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艺作品包含对世界万物进行标注的逼真性文化表现，那么，把文化表征看作是一种艺术“本质的复制”过程，看作是以某种“复象”来准确映射人们的感性世界并非没有道理。①在反映论的某种表象方法支持下，当代大众化的各类影像文本所建构的“作品”，同样被认定为是在不断为世界提供“真实形象”的形式。这种“真实形象”以纯信息性方法，一方面彰显着关乎题材普遍化的各种事实途径，另一方面即呈现出“自然的镜子”式的某种纪实客观性。②我们由此看到，作为当前繁复的影像文本中的重要一种，各类电视选秀风起云涌不断冲击人们的生活空间，也正在以文化镜像方式表征着现实情态与时代心迹的种种意义。
一、文化镜像：社会景观的复现
社会文化镜像意义的出现与镜子的实体意义有密切的关联。在传统文化中，镜子是人们根据物质表面光洁度利用光线规律而制成的映容物。这种“道具”自一产生，就紧密地融入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并在人类物质、制度与精神等文化层面映射出各种丰富的内容。③在镜子意义的发展过程中，原本作为器物之镜照容之用的实际意义，逐渐广泛地生发并隐喻对社会文化现象内核的映射与烛照。人们把渗透思想的文化幻象与真正的社会现实建立起一种镜喻关系。而这种意义关系，又逐步成为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支配人们感知行为的重要方式。由于社会镜像映照的文化几乎涵盖了古今历史与现实的所有领域，文化镜像与各种文化生态的内容形式不断积极互动，并真正渗透到人类情感、思想信仰、宗教追求、文学创作等诸多样态中，故而，镜像所“用”的文化蕴含已展现出丰富而强大的张力。
镜像作为能动作用显赫的文化母题，它在体系发达的社会中植根于广阔丰厚的生活土壤。因此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说，镜像意义作为人与社会的对应感知更是一种建构和发展。在某一时代社会文化构成的途径中，镜像意义的表征形式必然进入事物的建构过程本身，其“构造”的社会问题与历史事件也必然基于对世界的直观反映。④换而言之，那些民族文化的普遍体认，社会心理的明确感怀，思想踪迹的细致寻觅，都可以通过文化镜像方式得到清晰追溯与确证回馈。这种情形实际上说明，无论社会主流精英还是边缘平民，也不论他们的心理欲求是否具有进步性和创新性，只要他们清晰的理喻与识见对社会生活过程有着交流与融合，他们的活动就能通过“镜像”方式得到文化的映射。
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各类文本所成就的镜像里，如果说古代诗词基本形成以抒发情绪为主的情感镜像，散文形成以政治教化为主导的道德镜像，那么以《西游记》《红楼梦》为代表的庞大数量的小说，则在光怪陆离中纷呈出儒道释观念下人生与社会种种世象玄理。而在２０世纪新文学里，鲁迅、沈从文等作品之“镜”透出当时中国社会人生的存在状态，李颉人、艾芜、沙汀等大批作家则建构了色彩独特的地域镜像。其后，那些直接连结现实的革命文学、样板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无不是对历史灾难的直接映射，无不是文化清算乃至民族救赎态势的景象记忆。⑤随着当代文化的多元发展，语言的图像化转向、艺术的“泛审美化”过程大大进展，各种日常生活环境、器物乃至人类美化装饰都纳入了表象反映论的途径，图像语言更加如同镜子照容那样直接反映社会某种“真实”，从而在一个拓展的完全虚幻的形象世界中，图像（影像）形式通过特有的形象连结信码直接指涉到现实存在的意义。⑥如果说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曾经满足西方人旧有的东方镜像，那么，新世纪之交诸如流行的各种快餐化的电视肥皂剧、好莱坞大片与日韩剧舶来品、本土化的电视选秀等娱乐性文本，更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平民化的传播方式，充实并补足了大众潜在的对当代中国各种自由开明的文化心理预期。作为当代社会生动典型化的场景，这些特定影像空间正是纵横交错多维目光穿透的深广社会事实。因而，把当代中国文化语境比作笼罩着雾中风景的“镜城”是有道理的。⑦这些镜城风景在特种文化与话语意欲的操作实践下，依照一定的游戏规则，为各式“观众”视域提供着浮华的文化姿态与文化表演。
