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小房间四周围，逐渐逐渐又被五颜六色的书占满了，再一想到这些陆续以不同方式，方向，不同时间弄来的书，因它的量多与笨重，事实上不可能全带回遥远的家，明年毕业时，势必大半就地丢弃或送人，不免叹气：人每每如此，一切痛苦与烦恼，原是这般，像累积书一样，“自己陆续去找的”――这真是人类的悲剧之一，不光是书呆子独有的专利。
说起自己与书的“孽缘”，太深重了；简直是“罄竹难书”。这本帐也因为太多年、太乱、太没道理，不借机抒发一下，只怕有精神错乱之虞。这就像吸烟多年的人，明知对身体不好，却越陷越深，也愈来愈痛恨自己；但苦于找不到戒去的方法，就是找到了，也因为没有意志力、懒惰，于是蹉跎至今，也怨恨至今。
高中时代在台北牯岭街，后来是光华商场，不知道为什么会把那么宝贵的星期假日，花费在那些又脏又臭的地方。事实是，多少年来，百分之八十的余闲，全然在这些地方消磨掉了。想到那些一去不回的青春岁月，以及黄金假期，不去游山玩水，甚至去打工赚钱也还好些，总有看得见的成绩，例如，起码有银行的存折数字，可以顾而乐之。偏偏着了魔似的，每逢放假，便背一只武侠电影里，丐帮老大们常用的帆布袋子，出没在那些“收酒瓶破烂的人”镇日走动的地方。去得太勤，有些店家还以为我是某图书馆收购部门请来的。时间久了，知道不是。但一天到晚去问老板：有没有什么新到的――用语简直像派出所走出来的巡佐。渐渐的，和那些老板们都熟得不像话，不待我开口，一看见我走进来，他们就会自动向我指指某一角落，意思是：喏，那一堆是刚收来的，里头可能有你要的。如果身上钱不够，没关系，下次一起算。
台北家里就这么成为垃圾总站似的，破书烂书一架一架累积起来。幸好十几年前，薪水阶级还有能力在台北的偏远地带，分期付款买一层丑丑的顶楼公寓房子。要不然当一只背着一架架烂书的蜗牛族，更是生不如死了。但也有过一次可怕的搬家经验，大概是结婚吧；别人的嫁妆是几卡车冰箱电视之类值钱的财宝，我没有别的，就是那些破书。可怜的新郎官，结婚之前，下了班天天回家做苦工。先去木料行买一大堆三合板，回来量著墙壁自己锯木，自己钉；大概世界上只有书架这种东西，是买的话太贵，请人做又划不来；看上去人人会做，而做了之后才知道困难重重的奇怪的手工艺品。
话说当时在报上找到搬家公司电话，问好了价钱，怕搬运工人生气，在电话中就期期艾艾先道歉一番：对不起，我有一些书要搬，书可能比较重……。
“没关系，没问题啦”，对方轻松的满口承诺，一副拍胸担保的海派作风。
谁知第二天他们一进我的屋子，立刻鸡嘴变鸭嘴。没想到他们翻脸这么快，我委屈地反问：“昨天你们不是才说没问题的吗？”
“每人家里多少总有一些书”，工头回答：“正常的话，是没什么问题。但不能是这样呀，小姐，你们家是卖书的嘛。”为了息事宁人，也为“头壳已洗一半”，人家都已出勤走进你家门坎，岂能转回，只好答应他们当场加的价：价钱是他们自己重估的，自己再加的，我只爽快的说了声：好吧。于是动手搬家。
我早已准备好一大堆旧纸箱，是一个月来陆续向巷口几家水果摊老板收购的。几个工人搬得满头大汗。起初我也以为这些纸箱实在太多了，似乎小题大作，谁知六十几箱装下来，大家忙了老半天，发现大半壁墙上还花花绿绿占满书。那个搬运工头气得脸色发黑，不知如何发作，如果不是看在我瘦瘦小小一介女流份上，一定上来狠狠揍我几拳，以泄心头之恨。大概这是他生平头一次估算错误，但已经加过一次价，不好两次都自食其言，幸好那未来的新郎官比较聪明，察颜观色，告诉工头愿意再多付费，那些工人才没有把那一百多箱破书一股脑儿丢进福德坑或基隆河去泄忿。
日复一日，除了把青春岁月，也把微薄可怜的薪水剩余，都换成墙上一架一架的破书之后，我们家的一家之长也熟能生巧地训练成书架高手；不但速度快，水准更直追职业木工，不怕将来失业了，没有一技之长。
但屋子实在很小，每一片墙角都已物尽其用，从地板直架到天花板，连卧室、厕所等最不宜设架的地方也设了。而这一切绝非一个正常家庭之福：晨风夕雨，忘了关窗，或台风过境，屋顶漏水，都可以把一家人忙得龟孙子似的，半天直不起腰来。
偶有朋友上门，看到屋子里这番“架势”，有些人吃一惊，更多的情况是，引起他们无谓的误会。
一般朋友，一走进书多的人家，最常问的问题是：哎哟，你这么多书，都读了吗。意思是：“这么些书，你读得完吗？”
早期面对这么直接，毫不掩饰的问话，不免脸红耳热，好像骗局被揭穿似的尴尬。其实问者无心，但听者自作多情的自己觉得惭愧。后来冷静想想，才终于理直气壮起来。
书多的人，一定读了许多书吗？不见得，也不必然吧。不错，书原是给人读的；就像是钱原是给人花的；但你去看看那些有钱人，越是最有钱的，通常就是那些最不会花钱的人。道理很简单，一个人那么会花钱，怎么会有钱；一个整天忙著找书买书的人，也不大有时间读书。
这么说来，你明白了。书架上的书多少，跟肚子里的书多少，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如果你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那应该是成反比――君不见那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例如马克思，孙中山，没听说谁到处乱买书的，他们去大英图书馆。
