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徽州文书、徽州典籍文献一道，共同构成徽学研究三大基本资料支撑的徽州文化遗存，其内容主要是指历史上徽州人在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与生活中所建造和遗留下来的地面文化遗产及设施。其时间上限为秦汉时期，下限则为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其空间范围包括古徽州一府（州）六县（含徽州府前身秦汉时期的黟、歙二县之地，新都郡、新安郡、歙州、徽州，六县指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江西的婺源县）。这些文化遗存作为徽州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对它开展全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底蕴丰厚的徽州文化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推动徽学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徽州文化遗存的类型及其数量分布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地，地面文化遗存分布广泛。作为徽州人过去生产和生活的物化形式，徽州文化遗存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能够保存到今天，已经是弥足珍贵了。根据这些地面文化遗存的现状，我们可将徽州文化遗存依次划分为古村落（含水口）、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与学校（含文庙、文昌阁、私塾、考棚和书屋等）、古城（含古城墙、城门、谯楼和衙署等）、古街、古园林、古（镇）埠、古桥、古渡、古关隘、古碑刻、古塔、古道观、古庙宇、古亭台楼阁、古戏台、古作坊、古井和古窑址等类型。
从我们已经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徽州文化遗存，时间最早的大体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山峦叠嶂，群峰竞秀。山隔壤阻的自然环境使徽州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历史上较少受到兵燹之灾。在人文上，徽州自唐宋以来，即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富庶之区，一向享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的赞誉。因此，与相邻地区相比，其文化遗存保留下来的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徽州现有文化遗存中，古村落有２０００余处，古民居６０００余处，古祠堂５００余座，古牌坊１３０座，古戏台近３０处，古桥１２７６座，古书院、书屋、考棚、文昌阁和文庙等１３０余处，古塔１７座，古亭阁１００余处，古碑刻５００余通（处）。其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皖南古村落的黟县西递、宏村，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歙县棠樾牌坊群和歙县渔梁坝等。至于省、市、县（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达数百处之多。
就地域性分布而言，在徽州一府六县中，长期作为徽州（府）治的歙县（含今徽州区）文化遗存分布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为齐全。从徽州现有１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看，仅歙县（含徽州区）即占了７处。而且这７处文化遗存，拥有的类型也涵盖了古村落、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古亭阁和古水利设施共６大种类。其次是黟县、江西的婺源县。至于休宁、祁门和绩溪，由于建国后经济发展和自然人为因素所致，其文化遗存的总体数量相对偏少。
徽州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
由于徽州文化遗存反映了历史上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面貌，透视出徽州人精神深处较为隐秘的世界，它对我们复原和重现过去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全景，具有纸质文献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正如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所说：“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而它还在说话”。因此，作为还在说话的建筑，徽州文化遗存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徽州文化遗存是近千年来徽州人生产和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大部分文化遗存依然成为当代徽州人生产与生活的场所，尤其是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沧桑，但它们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些遗存真实地记录了徽州人过去和今天的生活，是历史上徽州人生产、生活场景和状况的真实再现。它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徽州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徽商资本投向、徽州宗族运作、家庭与民众社区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连续性素材。不仅如此，庙宇、道观、古路亭和古桥等文化遗存及其碑刻，还为我们了解和洞察徽州人最为隐秘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据文献记载，徽州人宗教信仰淡薄，“徽俗不信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眼民国?演许承尧：《歙事闲谭》）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中国四大道教胜地享誉遐迩的休宁齐云山和香火缭绕的祁门西峰寺，还有遍布各地的社屋以及供奉于许多廊桥上的神龛来看，这些为数颇丰的文化遗存的存在，有力地说明了历史上徽州人不仅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大量俗信，徽州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徽州文化遗存是底蕴丰厚、博大精深的徽州历史文化的集中反映。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发达，私塾、书屋、书院等教育场所遍布各地城市和乡村，无论平原旷野，还是山间僻壤，都出现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嘉靖《婺源县志》卷四），以致“言海内书院最盛者四，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南北主盟，互为雄长”。（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二）那么，徽州的书院、私塾和书屋等状况究竟如何？我们从歙县古紫阳书院、雄村竹山书院、黟县南湖书院和婺源养源书屋等遗存的完整存在，以及对婺源福山书院、黟县碧阳书院和祁门东山书院部分遗存的考察，都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当年徽州书院和私塾教育的繁荣景象。而绩溪县考棚的完整遗存，更为我们全面了解徽州乃至全国县一级的考场状况，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历史见证。如歙县雄村文会碑刻的完整存在，则在另一个层面见证了当年徽州文会发达的盛况。