人们注意到，文化镜像正以“原画复现”的方式提示着生活与现实的脉络。⑧由于大众自我的心理需要和物我认知的原动力作用，后现代人们可以通过世俗化镜像观照到自身某种本真状态。这些文化影像所提供的“能指盛宴”，的确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形图。而这类社会图景与当代思想发展进程状况大致保持一致，并能通过某些特殊方式反映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思想问题。于是我们看到，那些色彩绚丽线条清晰的文化表象设置的生动镜域，在大众文化形式覆盖下成就了种种自然而又迷幻的影像景观。这种幻象景观与生活事实“原本”似乎存在着互文意义，真实生活的镜像表现与影视化的“真实”生活已难分辨。在大众时代的宽泛文化语境中，作为平民主义范式的集中表意，电视镜像的这一体验存在和意义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大众普遍题材与日常生活的电视实用化镜像建构，视像与受众彼此的情感移入和共谋感觉已成为明确的事实。⑨
二、电视选秀：平民社会的表情
在“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选秀”、“快乐男声”等当前大量出现的平民境遇的电视选秀中，作为一种纪实性表征运作的影像范式、题材、价值观形态，包括其中各种人为制造“情景”的实在情感与真切意义，都有必要同当代中国急速而广泛的社会变化与行为观念联系起来，甚至深入人们各种观看样态中的丰富印记、幻想和欲望，去窥知观众和消费者在这些“审美”实践中所形成和暗含的问题。电视选秀娱情镜像的穿透力量建构出了民众共同的社会记忆，其迷狂放纵的火热气息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集体表情，{10}从这种表情镜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社会文化面容的奇幻与生动。
平民梦想镜像。电视选秀让偶像从身边普通人中得以选拔而制造出来。这些除去门槛的活动最完整地发挥了大众的普遍参与，在所谓均等的机会里，每个平民都可能实现超级梦想走上偶像巨星之路。这种偶像之路清晰地说明，只要超越凡庸现实与生活困境并一往无前永不放弃，在卑微困沌的人生旅程中充满青春信念奋发图强，人们平凡生活中期待和坚持的梦想与希望就可能实现。同时，电视选秀中个人力量及其成功价值也开始得到强化和肯定。这种个体意义的梦想与价值，创造了社会新的人文精神结构与发展动力，并为人本价值的丰富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源泉。大众着迷的平民偶像形成过程是２０年来新中国梦的最佳表征，{11}它的内在意义彻底更新了依附传统集体力量奋斗成功的精神核心。
英雄情结镜像。浅俗后现代的碎裂文化状态让人们承担着缺少英雄的茫然，人们只好从网络、影像、现实世界中醉心于打造娱乐英雄。当超女李宇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０５年的英雄人物榜时，这位冠军“英雄”树立出独特个性态度与反传统创意，挑战规范的中性形象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越了她的歌声。{12}而无独有偶，２００６年尚雯婕等超女同样作为青春励志的英雄范例，使曾遭“恶俗”评价的超级女声打上了“精英”的文化烙印。而她们动人的英雄气质不过在于，在坎坷奋斗路途上不惮寒微不屈不挠，对社会凡俗趣味、庸常生活与红尘舞蹈惯性的毫不妥协，对心灵精神与生命热情做出执著的坚守。如果说，那些超女好男曲折磨练的“奋斗”之路是普通人生历路的缩影，那么这种精神坚守已勾起奋斗崛起的精英们的英雄情结。故而在这些选秀镜像中，精英们总是期待这些不懈努力的歌者来吟颂他们体验的英雄荣耀。{13}
草根民主镜像。克隆“美国偶像”等娱乐节目比赛的电视选秀，也是一场花样迭出激动人心的超级明星魅力“选举”。夸张地说，它催生着现代政治文明某种情感投射、逻辑期待与微言大义，因为它的晋级胜出结果依赖于类似全民选举的形式。当超女、好男们通过舞台向大众展现音乐、形象、能力与亲和度之时，ＦＡＮＳ们则呐喊鼓动狂热投票支持他们登上大众目光的最顶端。正是这种激幻的投票“选举”带给ＦＡＮＳ巨大的认同满足感。我们看到在这些选秀火爆的互动形式中，人们手中开始具有颠覆权威与主宰比赛进程的权力和机会，他们可以根据自我愿望与喜好对传统固化的权威意识做出对抗。虽然，这一形式与真正“庶民胜利”的政治文明有着遥远的距离，{14}但其“民主”镜像还是幻觉化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政治期求，把它看成开放民主心态与社会积极变革的渐进开端是可以的。
