定，事后再给王红珍相关“好处费”;结账的时候，还需要王红珍再次签字确认，同时也是兑现好处的时候。行贿人冯某某以前在昌平区经营采摘园，就是靠着給王红珍做饭打扫卫生拉近了关系，最终摇身一变为妇幼保健院的医用耗材供应商。据冯某某交代，给王红珍好处费都有一定的规则，“2010年开始刚跟妇幼保健院做业务的时候，王红珍给我写过一个纸条，上面注明了我做的每项业务应该给她多少钱，那个时候主要做缝合线、镇痛泵，大概缝合线每支给她几块钱，镇痛泵好像每支给她30元。从2011年开始，我做了一些新品种，业务量大了，种类也多了，王红珍就要求我按照10%的比例给她送钱。但这个10%的比例我也就坚持给了她一年，因为每次结账的发票比较多、结账的间隔也比较长，给王红珍的金额也就多了一些”。
王红珍就是通过这种“雁过拔毛”的方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变现。据查，其于2010年至2015年期间，收受冯某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70万元。其余的医用耗材供应商也没能例外，如其于2006年至2012年收受电子宫颈刮片业务合作商杜某人民币40万元，于2001年至2013年收受耗材供应商宣某某人民币30万元等。王红珍在收受这些贿赂时，单次的贿赂数额都不多，每次都是几万元甚至是几千元，但收受的次数很多，基本上都是在供应商需要找王红珍签字结账的时候，和供应商与妇幼保健院之间的业务量也明显呈正相关的关系。
除了医用耗材之外，王红珍还把手伸向了妇幼保健院的其他业务。如王红珍为行贿人白某某所在的公司承揽妇幼保健院照明改造工程和智能大屏幕安装工程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为行贿人李某某所在的公司承揽妇幼保健院的物业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给予的人民币18万元等……
招投标要与中标方“共享”利润
除了在单次合同较小的耗材采购项目中雁过拔毛外，在合同金额较大的设备采购招投标项目中，对于法律的底线，王红珍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敬畏。2012年，昌平区妇幼保健院从北京市卫生局争取到一笔2000万元的款项，决定采购六台彩超机。王红珍即找到行贿人孙某某，询问每台彩超机的成本及利润情况，孙某某告知其每台大约有100万元的利润，双方一拍即合，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并约定了事后的利润分成。
因该采购项目的合同数额较大，需要经过招投标程序，而孙某某的公司实际上也不销售彩超机，还需另找供应商。因此，王红珍和孙某某兵分两路。王红珍在班子会上向班子成员透露采购彩超机的想法，并单独嘱咐具体负责此事的财务科科长和行政科科长，称市卫生局领导有意某品牌的彩超机;孙某某即找到该彩超机的供应商，商定由该供应商参与彩超机的招投标工作，中标后可以收取一定的税费及管理费。同时，孙某某也打着王红珍同意的旗号与上述两个科室的负责人接触，两名负责人在请示王红珍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将招标方对产品需求的相关详细参数均告知了孙某某。在王红珍和孙某某两头运作下，该彩超机的供应商成功中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557万余元;孙某某自己的公司还“顺带”中标了儿童呼吸机、乳管镜等采购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00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