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胡佛中心”藏有不少中国现代史文献,其中的《蒋介石日记》是近几年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最为关注的。斯坦福的朋友说如果要看蒋的日记,登记后即可阅读。因为研究的需要,我想看的是“文革”时期的文献,暂时没有读蒋的计划。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说,熟悉这方面的人正好在休假,但他可以提供一份不完全的馆藏“文革”文献目录。我看他是华裔,便问可以讲中文吗?他说没问题。他很快给我打印了一份英文目录,我浏览了,目录所收多为“文革”时期部分地方小报,其中多数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看过。他又打印了一份目录给我,我看到有一个卷宗的作者英译,立刻跳出他的中文名字:彭述之。几年前一位研究现代女性的学者告诉我,彭述之这位著名的托派曾经勾引过革命烈士向警予,我在网上搜索,确有彭与向警予的故事。这是野史。看过这些故事,并不影响我对向警予的尊敬,在我受到的教育中,蔡和森、向警予都是毛泽东周围的坚定的革命者。我借阅了彭述之的卷宗,我很好奇,彭述之与“文革”有何关系
彭当年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曾仅次于陈独秀,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后来和陈独秀也分道扬镳。彭述之在香港地区及越南、法国都待过,后来终老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彭述之由越南流亡欧洲后,一直从事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九六三年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新统一时,彭述之甚至说,这是他来欧洲十余年来最幸福的一件事。如此说来,此人也是个有信仰的人,或者说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正史对彭述之的评价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事业一直持敌视的态度。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有根据的,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届国际大会上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把一九四九年成功的中国革命说成是“变态的革命”。据说这些年关于中国托派的研究有新进展,如何评价彭述之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不熟悉,只能按下不表。
在彭述之的两份卷宗中,有香港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是他批驳张国焘文章的结集。我不明就里,就文章而言,感觉那一代革命者、曾经的革命者,文风上都有相似之处。包括我偶然读到的郑超麟批驳彭述之的文章亦然。那一代人的政论文,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二十世纪中国的文风,革命家的政论影响甚大。早些年曾经有学者提出“毛文体”的概念,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革命”与“文体”的关系,或许会有更深刻的结论。彭述之的卷宗中有一份空白的入台登记表,似乎表明台湾方面也曾与他有过联系,我不熟悉彭述之详细生平,此事无从查考。引我注意的是彭述之的《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新阶段与红卫兵》等几份手稿。这些都写于“文革”初期。我想,彭述之的经历、与党内人物的恩怨以及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偏见,或许会有一些对“文革”的不同见解。
彭述之认为:“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它的观念说,是空想的(utopia),就它的实际意义说,是冒险主义和反动的。这和他一九五八年所实行的大跃进政策是属于同类范畴。”“大跃进”当然是左倾的,用“空想”或者“乌托邦”的概念来解释之或许可以,但“文革”发动的思想观念显然不是“空想”和“冒险主义”。这个说法,无疑反映了彭述之对当代中国政治已经有所隔膜。我们后来都注意到,这种隔膜在海外研究“文革”的“汉学家”那里自然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彭述之讨论“文革”的立场和基本方法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彭述之认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远远超过现时资本主义的水准,社会阶级的对抗趋势消灭,每个公民获得丰衣足食,受到高等教育,至少受到中等教育,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化活动(包括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写作),才可以想象。而且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只能逐渐地缓慢进行,绝不是用革命的暴力可以达到的。但在多数国家的生产力还处于落后状态,阶级的对抗还日趋尖锐,绝大多数的人民还陷于贫穷,整个世界还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和战争(包括核子战)的威胁之下,尤其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和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停滞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状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还没有脱离文盲状态,既不能读,更不能写,在这样的情形下,来谈社会主义文化,假如不是荒唐透顶的梦呓,就是愚蠢无知的空想!”彭述之的两篇文稿和一篇答问,其核心观念不出这段文字。
彭述之是反对“文革”的,但是“假如不是荒唐透顶的梦呓,就是愚蠢无知的空想”这样的措辞,倒颇像“文革”时的话语,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革命家的政论在修辞上似乎有诸多相似之处。――诸如此类的细节当然可以忽略。在彭述之的这段文字中,关于不能用革命的暴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说法,也是我们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而彭述之不赞成在社会生产力未超过资本主义水准时“谈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和论述,其实仍然是他往昔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理解和选择的延续。当年“托派”与列宁、斯大林的分歧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胜利,彭述之不赞成“革命阶段论”与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这一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分歧,仍然影响着彭述之对“文革”的基本看法,影响着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按照彭述之的认识,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概念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假如毛泽东真有诚意提高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准,首先就应当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如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使他们的大多数从现时的文盲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更多的民主自由,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这样做,对于工农群众的文化将是一个大进步。但这种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无关,不过是赶上先进资本主义的文化水准而已。”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彭述之忽略了这一点,只要是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他都不赞成谈论“社会主义文化”。
“历史分歧”在“当代”的延续,同样反映在彭述之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毛泽东思想’不过是史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副本(counterpart),史大林主义的基本因素: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革命阶段论与一国社会主义,官僚的集中主义,一直集中到个人独裁――这些因素,都在毛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实际政策及行为中充分暴露出来了,特别是他的史大林式的‘个人独裁’,更显得突出。”以彭述之的经历和立场,做出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奇。“历史”与“当代史”之间的关联显然是密切的,当彭述之坚持自己的主张时,他在文稿中也带着他的偏见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论》。
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文革”的发生也是彭述之的主要思路之一。他认为:“文化革命原来的主要目标,是彻底清除中共内部的一切反对派,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述之在他的文稿中,对“文革”时期领导层的状况有许多分析和猜测,在他的分析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是因为在“大多数的党组织或单位反对或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形下,用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来指导“文革”,组织红卫兵直接执行“文革”的任务。这种分析“文革”的思路,是后来海外“文革”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思路和分析方法,不能说没有触及到“文革”的问题,但“权力政治论”的局限会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的疏忽。究竟怎样解释“文革”的起因,至今仍然是个难题。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对于毛泽东还是一部未曾打开的书。”――这句话,彭述之说错了。其实,这本书在毛泽东手里已经打开。如何接着说、接着写和接着读这本书,恰恰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