现实竞争镜像。这类选秀比赛过程大多借鉴了一个新颖的选手竞争环节：PK(Player Kill)｡PK赛台是一个充满搏击成败两现的壮烈激荡的竞技场，它的镜像为现代人们无声地开出一个生活事实的秘方。透过这一竞技场的悲喜，观众们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现代社会生存的沉重压力迫使人们把更多的能量用于生存，人生前进的可贵或许就在于面对各种成功的同时，也必须坦然地承担经过努力后的种种失败。ＰＫ台演绎出的情形，与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却必须竞争的感觉重叠，其传奇的成败镜像颠覆和更新了以往人们对于奋斗之旅的认识。ＰＫ刺激大众深层心理的能动性想像与残酷性逻辑，调动了大众在现实竞争中个体自身感动或悲壮等真实体验。在一个商业影像的框架下，其保真性电视幻象正如社会一扇窗口展示出翻版的生活现实，电视影像潜在地传达出了类似传统文本写实的感染力。{15}
本真人性镜像。那些阳光年华的女孩男孩进行着世俗功利的比赛，残酷的赛制设计凸显了选手们不同的个性、处事方式，甚至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面临诱惑时本真的一面。{16}在导演们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在比赛中“秀”出了充满悲喜的友谊、真诚、竞争、信念与感怀，将人性各种情感从不同影像环节浓烈地弥散开来，其所“秀”情感特别张扬人们普通生活中所期求的美善镜像。随着电视镜头的延伸，父母们讲述孩子那些寻常而感人肺腑的磨难经历，众多ＦＡＮＳ在台下挥动着臂膀诚挚地支持选手，ＰＫ台上选手面对胜出与淘汰时不时激荡出动人心扉的眼泪，等等。当观众用心沐浴着节目澎湃的真情狂潮之时，这一影像形式也完成了对日益不彰的某种人生情感的关怀，人们在属于平民自我的“造星”节目中得到了人性的抚摸和拯救。
透过目前各种电视选秀这一轰动社会的影像文本的特别事实，我们看到，一幅后现代与后殖民社会文化意义的动人景观日益显现。它通过精心恢复某些赤裸裸的世俗化真实情调的文化镜像，完满了大众关于社会民主、进步、自由、反叛甚至性别意识等的粗疏勾勒。这种特殊文化背景的电视图像娱乐游戏的有效运作，正是当代某种丰富意味的平民社会欲望之下，通过渗入整个社会文化相应的事实意义而形成了镜像的解释框架。作为社会生活特定文化意义的影像符号表征，其信息循环与传播实践以共享形式不断赋予大众对自身的认同。人们对这种镜像形式的读解与阐释，明确地指示出它作为意指实践表象系统特殊的符号载体意义。{17}尽管这类社会影视镜像方式的技巧有着某些瑕疵和局限性，但在这类后现代例证尝试与后殖民理论的摹仿挪用中，当代文化各种碎裂意义的踪迹，通过此种方式仍然获得了丰富的阐释可能性。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①[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②④⑥⑨{17}[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5页,第6页,第24页,第103页,第5页｡
③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6月,第6页｡
⑤⑦⑧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96页,第65页,第95页｡
{10}陈曦《快乐的是超女 沉重的是什么》,《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30日｡
{11}张颐武《决不可以低估超女的意义》,《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日｡
{12}闻逸《“亚洲英雄”李宇春登上周刊封面》,《新闻晨报》,2005年10月4日｡
{13}慕容洲《反偶像狂欢中的英雄叙事》,《百度贴吧/张靓颖吧》,2005年8月12日｡
{14}庄礼伟《超级女声・虚假需求・剧场政治》,《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0日｡
{15}[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一兵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16}夏青《成就偶像的残酷抉择》,《南都周刊》2006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