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京城的书店多起来，书摊也多起来。尤其是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街道边上，看到一些书摊。这些书摊，都是“打游击”的。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就不一定换了什么地方。大多是在地上铺着一张塑料布，或者铺几张旧报纸，旁边摆着几个纸箱子。有的怕“城管”检查，干脆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纸箱，里边放着书。这些地摊上的书，多半是一些旧书或者旧杂志，也有一些新书。实事求是地说，有时还真的能挑出几本喜欢的书。有一天下班后，我在北沙滩看到一辆用自行车驮着的“游击书店”，车上装书用的是一只小红木箱。顿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信步走了过去，情不自禁地抚摸着那只红木箱。
“你买不买书？”卖书的小伙子有点儿不乐意了。
“我想看看你这只箱子。”我实话实说。
小伙子更不耐烦了：“一只破木箱子。我是拣来的，干吗那么稀奇？”
我怏怏地离开了。但是，那只红木箱，却勾起了我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个陪我一起下乡又回城、沉甸甸装满了书的红木箱。
一九七四年冬天，我高中毕业。因为那时大学还没有恢复高考，也不分配工作，只有上山下乡。到了一九七五年春，接到了上山下乡的通知。
我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包衣服和一只装满了书的红木箱子。
那只红木箱，是我下乡之前，父亲专门给我做的。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被一陈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起床到了院子里一看，父亲正在用锤子钉着几块木板。我当时正刷得满嘴的牙膏沫，只好含着牙刷口齿不清地问：
“爸，你在钉什么？”
父亲蹲在地上，拿着几块木板不停地比量，头也没抬地说；“你那些书不是要带走吗？给你做个装书的箱子。”
我进了屋，坐在窗户边看书，但却不停地向外张望。
那个年代，和许许多多同时代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父母亲没有固定的家。调到哪里工作，单位分的宿舍就是家。到了哪天调走了，房子仍然交回单位。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我家那时住在一所学校里。学校的院子里有几棵榕树。正值春天，那几棵榕树茂盛的枝叶向四面八方舒展，清晨的阳光温情地照射下来，榕树下就有了一片晃动着光斑的树荫，树叶在阳光下随风招摇，也惹得洒落一地的阳光碎片不停地跳来跳去。父亲就带着一身的光影，在那片榕树下忙个不停。我看见父亲把最好的木板放在一条凳子上，再用一只脚踩住，然后开始用这种一腿弓、一腿绷的姿势前前后后地拉踞，锯掉多余的木头。木头踞好了，父亲又开始刨木板，好让它们薄厚一致。随着刨子一下一下向前推，刨花片片纷飞，很快就堆了一地……
那一上午，我时不时地抬头望一望父亲忙碌的身影。望着父亲把拾掇好的木板，丁丁当当地拼在一起，钉上钉子，成了一只木箱。父亲是个教师，本不会木工活，只是为了我读书方便，才不得已拿起了木工用的铁锤和踞子。尽管那只箱子简简单单，父亲却干了整整一个早晨。箱子钉好后，父亲又骑着自行车，到几里外买来了油漆，细心地涂上鲜亮的红油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实在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时光。
这只红木箱四四方方，体积并不大，用自行车就可以驮运。我把当时自以为为珍贵的几十本书装了进去。
从我认识了一些汉字，能读书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红木箱里的那些书，基本是来源于两个渠道：一部分是父亲保存的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乡小镇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我读书是从父亲保存的书开始的。父亲是个爱书、借书之人，“破四旧”之前家里就有许多的书，随后席卷全国的“破四旧”，也并没有让家里的书遭到“灭顶之灾”。父亲把一些书悄悄地保存了起来，让我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还有书可读。那个时代，许多的书遭受了灭顶之灾。轰轰烈烈的“破四旧”中，不少人把家中的书、字画，拿到街上，当从投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中；把家中一些印着不同图案或文字的坛坛罐罐，拿到街上当众摔个粉身碎骨……那时，我还不懂大人们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彻底，抑或怕惹火上身。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把那些书烧了可惜，就拿到废品回收站去卖。我的家乡在安徽北部一个集镇，是那一片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一段时间，供销社的废品回收站里旧书堆积如山。这座“山”对于从小就爱读书、且到了求知若渴的年纪的我来说，具有磁场一般的吸引力。
