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作者造过飞机――作为飞机制造厂的工人；“造”过军舰――以业余设计者身份参与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制作了北洋海军“定远”舰模型；他参加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运作――在上海市委组织部任职期间曾长时间为“公务员制度”方案的出台奔波；而当他最终完成这本《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的时候，他正在他管理的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系统前注视着久“熊”不“牛”的股市行情；这是一九九四年。一百年前，岁在甲午，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海战。
一九八六年初夏某夜，几位来京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的上海朋友聚集我家，慷慨激昂地谈论“企业家集团”、“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话题不知怎么移到了中国近代史。一头机灵的复旦历史系毕业生姜鸣，用他那清脆悦耳的上海普通话说起一八八四年中法马江海战，说起愚守仁义道德的福州军政大员在法军的最后通牒面前如何无知无措：
“他们是gentleman的！”姜鸣镜片后的眼睛在谈笑婉讽时眯成细缝，“派人给法国人送信，说对不起，我们还没准备好，请于明天下午开战！送信的鱼雷艇刚接近法国军舰，法国人突然开火……”
大家笑。随即是久久的叹息。那晚的谈话对我的写作方向有重要影响：作为军事记者和作家，我把视线从当时的军队改革转向百年前的烽烟。那是“全景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波峰时期，我被一位同道称之为“坐冷板凳的人”。在姜鸣的激励和帮助下，我开始搜集资料写作纪实文学《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而他则一边潜心研究“公务员制度改革”，一边醉心于写作他的史学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和《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
一种深深的悲剧感因着现实的镜照而紧紧攫住了我们。姜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历史确实是面镜子。在最近十年中，我们飞快地把过去一百多年所走过的道路又回溯了一遍。当我们从镜子里看到这样一种影象，便不禁哑然失笑。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探索着，谈论着，冲击着，这样的过程还要延续下去。作家的笔应当如实记下这种拚搏，而历史学家，还要从正面到背面，去剖析发展的规律。搞历史的人，有时很豁达，说，哦哦，这事，古已有之。有时又很苦闷，觉得路太难走了，中国太苦了，怎样才能走出周而复始的循环，进入幸福的乐园呢？……
中国近代海军史是一个灼人的话题。从一九八六年到今天，倏忽八年，如白驹过隙。我们被命运的潮水所裹挟，很少再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李鸿章谈论铁甲舰谈论刘公岛……或是一同去北京故宫乾清门前寻访军机处遗迹，去煤渣胡同寻访旧日的海军衙门……但那个灼人的话题何曾有一日离开我们？这些年，我们更多的不是在“说”，而是在“做”：姜鸣在市场经济的前沿――金融界弄潮，我办报办刊，做了些事倍功半甚或功亏一篑的艰难试验。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刻骨”的理解？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中国近代史，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四幅具有递进意义的定格画面：
第一幅：洋炮前站着花翎灿烂的清朝大员。(这被朋友们概括为“器物技术层面的改革”。)
第二幅：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在体制内进行的制度层面改革”。)
第三幅：武昌起义的新军在开火。(――“推翻旧体制的制度层面的革命”。)
第四幅：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五四青年。(――“文化层面的变革”。)
在谈论中国现代化声浪最高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前辈改革者投去无情审视的目光。历史被我们切割成不同的方块，最受诟病的就是那洋务运动――所谓技术层面的改革。那焦灼应被理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不愿再重绕历史的旧圈，渴望一步到位，从根上清除窒碍现代化的病源。
但今天，在负重跋涉、艰撑苦斗后的短暂喘息中，我面对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却有新的感受油然而生。是的，这是一部“史事编年”，没有文学家的激情，也没有思想家的宏论，它只提供事实，原始形态的事实。我们“现代化情结”深重的焦灼者们不曾抑或不屑去发掘的这些浩繁的事实，使我对过去产生那四幅定格画面的思维方式开始怀疑。
一九九三年秋游历德国，我曾为慕尼黑的德意志科学技术博物馆所感动。它充满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技术”：人类要行走，那么路是怎么出现的？桥是怎么出现的？马车、自行车、火车、轮船、飞机又是怎么出现的？一个个寻常的事物，被溯源，被解析，成为智慧的史诗。无数欢乐的孩子在星期天叽叽喳喳涌向这里(我想到我们的孩子涌向街上的电子游戏机房)，好奇地看潮汐发电的演示，看高速公路的施工模型和沥青配方，看一代代汽车的发展史――从一八八六年的“奔驰”到本世纪初的“奥迪”、“大众”……当看到一位严肃的老人在不惮其烦地给孩子讲解，我几乎落泪。有些事是不奇怪的，我想。什么叫“强大”？大而无当高而无当永远也“强大”不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强化了我的这一印象。剖省洋务运动是“皮毛改革”，绝不应当成为人们鄙薄“技术层面”的理由。中国近代海军史充满了不应被忘却的“技术”成就，洋务运动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弃旧图新的一个巅峰时代。只要想一想中国人一八四○年、一八六○年还在干什么，那么，一八八六年在渤海湾出现的，几乎全部由留洋年轻中国军官用英语口令指挥的北洋舰队，就不是可任后人随意轻慢的。事实上，一九九四年中国全方位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已在为“技术层面”的滞后而焦虑。中国奇缺掌握新体制操作技术的人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改革大工地上有众多设计师而奇缺施工员――奇缺称职的律师、税务官、公务员。