我们还可从散存在徽州各地的徽州商人古民居精美的石雕、木雕和砖雕，以及大量“商”字门的实物中，窥见徽州商人生活奢侈和内心骄虚的一面。对热心筑路修桥和兴办教育等公益性事业，徽商尤其不惜斥于巨资，徽州各地的书院、私塾、古桥、古道以及碑刻等遗存就记载了徽商捐资筑路修桥和投资教育等公益性事业的事迹。根据这些文化遗存，结合文书文献等珍贵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完整地重构和再现昔日徽商的生活。
徽州文化遗存所透视出的徽州文化内涵是具体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在利用文书、家谱等文书文献资料研究徽学的同时，我们切莫忽视徽州文化遗存在徽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只有将文书文献材料和地面文化遗存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更加真实地复原和再现徽州历史文化的场景，才能使徽学研究更加深化。
徽州文化遗存的学术价值
徽州文化遗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毕竟历史上徽州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徽州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直接体现。
徽州保存下来的数量和类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对我们重构和再现徽州人过去的生产与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由粉壁黛瓦马头墙式的民居组成的徽州古村落随处可见，“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绰楔峥嵘，鸱吻耸拔，宛若城郭”。（?眼清?演程庭：《春帆纪程》）完整的古村落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黟县西递和宏村，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它们宏大的规模、恢弘的气势和精雕细琢的工艺，都给我们真实了解清代以降徽商的生活，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依据和活的标本。而悬挂在宏村承志堂那幅“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木质楹联，则使我们真切体会到三百年前徽州人观念的变革。走在当年的徽商古道和两旁店肆林立的古街如歙县渔梁、休宁万安、婺源清华、祁门侯潭和黟县渔亭等，则又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徽商所创造的繁华时代。徽州文化遗存是徽州人生产与生活最真实的客观存在，它为我们复原和再现徽州历史文化，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活的证据。
徽州文化遗存具有极为重要的建筑学价值。以依山傍水、山环水绕为村落选址，以粉壁黛瓦马头墙、四水归堂为民居标志；以小桥流水人家、追求精致古朴的园林设计，都是徽派建筑的典型特征。徽州近万处自元至民国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皖南古建筑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实体，诸如元代遗构的徽州区西溪南绿绕亭、呈坎古村雕梁画栋的贞靖罗东舒祠和明代古建筑群等。这些建筑学上的成就，为我们研究极具地域特色的徽派建筑及其演变轨迹，提供了活的标本。
徽州文化遗存的艺术价值亦不可小视。至今尚存的近万处徽州文化遗存，在类型上几乎囊括了包括从官府到民间的所有建筑类型，尤其是文化遗存中整体景观和自然和谐与共，体现出了整体的艺术之美。而古建筑特别是古民居、古祠堂和古牌坊构件上精雕细琢的石雕、砖雕和木雕工艺以及三雕画面中所反映的人物、花鸟、虫鱼和戏文故事等各种内容，栩栩如生，其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尚存的数百通徽州碑刻，其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个精美的书法艺术品。
徽州文化遗存还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发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勃兴，人文昌盛。富甲一方的徽商贾而好儒，不惜斥巨资，进行村庄、居舍、祠堂、园林、学校、书院以及各种公益性设施的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地面文化遗存。如今，这些地面文化遗存从广义上来说，都已变成了文物。这些珍贵的地面文物，仅挤身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黟县西递和宏村的古村落；更有包括许国石坊、棠樾牌坊群、渔梁坝、罗东舒祠、呈坎古村、潜口明宅、老屋阁和绿绕亭、龙川胡氏宗祠、西递宏村古村落和程氏三宅等１１处，被先后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珍贵的地面文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徽州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古徽州一府六县，其中尤以歙县（含现黄山市徽州区）、婺源和黟县为最多。这些文化遗存和现存的数十万件（册）徽州文书文献结合起来，直接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最基本材料。也正是由于这些最为原始的第一手文书文献和文化遗存资料，才使我们综合研究自宋以来徽州社会的综合时态成为可能。因此，就学术价值而言，徽州文化遗存对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与确立，具有其他纸质文书和文献所无法取代的功能，是构成徽学学科最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加强对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和研究，不仅对摸清徽州文化遗存的家底，提供最有价值的保护方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徽州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对徽学学科的推进和发挥，尤其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