如果你明白一个守财奴的悲哀，也就懂得一个当了书奴的人，有多少可悲可叹，血泪交织的故事。
以前在牯岭街、光华商场的小店里挖宝，还只是初级班阶段，仿如企业家还在白手起家当学徒的岁月。后来去过日本东京神田区，总算开了眼界，才知宇宙之大，百宫之富。但去神田只是观光，走马看花，究竟只是“过客”，加上对于日文，斗大的字认识不到半桶，身上潜伏的书奴病菌才没有找到机会，大肆钻出来发作，也终于才没有一头栽进神田，溺死在田里。
台湾与大陆尚未开放探亲时，去过两次香港。那时的心情，与千百同类的台湾知青，没有两样――越是查禁的东西，越是稀罕；香港新旧书店摆满了文革前后流出来的旧书，价钱便宜。于是左藏右躲，想尽办法蒙混过“关”，紧张刺激。
这个“关”字并非抽象名词，正是以门禁森严闻名中外的台湾海关。我像带毒品似的，把书分撕成几段，有的装在巧克力糖盒里，有的塞在新买的衬衫纸板下，有的书卷起来，假装是卫生纸筒。如果我能像英伦皇宫前的侍卫那样，戴一顶长毛蓬松的高顶大帽，一定在头上也藏进三本书。
又后来，连大陆也开放了，台湾人可以去探亲了。好家伙，上海的书便宜得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纸是用纸浆做出来的。暴发户似的尽情大买一阵，拿不动了，请他们代寄。其实邮费太高，但书已买，后悔也来不及。于是每去过一趟大陆，回来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天天欢天喜地等邮差，昏天黑地忙着拆书，翻封面，然后塞进书架。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守财奴们省吃俭用，只要每天瞧着银行存折的数目字不断增加，就心花怒放，别无所求。书呆子情况相似，书但拿来翻翻封面，想办法挤得进书架，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更后来，鬼使神差来到气候宜人的旧金山，一待便是两年。身上的书痴病菌，再没有潜伏的理由：温度适宜，抵抗力不足，像出麻疹或天花，干脆尽情发散，台北带来的恶习在这里更变本加厉，一发无法收拾。
以前在台北香港上海，无非找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什么《台北人》《北窗下》《秧歌》《围城》之类，现在范围更扩大了――世界文学。但也不能这么漫无边际，毕竟留学生的财力空间都太有限。于是缩小范围：首先，要非常有名的名著，要很好的版本才考虑。这也范围太大了。再缩小：书里要有很漂亮的插图，价钱还要真便宜；就在这么苛的条件之下，也已乱买了不少。
最惨的，使我小房间书架不断增加的，是那些“免费书”。旧金山几家旧书店门口，都摆有一排纸箱，书店店员觉得没用的书，就丢在箱里随过路的人捡去看。图书馆里也常定期清出来一大堆逾龄老者，新陈代谢。
命运之神一定是有意开我的玩笑。因为第一，我每天上学转车等车的小公车站牌，就立在一家大型旧书店门口；也就是说，这排来自五湖四海，无才可去补天，“满腹经纶”可是没人要，身世飘零的免费书，就七零八落的堆在我的脚边，我想逃也逃不掉。第二，研究所念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开始一边在学校里赚钱打工，工作地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是我念的旧金山州大的总图书馆――说到这里，下面再不必多讲了。
且说每次一边等公车，一边忍不住就东翻西捡，这本卡缪，那本狄更斯，总有一天会读的。这些莎士比亚名著，印这么好，变成纸浆多残忍。这本植物图鉴印这么精致，可以送给某某，这本音乐百科可以给王叔念音乐系的儿子。每当把一大叠原该进废纸厂，比石头还重的东西抱上公车，我就一边骂自己神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
还有更可怕的。旧金山市各社区，每周固定一天傍晚，家家户户会把一大桶垃圾和一箱做为“回收”(recycle)用的旧报纸杂志拿出来，堆在门口，等垃圾车及回收车来收。有一天下课，走着走着，发现自己低头正逐户注意他们回收箱里的内容。有一家箱子里歪斜塞着一大捆《纽约客》，一大叠过期的纽约时报书评，发黄的大西洋文学月刊，我就像看到一大捆钞票似的，心脏兴奋得蹦蹦乱跳。
等我意识到自己居然已本能的把手伸进去，拉动那捆绳子，而赶紧把手缩回时，闪进脑子的第一个意念，就是以前看过的什么小说中，说一个倾家荡产的赌徒，因痛心自己戒不掉爱赌的坏习性，一气之下，一刀剁断自己手指的故事。对我来说，只怕也要来个断指，毛病才有可能改掉。
我一边快步跑回家，一边心里想着，手指虽没什么大用，好歹该留下它――抓痒、写字，拿筷子岂不时常都用得上它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