这不很奇怪吗？现代中国焦灼的改革者从来都是疾呼“体制滞后”“观念滞后”，现在忽然发现技术层面同样乏善可陈。洋务运动的确有未能超出“技术”的眼界的问题，但现代人即使有了超拔高远的眼界，却仍需从技术层面做起――没有技术的推进，同样谈不上体制的变革，文化的更新。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从“技术层面”切入，然而时至今日――时至高科技已在越来越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趋向的世纪之交，对技术的崇尚，对讲求“实证”、“精准”、“客观”的科学理性的追求，还远没有蔚为我们全民族的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读中国近代海军从毛细血管到肌肤到骨骼艰难发育的史实，绝非多余。
历史不能割裂，一如“技术”、“制度”、“文化”无法断然切分。一百多年前，铁甲舰给中国载来的绝不只是“技术”。外来制度和文化的萌芽，从“数字管理”的程序、因巨大补给需求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某些留洋海军军官的生活方式(如刘步蟾禁止家人缠脚)、乃至最初的理性精神，无不与技术如影相随。可是人们为什么又常常割裂了它们？
言体制言文化而轻技术，是一种割裂；因环境因某种心态只言技术讳言制度和文化，是另一种割裂。涛声喧嚣的年代，“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使一些知识分子焦灼激进，自不待说；而“技术”也常反过来在退潮时成为弱者的一条逃路，成为让知识分子束手就擒的麻药。在中国，激进和保守，常常就这样交相刺激，互为因果。一九九四年，很有一些对“政治资源”颇看重而对科技本无兴致的年轻人，开始高谈“科技”，他们甚至能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五周年的庄严节日里收起“德先生”专谈“赛先生”，就像数年前他们在政治场上久蛰思动要为铁良们牵马坠镫，令人瞠目。这使我在谈论技术之重要时不能不有所警觉。我又看见了割裂历史的刀锋。
正是这些殊途同归的“割裂”，造成历史的虚无，使中国近代史在我们眼前只剩下失败者的残鳞败甲。我们对先人有太多的纠问，太多的抛弃，太多的肢解和各取所需――可是我们没有“取”来今日中国改革所亟需的精神驱动力。
这精神驱动力何在？
当我抛开抽象的理念，感性地沉浸到《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用事实、用细节甚至用军舰的参数诸元构成的“海洋”中，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中国近代史时，我真真切切触摸到了这精神。它的确活生生地存在：在洋务派官僚“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疾呼声里，在中国人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首航长江的轰鸣声里，在福建船政学堂拖着长辫“研习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中国学童专注的神情里，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勃勃英姿里，在和父亲一起参与过“黄鹄”号制造、独当赴德监制“定远”“镇远”铁甲舰重任的徐建寅，最后因试制无烟火药而牺牲的辉煌爆炸中……这是中国的改革先行者们留下的以豁达、开放、坚韧为特征的精神遗产。
一方面是文化的衰落所引起的各种灾难，另一方面却是这个古老文化自强不息、更生自新的可歌可泣的惊人努力。近代中国这具有悲剧意味的二重组合，被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一个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的故事”，“人类最伟大的戏剧性所在”。历史是整体。整体的历史中有群体的生命力。这曾经存在的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改革，远比李鸿章的历史局限、西太后的偏狭自私以及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重要。它是我们重铸民族魂魄的精神矿石。
这魂魄必须重铸。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梦回汉唐，而是“更生自新”，不是从废墟上拣拾古老伦理信条，而是从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包括在技术、制度、文化各个层面奋起自新，躬行改革，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身上，汲取建设一个健康、自信、有尊严的强大民族的生命遗传信息。“整体改造中国”，在这伟大抱负激励下的我们，当勇毅而不浮躁，隐忍而不苟且，“经世致用”而不“急功近利”，“多研究些问题”而绝不淡忘甚至丢弃“主义”，――剑及履及，从建构文明的一木一石着力，一厘米一厘米，甚至一毫米一毫米地进取。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的作者是一个被激情支撑的务实主义者。这样说，实在是因为今天太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家与知行合一坚韧实行的理想主义者。姜鸣治史，从不靠简单地寻章摘句、类比附会、对号入座来讨巧或追求轰动；他重考据，重踏勘，重历史人物的生活氛围和生存状态(从书中他所绘制的军舰图纸可见一斑)。姜鸣置身改革运作，则无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皆悉心探究。他曾获得全国人才研究新秀奖、上海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一九九四年初，他还作为金融行家，口若悬河地回答我一度所主持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关于“暴利状况改变后的深、沪股市变化趋向”的电话采访。
这是一九九四年。一百年前，岁在甲午，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海战。
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是一份纪念。
我们今天所有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实践，都是对躬行者的纪念。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三联书店《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姜鸣著，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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