一开始，我装作若无其事，到书堆里随随便便挑了一本最薄的书，揣在怀里就赶快朝家走，生怕别人看见。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至今，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是作家刘绍棠先生的《运河的桨声》。我是用了一个晚上，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的。第二天，我又到了废品回收站，“偷”了一本《青春之歌》……
我的父母在江苏工作，老家住着我的祖父母。以往，我是每个月回去看望一次祖父母，假期时在那儿呆得时间长。但自从知道了那儿有一座书“山”后，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去，到书“山”偷书。几个星期天过后，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我。回收站的负责人叫苏彦稳，平时我称他“彦稳大爷”。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长者。他发现了我“偷”书的行为之后，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处理”我，而是给我大开方便之门，让我到那些旧书堆里挑拣一些我喜爱的书。他还根据我的爱好、我的年龄特点，从一些收来的或者卖书人的手里，有选择地为我留了一些书。在那个废品回收站里，我陆续地选了一些书，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学梦。
就这样，那只红木箱装着一整箱书跟随我到了黄河故道上的知青点。我把红木箱子摆放在床头上，它于是又有了写字台的功能。我早期的一些习作，就是在红木箱子上问世的。在枯燥的乡下生活中，红木箱里的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不久，我有一只装满书的红木箱的事，就在知青里传开了，于是，大凡爱看书的，都到我那里借书，一群年轻人久被禁锢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另一片天地。所以，这只红木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果园知青的“图书室”，成了这些生活枯燥的青年人的精神家园。有时，我外出了，我同宿舍的朋友，就帮我把书借给来借书的。为了不使书丢失，还让借书者写张借条。我的红木箱子里装的那些书，大部分是那个年代禁看的书，在书店里绝对买不到。如《红楼梦》、《红旗谱》、《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三国演义》、《红与黑》、《普希金小说诗歌选》……有些书，曾被我们一遍一遍的读过。
现在想一想，在那样一个知识被贬低得一文不值的年代、一个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有这么多的人还喜爱读书、还没有忘记读书，是一件多么让人欣慰的事啊，而这种追求知识的信念，也正是当时中国的希望所在。当第一年恢复高考时，有那么多的人都考出了好成绩，他们必定是在任何困境下都没有忘记读书、都在追求知识的人们。这也证明了，任何对知识的扼杀，最终都不会成功，即使是一本书的“星星之火”也必定会带来“燎原之势”。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一个很沉重的年代，背叛也好，出卖也好，甚至是残害也好，都是少数思维非理性被社会纵容、放大了的人们，大多数中国人的良心并没有泯灭。自从我的红木箱成了知青的“图书室”，从知青到当地领导，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红木箱，有那么多的“禁书”，但是大家就像约好了似的心照不宣，没有人举报我，也没有人批评我，那里的人们共同默默地守护着这个难得的精神家园。
这只红木箱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在知青点的日日夜夜，后来又和我一起回到城里。直到我结婚，有了家，也有了书柜，而且那些书也可以重见天日，光明正大地上了架，也没有把那只红木箱子扔掉。我爱人是同我在邓楼果园插队时认识的，也看过那只红木箱子里的书，知道我对那只红木箱的特殊情感，所以也一样视它为珍宝，常常拂掉它上面的灰尘。再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家也搬了，红木箱才送到了父亲那里，而父母亲也一直小心地为我保存着，直到现在。
如今，红木箱已不再油漆光鲜，斑斑驳驳的表面仿佛在向人诉说着它见证的岁月。但这看似破旧的红木箱，曾装着我的文学梦想，装着我的人生追求，装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责任编辑/张明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